【原】【智泉聊书】【中国作协会员】郭进拴丨读刘庆邦小说有感

智泉流韵原创 202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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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庆邦小说有感

作者/郭进拴

我最近网购了两套《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一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编年卷，一共是6卷，

一.《走窑汉》

这是第1卷。按照年代先后，选取了作家1978年到198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刘庆邦被称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他小说中的乡村冲和恬淡，温暖忧伤，有着人性美人情美；他笔下的煤矿，粗犷热血，有人间的至情至性，又有着无数的悲欢离合。卷一中收录了他的代表作《走窑汉》，极熟练地从心理恐吓的角度写出了一桩残酷的复仇案，这篇小说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很酷。

二.《新娘》

这是第2卷。按照年代先后，选取了作家1986年到1994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刘庆邦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煤矿题材，乡村题材的比较少。作家对煤矿工人和煤矿生活之熟悉，使他可以在短小的篇幅中迅速勾勒出人物命运的走向，入木三分地凸显出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中国煤矿工人的粗犷与温柔，血性与柔情，恩怨与悲哀，在刘庆邦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三.《平地风雷》

这是第3卷。按照年代先后，选取了作家1995到199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刘庆邦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仍然在煤矿题材和乡村题材两类上努力。并继续在极善和极恶的两端，对人性做着充分的挖掘。这一时期的小说可谓题材多样，不拘一格，风格多变，可以看出作家这一时期在不断夯实自己现实主义写作的同时，也在挑战和开拓着自己，向着各种故事和人物进行着深入的开掘，因而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被困在井底的老马，内外反差极大的打家劫舍的土匪，等等。

四.《夜色》

这是第4卷。按照年代先后，选取了作家1998年到1999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刘庆邦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又开始偏重乡村题材，与前期的乡村题材的创作不同，作家这一时期的乡村题材创作不再停留于对乡村故事的讲述，而更注重对乡村记忆的深入解剖，对美丽人伦的眷恋，对伤害与丑恶作着反思，尤其是《五分钱》这样的作品，呈现出中国当代作家中罕见的子午反省精神和对弱者的悲悯情怀。

五.《幸福票》

这是第5卷。按照年代先后，选取了作家2000年到2001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刘庆邦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已经稳定形成了煤矿、乡村两大主线的创作，并且在这两个主线的领域内不断精进，点笔成金，炉火纯青。

六.《手艺》

这是第6卷。按照年代先后，选取了作家2002年到2003年的短篇小说作品。

刘庆邦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看似依然在乡村和煤矿两线“作战”，其实仔细阅读，可以感觉到他对社会和人性有了更深入的开掘，这时候的创作已经很少有戏剧张力很大的情节设置，反而是有着对人性和中国人乡村性的淡淡叹息。尤其是《黄胶泥》这样的作品，以北方土地特有的黏性来寄寓中国乡村整体的国民陋习对人的扼杀，直接促成了他后来的长篇小说《黄泥地》的写作。

著名作家刘庆邦被称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在四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他始终坚持以短篇小说为主，至今笔耕不辍，在短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文坛瞩目，并由此获得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多关注于乡村和煤矿题材，而后期至近年的创作，可谓题材多样，不拘一格，风格多变。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编年卷中，收录了他在2003—2018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138篇，150余万字，分为6卷，从中可以看出作家这一时期在不断夯实现实主义写作的同时，也在挑战和开拓着自己，向着各种故事和人物进行着深入的开掘，因而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打工者，农民工，市民，保姆……在这些普通人身上，既有人性的弱点，同时又不乏可贵的品性，表现了作家一如既往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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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摸鱼儿》（2003—2005）

卷二《眉豆花开一串白》（2006—2008）

卷三《西风芦花》（2009—2011）

卷四《清汤面》（2012—2013）

卷五《银扣子》（2014—2015）

卷六《燕子衔泥到梅家》（2016—2018）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已经成为当代文坛上重要的文学现象，李佩甫、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等都在文坛上有重要的影响。

刘庆邦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是小说获奖专业户，他是“短篇小说之王”、“短篇小说圣手’，他在喧嚣浮华的文坛一直专注于短篇小说创作。无论故事的题材怎样出新，叙述的方式又怎样新奇，刘庆邦一直老老实实地写作，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言：“他不是暴得大名的作家，他的声誉形成于耐心和持久的创作中。川从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出发，他满怀深情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悠远诗意盎然的田园画卷，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当代农村的变迁以及在城乡剧烈冲突下农民心理的挣扎和转变。在追忆和重述的过程中他遭遇了自己的精神困境和小说创作上的瓶颈，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逃避，没有畏惧，持久耐心得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书写底层人物的命运，并且一直没有放弃写作道路上不断自我反省的努力。在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刘庆邦坚守着人文关怀的立场，交替开采农村和矿区两块写作宝藏，在贫穷和困苦中捕捉诗意，在黑暗无望的井下发现光明，从平凡细微处描摹人性的善恶美丑。关于刘庆邦单篇小说的评论并不少，但大多还是在风格的“柔美”和“酷烈’’，以及题材的“农村”和“矿区”之间作文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陈思和的《在柔美和酷烈之外——刘庆邦短篇小说艺术谈》，他认为刘庆邦小说呈现出来的柔美和酷烈的世界都太单纯透明，是作家安置自己脆弱心灵的地方，因为它的理想化和极端化而失去了真实生活的复杂性，是作家想象中的民间而非民问的真实状态。对当下社会的反映是刘庆邦小说的缺憾，在此基础上对刘庆邦小说世界的转变提出了深厚的期待。对于刘庆邦小说的整体观照为数并不多，雷达的《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是我看到的关于刘庆邦早期作品比较全面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是评论者差不多看完刘庆邦到19９２年为止的全部作品而写下的比较客观全面的文章，他的最大价值在于发现了刘庆邦早期写的几篇关注人的原欲、本能怎样导致精神的扭曲和狂乱的几篇小说《找死》《煎心》《为你们保密》，这些作品完全撇开社会的历史的背景而只写人的潜意识层面，为小说增添了精神分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析的色调。他还关注了之后评论家几乎不曾提及的几篇对于刘庆邦创作有很大影响的作品；《大中原》——被雷达称之为刘庆邦的心灵备忘录和精神上的自叙传，以及《东家》、《宣传队》等等。

我认为雷达的评价虽然局限于９０年代之前的刘的作品，但是眼光独到，非常全面。这些点评和论述对我的论文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将在此基础上努力发现自己看到的问题，这是我这篇论文最大的目刘庆邦小说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我选择乡村女性书写这个主题起先是受到北乔的《刘庆邦的女儿国》一书启发，谨在此向他表示感谢。对于乡村女性的塑造刘庆邦是走在两条道路上的，童年经历是他塑造母性神话的原动力，然而乡村女性真实的境遇打破了这个神话，于是对于施害者城市的仇恨成为他女性进城小说的基本情绪和立场。但是随着对作品的深入研究，我发现刘庆邦盛名之下的小说创作已经陷入泥沼的境地，极端的城乡对立态度、模式化的叙述方式和重复的人物主题，这一切让刘庆邦逐渐走入了创作上的困境。所幸的是刘庆邦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逐渐走出了个人经验话语，积极地投入到当下真实多变的生活中去，在矛盾和冲突中迸发写作的张力，带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希望和期待。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第一章：乡村女性成长史在刘庆邦的乡村世界里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那些多姿多彩、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从单纯善良的少女到迷惑徘徊的少妇再到忍辱负重的母亲，几乎概括了女人一生的成长经历和精神历程，生理上的萌动，初遇爱情的娇羞悸动、面对都市浮华的欲望灼烧和灵魂终归无处安放的惶恐都被刻画得生动细微，惟妙惟肖。可能是作家年幼丧父的缘故，刘庆邦的乡村小说中几乎没有父亲形象的存在，即使出现也基本上是一种虚设，父亲角色的缺席或虚化和女性形象的反复凸现使作品显示出女性般的柔美和含蓄，乡村生活由此也流动出诗意的旋律。作为从乡村出来的小说家，笔触多着墨于乡村生活，这是很正常的，毕竟谁都无法逃离自己的成长环境。综观近些年异军突起的文学豫军的创作，情感的文字总是离不开脚下那一片中原大地。但是即使把刘庆邦的创作放在在河南作家集体的乡村书写中来看，他笔下的乡村世界也是独树一帜的。

“河南作家共同的特性就是对政治的热情不减，普遍对女性的漠视”，“骨子里，女性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永远是他者、是属从。女性在地域性的一群作家中始终处于一种被歧视的地位。”而在刘庆邦的乡村书写中，女性成为最鲜亮的乡村风景，最动人的乡村回忆。他对女性的态度不仅不是漠视的，相反是近乎崇拜的。刘庆邦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自己对女性偏爱的原因：“一是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男性作家，谁都愿意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写到女性，才容易动情，容易出彩，作品才好看。第二个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少年丧父，是母亲和姐姐把我养大，供我上学。对她们的牺牲精神和无私的爱，我一直怀有愧疚和感恩的心情，一写到乡村女性，我的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寄托其中。作为家中的长子，幼年丧父虽然使刘庆邦失去了厚重如山的父爱，母亲和姐姐们对他的精心呵护却使他比别人感受到更多的女性温暖，正是通过自身的生活遭遇他打开了观察女性世界的窗口。走上创作道路之后，刘庆邦以男性特有的眼光，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了大量在农村和矿区生活的女性形象，以一个个女人身体和精神成长的故事，勾勒出乡村女性一生的成长史，构筑起远离都市的最淳朴最鲜亮的乡村“女儿国”。第一节：情深意长“女儿家”如果有这样一道测验题：你认为人类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将一笔一画填上：少女．刘庆邦曾在一篇《关于女孩子》的创作谈里，对少女的纯洁、羞涩、美丽、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朴素、敏感、情窦初开等等，极尽赞美之能事。“一个作家不可能对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视而不见。他的目光躲躲闪闪，说明他发现了美丽，但又怕对美丽有所伤害。他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层出不穷的美丽女孩采取漠视态度，因为他慢慢懂得，美好的艺术品本身，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作品里有丑恶的东西，那必定是社会将女孩子变成了女人，并对可怜的女人百般蹂躏。这样的作品从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了作者对女孩子真诚的维护和喜爱。”他笔下的少女形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年纪大约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女孩子，我把她们称之为“小姐姐”。主要代表作有《谁家的小姑娘》、《小呀小姐姐》、《种在坟上的倭瓜》、《毛信》、《红围巾》等；一类是待嫁女儿家，她们大多数到了嫁人的年纪，遵循着农村的相亲风俗，有了自己喜欢的对象，走在憧憬爱情的路上。主要代表作有《鞋》、《春天的仪式》等。

“小姐姐”们这一群“小姐姐”年龄最大的只有十二岁，她们年幼丧父或丧母，和母亲或父亲、弟弟相依为命。面对苦难的乡村生活，本应享受着父母家人宠爱的小姐姐们过早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她们的角色也自觉不自觉地由单纯的姐姐转换为姐姐和母亲的结合体。《小呀小姐姐》中八岁的小姐姐为满足残疾弟弟“走路”的心愿而背他到田间为弟弟走路，引导弟弟享受大地和植物带来的幸福，最终却因给重病的弟弟摸鱼吃而不慎沉入池塘，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却在照顾弟弟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一种母性的光辉；《哪家的小姑娘》中十岁的改因为父亲出了车祸而面临自己被说婆家和母亲改嫁的境地，命运的残酷使改一下子长大了，她学着娘的动作，替娘到田里“攉水”，“阳光从开裂的云缝中投射下来，照在改连续扬洒在空中的水花上，焕发出一种七彩的光，缤纷而美丽”，改成长为家里的第二个劳动力，为母亲分难解忧的信念是那么坚定，单调乏味的劳动也焕发出诗情画意；《眼睛》中春穗在母亲去世后，在家里俨然就是一个当家的女人，对弟弟的严厉正是她在失去母亲之后母性意识悄然生长的潜意识表现。这些小姐姐们对小弟弟，小动物和植物，对每一个小生命迸发出源自内心的母性关怀，纯洁自然，无半点虚伪造作。面对乡村苦难生活的超然与乐观，忍耐与承担，好像都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庇护，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爱成为她们成长道路上的源泉和动力。到这里，我们发现，这些小姐姐们已经不仅仅是刘庆邦带着童年经历和乡村经验追述而成的一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象征。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的女人“母爱”的象征，与其说是刘庆邦的童年往事“在记忆的血管里流淌”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刘庆邦对母亲在文化意义上的追溯和探源。这些“小姐姐”其实就是刘庆邦在《平原上的歌谣》《枯水季节》中母亲形象的缩影，更是他依据童年记忆和乡村经验创作的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量小说中的背景和底色。

乡村古典式爱情乡村的美是一种静态的美、传统的美，而处于相对封闭落后的传统乡村女性生命中所特有的善良、温顺和含蓄正是传递和展现这种美好的最好的载体。对于这些少女们来说，能嫁得一个好人好好地过日子是她们一辈子幸福的前提和保证。她们的爱情观是传统古典的，从一而终的，甚至还在沿用着“相亲”这种古老久远的方式来定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写乡村少女的爱情，刘庆邦凸出了乡土爱情的纯洁、神圣和诗意，故事都是非常简单甚至单调重复的，但是作家把重点放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待嫁女百转千回的细密心思在小说中抽丝剥茧，一一得到呈现。主要代表作有《鞋》、《春天的仪式》、《怎么还是你》等。《春天的仪式》讲的是一个待嫁少女星采希望在庙会上和未婚夫见上一面的故事。古老的相亲风俗使得男女双方在婚前基本上没有见面和交流的机会，然而少女渴望与自己的未婚夫见面的愿望是炽烈的。三月三是赶庙会的日子，是乡村人的节日，也是星采朝思暮想的一天。自从收了张庄那家人的订亲彩礼，星采就在心中埋下了一个关于三月三的秘密，以至于“有人一提起三月三，她的脸上马上热的不行，心跳得不行。

作家通过对人物心理历程的深切体察和生动演绎，把我们带进了少女恋爱的过程，经历着甜蜜，羞涩，着急，失落，惊喜的跌宕起伏。星采把自己对未婚夫的全部想象和希望都倾注和寄托在这次三月三的庙会上。“三月三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好，一大早就与往日不一样。鸡叫得响，鸟叫得脆，驴子叫得悠扬。”所有这些甜蜜美好的感受都是少女恋爱时对外界事物极度敏感和内化的证明。到了庙会上，我们先是看到少女怀春“想见又怕见”的羞涩——“星采进了街口，觉得人渐渐多起来。起初她不敢乱看，生怕一下子碰见那个人的目光。”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上人还没有出现，星采变得着急，庙会上一切好玩的事物都吸引不了星采的目光，“星采这回什么都不想吃，也不想买别的东西，想找张庄的那个人。”然而踩脏了花鞋，淋湿了鬓角，那个人还是没有找到。星采开始有点生气了，她又饥又渴，却赌气似的不吃不喝，虽然已经决定回家了，却还是不肯放弃，眼睛在人群中极力搜寻着“那个人”，终于在最不抱希望的地方与“那个人’’的目光相遇，这时候我们的星采却吓得不知所措，只好躲到墙角后面，“星采身子紧贴在墙上，双手却捂在胸口，一颗心还是止不住地大跳，她一时不知道是停好还是走好，是走好还是跑好……”至此，星采之前所受的委屈和心生的怨恨顿时烟消云散，只剩下满心的欢喜和激动。另一短篇《鞋》故事情节同样简单，待嫁女儿守明遵循乡间风俗为未婚夫做鞋，从纳鞋底、选花型到做鞋帮儿、缝合整个做鞋的过程，守明把少女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想象一针一线细细密密饱含深情地缝进了这双鞋中。在这些小说中，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刘庆邦细致入微地为我们展示了乡村少女面对爱情的心理流程，她们的心为“那个人”而跳，脸为“那个人”而红，期盼失落，幸福忧伤全因“那个人”而起。第二节：吹晌自己的生命乐章人类、音乐、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者是相通的，是浑然一体的．刘庆邦笔下的乡村女子通常给人以柔弱、温顺的印象，她们是田园牧歌的吹奏者，是无数人心中对乡土向往和眷恋的对象。但是随着城市文明的侵入，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不可避免受Ｎ乡’Ｉ－来人事和观念的影响，这些农村少女狭窄枯燥的生活空间被打开来，她们对爱情、金钱、亲情等观念也和以前有所不同。她们不再屈服于传统观念的钳制和摆布，而要勇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在农村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响器》中的高妮是一个通过学习吹大笛实现婚姻幸福，事业成功，生命得到完整的现代女性形象。高妮的生命是被大笛吹响的，从此她作为女性成长的每个过程都与大笛紧紧相连，再也没有分开。第一次听见响亮的大笛，她的身体和灵魂都被牵引着靠近音乐的世界，沉浸在音乐中的高妮如同在梦境中自由飞翔。然而按农村的说法，女孩子家如果吹响器就免不了抛头露面钻到男人堆里，那么这个女孩子的下场就是嫁不出去，甚至一辈子被人看不起，死了也不能进祖坟。这样的威胁根本动摇不了高妮学习大笛的决心，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毒打割不断她对大笛的痴迷。在高妮的努力和争取下，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仅学会了吹大笛，和大笛手结了婚，还成了气候，“大笛仿佛成了她身体上的一部分，与她有了共同的呼吸和命运。”

这是一个与刘庆邦之前塑造的传统乡村女性完全不同的形象，她对传统观念和家长专制毫无畏惧，音乐所带来的自由和内心的震撼给了她与命运抗争的勇气，终于她用大笛吹开了自己的生命之花。在另一短篇《唱歌》中，长金也是在音乐中得到了美的享受，精神上的愉悦。在特殊的年代里，人根据“阶级”和“成分’’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人们的观念和思想被束缚控制，连唱歌这样发自内心的抒情方式都被某些阶级和群体垄断，平日里最要好的朋友也因此与成分不好的长金拉开了距离，但是“鸟爱唱歌，风爱唱歌，长金正处在一包子感情的年龄，怎能不喜欢唱歌和听歌昵？”

在朋友那里碰壁后，长金开始自己学唱歌，她白天跟着远处的歌声小声唱，晚上做梦大声唱，对音乐持久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让长金有了可以放开喉咙大声唱歌的机会。虽然对音乐的爱好处处受到压制，但是来自内心的热爱终于冲破了笼罩在长金心头的乌云，长金凭借自己的勇敢、热爱、努力和信心得到了追梦的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权利。在追求幸福和自由的道路上，现代乡村女性从来都是坚定执著的。对于女性命运影响最大的爱情和婚姻，这些勇敢的女性不再采取保守和被动的态度，她们不愿重复《鞋》中守明痴心落空的命运，不愿只停留在被人安排和自我幻想的狭小空间，而是勇敢地主动追求和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怎么还是你》中喜泉就是这样一个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经历了自我意识的萌发与成长的新农村女青年。她既有传统乡土少女的美丽、善良、能干和善解人意，又有现代女性的聪明、自主和自尊。虽然第一次相亲时她出于姑娘家的矜持与羞涩而拒绝了，但当她发现了对象星堂的聪明与能力等优点后，毅然决然地表现出了自己在爱情上的主动性，并且积极付诸行动。先是通过赶集与星堂见面，证实星堂不但没有结婚而且还对自己有意思的事实。然后聪明大胆的喜泉撇开母亲以“葱’’亲自请媒，向大娘委婉地透露了自己的心思。在大娘安排的第二次相亲中，喜泉得到了自己的真爱。同样是相亲这一农村的风俗，与《鞋》中的守明的被动相比，喜泉成为这门亲事的主体，整个婚事的走向是完全掌握在喜泉手中的，她的未婚夫星堂成为了她俘获的猎物。传统相亲风俗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母亲和媒人也被她搁置在一边，最终喜泉通过自己的主动追求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如果说高妮和喜泉是乡村少女追求幸福人生的胜利者，那么《玉字》中的玉字应该算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失败了，而且在庄稼人眼里是输得一败涂地，“好比一朵鲜花，多少人转着圈儿要花大价钱买，她呢，把攥着舍不得撒手，这下好，掉在地上让猪给嚼了，一分钱也不值了。’’

玉字是读过书的认字女娃，她唱歌好听，爱看小说，还发起过“集体相亲协会’’，这些曾经的要强和优点在乡村的贞操观下变得一文不值，相反成为人家吃饭桌上的笑料。但是要强的玉字并没有就此向命运低头，走庄里人给她设计好的老路：非死即疯。从身体受辱到精神崩溃，再到疯狂的发泄，玉字经历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之后，显得出奇的平静。“此后，玉字该吃就吃，该做就做，该睡就睡，跟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但这时的玉字，已经从柔弱上升为坚强。她主动出现在乡村众人的面前，承受人们的指责和侮辱。更出人意料的是，她以嫁给其中一个施害者作为报仇的途径，利用男性对女性的独占欲精心筹划了一场天衣无缝的复仇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两个施害于她的男人成为任由她摆布的棋子。最后，玉字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报了仇，至此，我们再也没有理由把温顺、柔弱这样的字眼用在乡村女性身上，乡土生活教会她们的智慧和坚韧让她们迸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与多难的命运做不屈的抗争。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第三节：人类母亲的原型的天性中有母性，无妻性。“大概是因为我少年丧父，是母亲和姐姐把我养大，供我上学。对她们的牺牲精神和无私的爱，我一直怀有愧疚和感恩的心情。”对乡村母亲形象的描写，是刘庆邦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平原上的歌谣》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的长篇小说，是献给母亲的一首赞歌。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虽遭不幸却坚忍不拔的母亲——魏月明，她在丈夫死后，独自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极端艰苦的大饥荒中，历尽艰辛，把孩子们都培养成人。她是一位为丈夫，为孩子而活，惟独没有她自己的平凡女性，也是一位对身边遭遇不幸的人充满同情，一有机会就伸出援手的地母般温厚的女性。她更是一位集阴柔的美、阳刚的美与一身的有着博大胸怀和崇高美德的伟大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象征，也是人性真善美的象征。对于母亲的书写刘庆邦很特别的一点在于，他能发现和挖掘少女身上的母性。

《梅妞放羊》就是这样一篇奇异的小说，说她写乡村少女的成长可以，写乡村少女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关系也好，最叫绝的是刘庆邦在这一系列的书写中为我们展示了少女身上的母性是怎样被一步步激发的，母性又是怎样从动物本能发展为高贵的人性，从而升华为圣洁的母爱。“未成年的女孩子基本上还是自然人，她们每天到野外割草放养，摸鱼摸虾，与自然交流是自然与自然之间的交流。’’生在农村的梅妞，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和水羊、小炕鸡在一起，放羊时她喜欢吃青草丛中的野花苞和刚长出的新麦。麦子甩穗，豌豆花开，生长在自然中的女孩，天然的母性就像花香一样在春天的阳光下从生命中流溢。羊吃草时她担心，“羊，羊，吃草归吃草，不许吃撑着，吃撑了肚子疼。”晒太阳时她给羊唱歌，“羊呀，没有亲娘不要紧呀，没人要你我要你，我来当你的亲娘吧。’’如果说这些都还是小女孩的把戏，那么随着她与羊相处时间的日渐长久，以及她自己生理发育进程的推进（“梅妞看见一只胖青蛙背上驮着一只精干的瘦青蛙，两只青瓦的尾部紧紧贴在一起。她知道青娃在干什么，觉得这样不太好，大白天的，干什么呀！’’）她对怀胎的母羊渐渐多了一份感同身受式的体验，整天操心着它肚子里的小羊，操心着它那日渐膨大的奶。特别是母羊产小羊羔的经历将她的这种体验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听到母羊生产时凄厉的叫声，她忍不住要替它念话，言辞之间充满了对正在遭受痛苦的“羊妈妈”的无比关切与同情。母羊痛苦的叫声唤起了她对邻居二婶分娩时痛苦叫声的回忆，更引发了她对自身作为女性必经的生命体验的某种联想与想象，从而唤醒了她内心深处那处于沉睡状态的母性。如果说母性作为女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内因，是种子；那么，母羊的生产与二婶的分娩则是诱发其萌芽的外因，萌生了母性的花骨朵。“等到梅妞按耐不住给羊羔儿‘喂奶的想法得到实现后，这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使她身上的母性获得了一次巨大的飞跃：由间接的、外在的、似是而非的联想体会飞跃到直接的、内在的、贴心贴肉的生命体验。”埔“既然梅妞让两只小羊羔儿吃了她的奶，她就把小羊羔儿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它们很亲。白天放它们吃草，晚上则充当它们的保护神。甚至在睡梦中她将两只小羊变成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而当她的“孩子”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梅妞身上的母性在危急时刻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她不知不觉把镰刀握得紧紧的，嘴唇绷着，双目闪着不可侵犯的光芒，随时准备拼杀的样子。此刻，我们看到的俨然是一个母亲的形象：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来换得儿女的幸福和平安。隐藏在少女梅妞身上的母性在此刻得到了升华，战胜了恐惧和懦弱，也就达到了母爱的最高境界。

刘庆邦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大都没有丈夫，独自一人带着孩子过日子，家境贫寒，挣扎于苦难岁月中。《谁家的小姑娘》中的娘失去了丈夫，两个孩子都还小，家里没有男性劳动力，庄稼地里的农活就落到了娘的身上。当娘去黑叔家恳求排水的事时，我们从孩子的视角看到了这样的母亲，“娘站着说话，黑叔始终没有动窝，就那么蹲着。这样把目光拉远了看，娘有些小小的，相比之下，蹲着的黑叔似乎比娘还高些。”男人作为乡村的主要劳力显然对于家庭的地位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性劳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乡村人家的生存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失去了丈夫的娘因此在有权有势的黑叔眼里自然是低人一等的。得到了黑叔的同意，娘立马开始攫水，“娘的汗水湿透了衣衫，闪着水光的衣衫紧紧贴在娘背上，湿的面积比娘的背还宽。娘累得满脸通红，额头上的大汗珠子简直有些沉重，落到水里丁丁的。”繁重的劳作把娘变成了一个男性劳力，但体力的渐渐不支还是压垮了娘，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心疼娘的改顶替上娘，成为家里的第二个劳动力。虽然结局令人心酸，但改对生家庭责任的承担再次让人看到少女身上母性的萌发。“娘’’虽然在权势与劳作的压迫下，身心不得不扭曲变形，但乡土与母亲是孕育人类生命之爱的故乡，母爱的博大和厚重化为这片土地上的河流千年奔流不息。也正因为这片土地上有“小姐姐’’和母亲们母爱的播撒和传承，才使得这里的人性呈现出真善美的境界。《枯水季节》中母亲面对严酷的自然灾害依然保持着纯洁的心灵和美好的人性，当大多数人借着干活的机会偷吃地里的东西时，干完活的母亲却将鞋里和口袋里的麦粒全部磕出来，坦然地往家走去。当她成为男社员杀猪的见证人时，她虽然没能说出真相，但却把事后男社员出于感激送来的猪肉悄悄埋掉。母亲以无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言的行动教育着身边的孩子，在那个枯水的季节里如一缕清泉滋润和洗涤着我们的灵魂。母亲，在刘庆邦小说中是一盏明灯，以母爱之光照亮那些艰难黑暗的夜晚，慰藉着孩子的心灵。虽然母亲在乡村的生存处境是艰难无奈的，但命运的不公、丧夫的痛苦、性别的歧视都无法压倒母亲坚挺的脊梁，这样深沉厚重的母爱流淌在乡村女性的身体和血液，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的生命。综观刘庆邦的小说，无论是为他博得众誉的《鞋》和《梅妞放羊》，还是名篇《春天的仪式》、《种在坟上的倭瓜》、《响器》，以及近作《闺女儿》《唱歌》《桃子熟了》《黄花绣》等等，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一点：它们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而把这些女主人公集中到一起，她们又显示出一个共同点，即她们都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农村的土地上走出来的。这些女主人公有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有待字闺中的少女，有嫁为人妇的新娘子，也有为家庭付出一切的母亲，甚至还有老奶奶的形象。于是读这些小说，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由刘庆邦精心建造的“乡村女儿国”，跟她们一起感受着春种秋收，感受着青春爱情，也感受着生老病死。无论年龄老少，这些女主人公身上都凝聚着乡村女性未被城市文明污染的素朴自然之美，面对生活的困难乐观超然，面对命运不甘示弱，为子女的幸福甘愿付出一切，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为一体，她们是刘庆邦乡村回忆中最鲜亮生动的情节，是乡村自然风景和人情风俗的诗意写照。刘庆邦曾说自己的小说风格有两路：柔美小说与酷烈小说。他说，“柔美小说是理想的，酷烈小说是现实的；柔美小说是出世的，酷烈小说是入世的；柔美小说是抒情的，酷烈小说是批判的；酷烈小说如同狠狠抽了人一鞭子，柔美小说马上过来抚慰一下。我就这样处于矛盾之中，一直是自己跟自己干仗。”船对于作家这样的自述和他小说呈现的状态，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测：以《梅妞放羊》《鞋》等为代表的柔美小说是刘庆邦自己为自己建造的一个“桃花源”，里面住着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赞美的“清爽干净“的女孩子们。面对矿区生活的酷烈沉重和城市生活的虚伪浮躁，这片桃花源和这群女孩子们是他在矿区和城市无法找到出路和归宿返回来寻求精神家园的寄托。因此刘庆邦笔下的乡土大多是淳朴，真挚，诗意和梦幻的，女儿国里的人物是纯真，善良，天然和素朴的。

刘庆邦的《玉米地》里一个农村母亲对女儿的希望是这样的：“嫁给城里人，自己就成了城里人，以后生了孩子也是城里人，那才是农村姑娘应奔赴的前途。’’现在农村稍大一点的闺女，没有不进城打工的，这不仅仅是潮流，也是家人的期望。在刘庆邦的小说中，农村女性的出路只有两条：矿区和城市。进入矿区的大多是已婚妇女，她们或者跟着自己的矿工丈夫搬到矿区住，或者到了农闲的时候到矿区的家属房和丈夫相聚。而进入城市的大多是刚成年的未婚女子，或主动跟随打工大潮涌进城市，或因家庭经济原因等被迫无奈走进城市。走出“女儿国”，走出那片自然淳朴的土地，这些被刘庆邦无限赞美和珍爱的女性命运将会如何呢？背负着亲人和乡土的厚望，这些乡村女孩子奔赴的前途到底有没有留守在农村的人们幻想的那样美好？第一节：矿区女性——男性欲望的客体刘庆邦曾把自己的写作概括为乡村和矿区两大题材，作家１９岁被招到煤矿当工人，对于矿工的生活和情感有真切的体会和感受。“矿里的人大都是从四面八方的农村集而来，他们脱下农装，换上工装；放下锄头，拿起镐头。头上顶一盏矿灯．就下井挖煤去了。”

矿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割断了与乡土、传统的根脉，希望融入到现代工业文明当中去。但在现实中他们既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无力融入到现代工业文明之中，他们生活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之中，始终处于悬浮的状态。“矿区多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里面有城市的生活习惯，有乡村的生活习惯，是杂交的、复杂的人群。”正如刘庆邦在《家道》中所言：“在那里，人和金钱的关系，人和自然抗争的关系，人和死亡的关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都非常紧密和赤裸，每一层关系里都有故事可以挖掘，每一个故事都包含着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魅力。’’九年的矿区生活使刘庆邦深刻体会到矿工世界里的残酷，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生命的坚韧和脆弱，人性的贪婪和伟大在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前展现地淋漓尽致。对利益和欲望的渴求、压抑乃至扭曲、变形使得煤矿世界充斥着暴力和血腥，在这个意义上说，煤矿世界是酷烈的、残暴的、阴暗的。那么命悬一线的矿工们的希望在哪里，在这个暗无天日并且随时可能丧命的井下到底有没有光明的出口？“矿工们常年在沉闷、阴暗的坑道里劳作，对于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他们来说，最值得珍爱的莫过于女人’’，“而最最可恨的是，当他们在地底下挥洒汗水时，人家在地面勾引他们的老婆。说实在的，谁都有这个担心。”嬲人的欲望是与生理本能、生命意识紧密相联的。把命系于麻绳上的矿工，每一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可能。死神何时降临，人们完全无法得知。处于这样一个偶然性因素操纵的黑暗世界，他们无力抗争，是被动的，无奈的。这种独特的生命意识，造成他们情感和生理的渴求，背叛的痛苦，复仇的欲望，都非常强烈。而“城乡结合部”的独特环境，又让他们在亲情爱情与金钱物欲的较量中苦苦徘徊挣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尖锐激烈、复杂微妙，欲望以非常态的形式呈现出来。中篇小说《家属房》可谓欲望主题书写的代表作。家属房是矿区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冬天农闲矿工的家属都会到矿上来，家属房里上演着一幕幕的人生悲喜剧。小说开篇就点出欲望的主题，“家属房又叫配种站。”黑丙的老婆月儿在老家听到了丈夫在矿上有了相好的传闻，一夜没睡好就赶了过来。传闻被证实，丈夫对她非但没有半点愧疚，反而骂她“土鳖”，跟不上形势。老婆在她的眼里只是配种的机器。老嫖的老婆小艾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带着孩子住进了家属房，虽然这两个女人的丈夫都欺骗和背叛了她们，她们依然用一颗温柔善良的心对待自己的男人。因为丈夫常年下井犯下了关节炎，小艾每天晚上都用自己的肚子捂热丈夫的膝盖。但是矿区是个欲望爆发的地方，漂亮的小艾成为众多男人欲望的对象，老矿工路妈妈想占她的便宜，手中有权的冯工会主席也想得到小艾。最终为了得到在矿区工作的机会，小艾不得不投入到了工会主席的怀抱。小说中还有一个矿区宣传干事也是在外偷情，老婆知道后想来家属房生个孩子，却遭到干事的毒打。绝望的干事老婆开了煤气，和丈夫同归于尽。新婚的秀才和媳妇虽然是家属房里最甜蜜的一对夫妻，但是会写小说的秀才也和其他矿工一样把媳妇反锁在屋子里。由此可见，到了矿区的农村女性命运也没有得到改善。在性文化中、在家庭关系中依然受奴役和压迫。她们成为男人发泄性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矿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必须忍受大段独自一人生活，受到其他男人骚扰的命运，并且随时可能面临丈夫受伤或丧命的厄运。矿井是男性的征服地，深入井下的矿工们的世界是个女性缺失的世界。这些处在极度性饥渴中的矿工们寻找着各种途径发泄：有家室的可以在秋收冬种后与来矿上的妻子团聚，有钱的矿工可以下窑子找小姐排遣苦闷，当权者更是可以利用权势占有别人的老婆，而那些没权、没钱、没女人的矿工则时时处于性压抑将下井打洞赋予了性的暗示意义。生活的沉闷和单调使得矿区的男人所有的兴趣欲望都指向女人。“矿上缺女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越是缺女人的地方，窑工越是愿意把有关女人的话题当糖嗍，当咸肉嚼。”

《心事》中新婚的矿工慧生和妻子慧敏如胶似漆，“一下班，慧生半刻也不愿在井下停留，抖落满身的煤尘，大步流星地就奔大巷去了。为了早点和妻子见面，慧生甚至违反矿上不让扒车的规矩，为了不让害羞的妻子成为矿工们评头品足的对象，慧生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尽全力保护妻子。这样温柔甜蜜的情节在小说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是矿工对女性的变态占有欲。如果说理想的爱情呼唤彼此心灵和肉体的融为一体，这是由爱情唯一性和排他性决定的，但是如果一方把另一方作为一种私有财产来行使绝对的占有权和使用权，那么神圣的爱情就会转变为畸形变态的占有欲，对方也沦为发泄欲望和不满的对象。《走窑汉》中马海州和妻子小蛾新婚时也曾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但是马海州对妻子的监管和控制却让人无法忍受，“不到临下井的前，马海州绝不离开妻子，匆匆离去，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推推门看是否真的锁上了，在他下井干活时，不许小蛾出屋，无论谁叫门也不许开。’’在马海州眼里，妻子俨然成为他的私有物品，因此妻子被书记张清占了便宜的事就成为他心头无法释怀的怨恨。他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来加深小蛾的负罪感，甚至利用妻子作为自己报复张清的工具，终于用狠毒的心理战术结束了张清的生命，也逼死了小蛾。小蛾信奉的还是千百年来男性社会对女性贞操的要求，“女子只要有一次被丈夫以外的男子占有过，哪怕是暴力之下失去任何抵抗力的被占有，她就永世成了可耻的不洁之人，当时死了也不配称烈妇，当时不死就不配活下去。”强受了奇耻大辱，小蛾只为男人的一句话“不许你死’’把所有心酸和委屈默默承受，然而却换来男人一句冷冰冰的“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她的不死，默默忍受丈夫无情的折磨，按耐住对张清的怨恨，甚至被丈夫利用做了报仇的筹码，都是男性社会对她的压迫和欺凌。她知道如果她不死，马海州下一步对付的就是她。她的主动求死毁灭了马海州畸形变态的欲望，也发出了女性对男性社会压迫的反抗。在男性欲望的躁动、压抑、畸变、张扬下，女性大多数成为牺牲品，她们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但是进入到一个与乡村文化和理念大不相同的空间，女性自身也经受着灵与肉之间的煎熬与挣扎。原本浸染在传统文明之中的女性，却在物质文明的折磨挤压下，伴随着自欺的谎言一步步沉沦。

刘庆邦的《鞋》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守明对一个男子默默的爱恋，以鞋为纽带传递她的深情与期盼，但故事以男子怀着内疚之心归还给她他俩定情之物的鞋而结束。守明是质朴纯情的，作为情窦初开的少女，她对爱情的那种憧憬和向往，是一种人类最原始的爱情冲动，从而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刘庆邦以细腻地笔触分析了对初陷爱河的少女的心理。读者从她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每一个眼神和娇嗔、每一次心灵的细微颤动之中再一次重新体味青春懵懂期爱恋的纯真与美好，并且洞察体味到少女之爱的纯朴、炙热和悠长。

与城市相比，在落后封闭的乡村社会的进化与演变以及人性异化的进程相对延缓了，因而作为一个农家女，守明并未被十年文革里压抑狭窄的思想文化空间消解了人之为人的复杂精神情感内涵，她虽犹如一块未经雕凿的璞玉，晶莹剔透、洁白无瑕，但她的感情世界却无比丰富真挚。而鞋就是她感情的载体，聚集着她对那个人几近全部的爱。虽然作者守明做鞋之前用大段的文字讲述应做鞋的缘由，做鞋的意义，并特意明示做鞋的难度，但或许在远离那个风俗并无切身感受的读者初看到守明做鞋时那近乎苛刻的态度时，仍不免会觉得她似乎有些过分。但随着故事的深入，守明对爱情的炙热以及她对爱情全身心的投入，让我们深深地动容，深切地体会到她为何做出那貌似怪异的举止。与她而言，爱是自己生命的全部，是她一生憧憬之中最重要最美好的那部分，对“那个人”的爱便是这份爱的寄托。这份刻骨之爱容不得半点伤害或轻视，哪怕是最轻微的；这份爱也容不得任何人的侵犯和玷污，哪怕是最疼爱自己的母亲和自己最亲密的妹妹。至此鞋已不仅仅是鞋，它是守明心中爱情的替代品，是她爱的见证物。她对爱的表白全都浓缩在鞋里，于是做鞋时的每一针都凝聚着她的爱，从她的心中注入鞋里，并期望流进“那个人”心中。

文本对她做鞋的过程做了详细的描写，此中穿插大段的细节与心理描写。在准备做鞋时“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严肃到甚至“让母亲觉得有些好笑”。开始做，对鞋的构想：“一定要亲自做”，“鞋要略小，让他脚疼，走不成四方”，“鞋底的花型用枣花型”，“鞋底要确保洁白无瑕”，这些都是她内心所想所思的外在体现，我们更可以看做是她爱之纯真与深切的文本表露。做时，她“用拆口罩的细纱布把鞋底包一层，再用手绢包一层，包得很精细，像是什么心爱的宝贝”。她“觉得捧着的不是鞋，而是‘那个人’的脚。她把‘脚’摸来摸去，揉来揉去，还把‘脚’贴在脸上，心里赞叹。……”由此可见这双鞋不再只是鞋，而是世间最珍贵之物，她对爱情的态度以及这份可谓世间最纯最真的爱由此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至此除了感动，谁还会觉得她做鞋的态度是苛刻的?

张爱玲说，“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我们不难由此推知：守明对她心中那个男人的爱更多的是渴望被爱，守明的羞涩实际上更包蕴着对“被爱”的渴盼。虽然刘庆邦并未把守明的对“被爱”的这一渴盼直白地表达出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但文本中暗示性的话语却处处可见。在有关守明让“那个人”试鞋时假想的对话中最后几句说道：“她准备的还有话，说：‘你疼我也疼。’那个人问她哪里疼。她说：‘我心疼。’那个人就笑了，说：‘那我给你揉揉吧!’”从这几句虚拟的对话可以看出她这么做的潜在目的还是为了让那个人对她的爱予以回应，即她“被爱”的要求。在生产队干活时嫂子们开她玩笑时，她虽恼实盼，看后发现不是她所想的那个人时心里涌出的失望之情，“心说不看，管不住自己，还是看了，一看果然让人失望。”“又开始给棉花打杈子时，守明的心里像是生了权子，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守明漫无目的地望着，不知不觉眼里汪满了泪水。”这些文字都是守明要求“被爱”的具体体现，读者看后也为她索爱暂不得感到心疼，甚至替她感到委屈。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一渴盼越发急切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守明从媒人口中得知她的“那个人”要外出当工人后，一系列异常行为，或许并不是因为她的妹妹动了她的鞋，不是因为她妈妈真的偏心，也不是因为“那个人”真的要远走四方到外地当工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消息是从他人口中得知而不是那个人亲口告诉她的。文中写道：“哭着还想到了那个人，那个人要远走，也不来告诉她一声，不知为什么!这使她伤心伤得更远。”这句明白地表露出她怪异行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她隐约地感受到所爱之人并不像她所期望的那么爱她在乎她。故事的最后作者又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两人见面过程所发生的种种，虽然故事最终的结局没在此告知读者，但从守明一再让她的“那个人”试鞋而不得读者心领神会：守明对爱的索求是无果的。“那个人固执得真够可以，说不用试，他也知道正好。直到那个人说再见，鞋也没试一下。”虽然两人分手前握了手，但守明心里很是明白她一腔的爱满心的付出不会得到自己所要的。“怎么会是母亲呢!在回家的路上，守明一直没跟母亲说话。”既然想要的爱不可得，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哪怕是对自己最亲爱的母亲?

爱即是被爱，没了被爱，爱怎能称其为爱呢?守明对爱的期盼就像做了一场美丽幸福的梦，天亮了，梦醒了，一切都随着太阳的升起而缓缓落下，只留下无限甜美的记忆与无比的惆怅在心间。

刘庆邦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地洞察分析了守明纯真却复杂的内在情感世界，让我们得以体验她的美好心灵与真挚情感。但故事最终要告诉我们并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企图让读者能获得审美的超越和哲理的启示，即：在男性霸权语境下女性情感的不堪一击。

从文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得知，这份亲事虽是守明所盼的，但是由她的“那个人”至少也是经过他同意其家人托人主动提出来的，这表明男方占有绝对的主动权。“为这第一双鞋，难坏当地多少女儿家啊!”如果说守明是个特例，但从这句话中足以看出男性霸权社会仍在延续着。而在这一语境下，女性情感的深浅往往仅仅按照某一标准来衡量，使得许多女性的情感不堪一击而显示出悲剧性：有那手拙的闺女，把鞋拆了哭，哭了拆，鞋没做成，流下的眼泪差不多能装一鞋窠（[kē]昆虫、鸟兽的巢穴）了。”本文这一标准载体就是鞋，这一常常被女人用作向男性表达爱情的工具和对其发动情感攻势的阵地。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的妾妇之道。”或许这也是作者选用鞋这一意象做为守明试图获取她的“那个人”欢心媒介之所在。但不管守明做鞋时是多么用心多么全神贯注：“守明相信慢工出巧匠的话，她纳鞋底纳得不快，她像是有意拉长做鞋的过程，每一针都慎重斟酌，每一线都一丝不苟。”做出的鞋是多么地好：“在一个落雨的日子，守明把鞋做好了，做得底是底帮是帮的，很有鞋样儿。”在几次提出试鞋都被拒后，她细心营造的美丽爱情堡垒被无情地摧毁，纯真却柔弱的爱的进攻毕竟抵挡不了无情的打击。守明爱得如此真如此深，却最终归于失败，作者并没直白地告诉我们原因何在，可读者却可以明确地体会到在男性霸权语境下女性情感的不堪一击。虽然后记里充满了内疚与忏悔之意，但更明显地体现了男性的主权地位，这更加深了守明爱情的悲凉与哀伤，使这一爱情悲剧的色彩便赫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正如作家在后记里写“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把那双鞋退给了那位姑娘。那姑娘接过鞋后，眼里一直泪汪汪的。后来我想到，我一定伤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我辜负了她，一辈子都对不起她。”

作家的内疚与忏悔弥补不了对一个纯洁、痴情女孩的伤害，这份痛会永存其心间无法抹去。重读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鞋》，感受到的是守明的幽绵的情思、浓郁的哀伤。

作者介绍：

郭进拴，笔名智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智泉流韵》原创文学公众平台创始人，《文艺界》杂志社社长、总编。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五十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