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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君”的玉卮
1997年底安徽巢湖城东北山头发现两座大型墓葬，一号墓保存较好、二号墓被盗严重。（《巢湖汉墓》）从一号墓出土的一枚玉印可知，其主人为名叫“胤”的“曲阳君”。
虽然配饰类玉器主要集中于内棺，但两件玉容器——凤鸟卮被发现在北边箱的酒器组合周边。玉卮基本结构相同，工艺却明显表现出精、简两别。
其一凤鸟衔环踏虎玉卮，原为黄白玉，因经历长时间埋藏而受到褐红色的沁染。筒状器身，一侧壁外镂空圆雕正在攀附的熊，熊身附环即为卮鋬。
熊正对应另一侧筒壁镂空圆雕有振翅欲飞的凤鸟，其双爪立于横置的虎背，虎身修长、翻身提爪、瞠目而啸。这类上鸟、下虎的构图方式，显然与楚国常见的“虎座鸟架鼓”雷同。筒身上下周饰浅浮雕云、龙纹三道，勾连云纹两周，凤鸟两侧翼、尾即穿插其间。
三个矮兽面足设于筒身之下。这件玉器由整块玉料立体琢制，其结合圆雕、浅浮雕、剃底和阴刻线等技法于一身，甚至易忽略的底面还以阴线刻有卷云纹，不容忽视的是，经过匠人们一丝不苟的抛光，整器莹亮而温润。
另一件玉卮体型稍小，与前者不同的是它带有原配的卮盖。除此之外，该件卮玉料显然也要逊色不少，经过千年的浸泡已呈灰白。盖顶设高浮雕卷云纹钮三个，中为浅浮雕柿蒂，周边为勾连云纹；卮筒身纹样可分上、中、下三个区间，上下均为简化云纹，中部为丁状凸起的蒲纹。
卮鋬为高浮雕正视凤鸟，环身为鋬、翅与尾羽后翻附于两侧卮身；与之相对的筒壁同样高浮雕正视凤鸟，基本与前者相同。
与两件玉卮置于同一处的还有一件镶玉错金银漆罐（罍？），三者应是有相应的组合关系，再结合西部不远处均为酒器或饮食器具来看，北边箱功用便一目了然，两件玉卮无疑是这位曲阳君常用以宴饮的饮具之属。同墓所见广义的玉容器类还有东边箱（头箱）中的玉盒、镶玉铜熏炉各一件，玉盒出土时内有白色粉状物和一件角篦，可知此是化妆盒。 虽然此前包括发掘者在内诸多玉器研究者都将北山头墓葬时代定在西汉，但目前已有不同学者从印文风格、以及结合器具文字综合判断，墓主身份可能是秦汉之际时期封君级别的高显贵。堂主进一步根据典型的陶器组合、蜀郡秦式漆器，尤其是残存墓道中列戈与置盾的葬仪制度来看，北山头或许是战国末年或秦末时期故东楚地区高级封君墓葬。那么这两件凤纹玉器珍品，展示的则是战国末年楚地玉文化依然蓬勃和精湛。 回到这类一侧带有鋬手、并有三足的筒型容器的叫法，虽常常名谓“卮”，但目前学界尚未有定论。或以这类筒型带鋬容器有无三足及盖均可称为卮（王振铎），或是筒型带鋬与深腹杯是为卮类（孙机），抑或是三足为觯、平底为卮（洪石、廖薇）。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及安徽阜阳汝阴侯汉墓中皆有遣册、自铭可对应多件漆卮，也能确切知道“卮”的模样。
而无论何种质地，通常都以筒状深腹的平底与身侧的鋬耳构成了自身的特色。中小型漆卮均筒状平底、一侧带鋬，为饮“斗卮酒”之“卮”（《史记·项羽本纪》）。唯独凤凰山168墓中一件带鋬铜釦三足筒型带盖漆器，形制与上述玉卮相同，但常被用以与该墓遣册读释： “觯一只，金足。” （《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 堂主注意到实际上同墓遣册记另有一件： “二斗后（卮）一合。” 据三足漆器尺寸换算容积正可与之相符合，而所谓“一合”当是指其配有器盖。 故而堂主以为这类带足，这类带鋬筒型漆器三足者多以金属为足、鋬、盖钮，实质上是较平底纯漆木卮升级版本，但亦同为卮类。那么北山头两件玉容器，当之无愧应名之为“玉卮”。 目前虽未见与北山头凤鸟衔环踏虎玉卮同等精美的卮，但相类风格、体量与结构的玉卮在考古及传世品中屡屡发现。 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中所见三兽面足玉卮（《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单鋬、在外沿、底沿上部用浅浮雕的手法装饰着一周盘绕的云纹与穿梭的猛兽，下部还琢刻着通体的勾连云纹，勾连云纹间则盘绕着曲尺形的尖喙长体的神兽（龙与凤）。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这件玉卮在魏晋当时即为传世的战汉玉器珍品，又经二次埋藏千年后才被考古发现。堂主认为该件卮的纹样细节多与战国末期楚文化同类品别无二致，时代视为战国当无误。
实际上这种旧玉沿用的情况频见于西汉中期前的墓葬中，西汉早期狮子山楚王墓西1室（W1）与深腹杯同见黄白色带盖玉卮一件，柿蒂纹盖周饰三钮，通体勾连云纹，身下设三兽面足，或因玉料受限故未设鋬手。玉卮附近另见有两组漆卮银釦，由此可知当时功用相同的卮类放置相对集中的大漆案南端。
狮子山与北山头玉卮也提醒我们，完整的玉卮无论繁简均应配套有严丝合缝的盖子，说明该类容器可以较长时间存贮流质饮品，北山头与刘弘玉卮的原配器盖，堂主认为已在使用流传过程中遗失。 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墓中，因为主室被严重盗掘，但从遗留的残片中至少可以辨识出三件玉卮的个体，皆筒状器型、带三足，窥见其方形乳钉、勾连云纹、阴刻线云纹及浮雕尖嘴神兽都是同期玉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大云山》）。
基本同类玉卮见于清宫旧藏，北京故宫一件带盖玉卮，较狮子山者稍有不同是器身有鋬、勾连云纹中还有曲拐的长脚云纹。将故宫玉卮器身、三足与刘弘玉卮相比，无论是勾连云纹与长线条（或羽翅）的碾琢技法、关系处理，或是兽面的设计比例均高度一致。
北京故宫另藏有“变形蟠虺纹奁”。拓片揭示出其原为勾连云纹的三足卮，足或损失进而磨为平底，有趣的是，其平底所琢有与北山头器底基本相同的阴刻线条。 汉初高祖九年（前198），国都长安未央宫刚刚落成，高祖刘邦置宴未央宫前殿，在诸侯国王与公卿百官面前，他亲自奉玉卮给父亲祝寿（《史记·高祖本纪》）。我们可以想象，刘邦手中所捧的应该就是上文所言及一类玉卮吧！ 玉工们琢制容器常常会受到玉料大小的限制，这让整雕的玉容器更显弥足珍贵。而显贵者们的奢华需求往往使得整雕玉容器供不应求，这却难不倒聪明的匠人，他们娴熟的利用彼时成熟的金属冶炼、漆器制作等技术，将小块的玉器构件，铆接拼连成更大型的器具。
汉初马王堆二号墓主为西汉立国功臣轪侯利苍，墓中见有复合型卮共三件，两件为铜框镶玉、一件为鎏金铜釦玳瑁卮。前者以铜为框架（盖钮、三足、圈釦及鋬），长方形玉片为盖顶、卮身加以复合而成。
南越王墓中的便见有技法相同的卮与深腹杯，同墓中的锥画象牙卮与利苍玳瑁卮可谓异曲同工（《西汉南越王墓》）。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劫余两件琉璃筒型器（《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堂主观察到其上、中、下各有金属箍的留痕，又结合琉璃筒的尺寸形制来看，原本为两件附加金属釦、鋬的琉璃卮。
艾斯肯纳齐（Eskenazi）2000年释出的一件错金铜框玉卮，以其巧思设计、用料上乘、错金华丽等方面来说，可谓是铜框玉卮的佼佼者。 伴随着近年考古新发现及研究的深入，这类复合型玉卮数量、类型也在不断被发现。扬州西汉“董汉”墓中出土一件鎏金铜框卮，卮身镶玉较短矮，依据鋬手位置看卮身上段原或为有机质，出土时已经朽烂；三足殊为奇特，为蹲踞状的兽面人形。（《广陵遗珍》）同样，大云山一件银釦锥刻漆玳瑁卮，下部三足做胡人侧身抗驮形，同墓中另有龟形三足。如此，异形三足为秦汉之际三足器皿一时之风尚。
广州与徐州等地汉墓曾见蹄足形的玉构件，目前的认知足以可判断为玉卮的三足组件。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汉初墓中发现一组条形玉片，刘云辉先生根据马王堆铜框镶玉卮推断玉条或为“容器上的镶嵌物”（《陕西出土汉代玉器》）。
无独有偶，近年在安徽肥西乱墩子墓葬中见有一件带盖铜（银？）三足卮，盖顶饰典型战国晚期翻身虎纹，卮身则以束竹状周围而成，身中段饰圈一周象征束箍并与鋬手连接。（《新萃》）这明显是金属仿作其它材质器具的通常做法，而原漆木胎体参照物尚待发现。这样来看“束竹形”则是秦汉之际一类结构颇为特殊的铜框玉卮类型。
上篇提及的哈佛大学艺术馆（ Harvard Art Museums）那件金釦玉樽，现在看来不仅名称应定为卮更为妥帖，从该卮铜鎏金釦件风格、通身方形乳钉、盖面与器底阴刻线来综合判定，堂主认为制作时代应当在西汉中期，远不及传说中“金村大墓”的战国时代。
稍晚的玉卮同样只见于大型显贵墓葬当中，如扬州邗江甘泉巴家墩西汉中晚期墓葬便曾见有素面玉卮，卮体较偏矮、鋬手高翘。蓝田山房所藏铜釦玉卮，筒型矮墩卮体，周身仅装饰阴刻云纹，底圈铜釦下镶嵌三熊足，鋬由底部铜釦上延复合镶嵌。上述几件玉卮不仅玉料差强人意，装饰镶嵌技法已较战国玉卮拙劣。 不过幸好，随着步入西汉末期，这类制作不走心的玉卮似乎已经逐渐淡出了豪奢宴饮的行列。与此同时漆卮仍旧见于日常，我们依然能通过西汉晚期壁画墓上的细致描摹得以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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