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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静怡  楼曼文（1908—1949） 楼曼文，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来的女战士，大家都称赞她为党的好女儿。 由于长期工作在特殊战线，我们只能从她身边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口中，了解到她的些许情况。她的一生只有短短41年，但始终坚定信仰，无论是身处异乡，还是蒙受冤屈，都无惧生死，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 1908年，楼曼文出生于萧山楼塔儒坞村的一户官僚家庭中，父亲楼卓夫是清末举人，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邵力子的老师，清末至民国初年，在东北黑龙江大通县、华东等地担任县官，是当地有名望的乡贤，家境条件十分优越。 楼曼文15岁便随家人迁住杭州，1924年就读于杭州女子中学，次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她积极参加了杭州学生联合会，并被推选为中学生代表，参与学生会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游行示威和各种进步活动，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浙江工业学校预科班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迫辍学，避居乡间，不久便只身奔赴上海，到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蔡叔厚 在上海，楼曼文结识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蔡叔厚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最终成为了革命伴侣。当时的蔡叔厚以企业家的身份立足上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自己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掩护下，秘密制造无线电台。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稍有不慎，便会露出破绽惹来杀身之祸。楼曼文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全力协助丈夫工作。1929年，楼曼文担任了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当年，公司成功制造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使党组织建立起了无线电的通讯联系。随后，楼曼文被调入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组以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工作，每到一处，均获得了领导（包括邓颖超同志）的赞扬和肯定。 1931年，楼曼文受组织的派遣，东渡日本开展情报工作，在日本东京产下一女。随后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被编入中国民族党支部。1931年4月发生的“顾顺章事件”严重威胁到了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当时蔡叔厚因以经商为掩护，受到地下党的怀疑，党组织切断了与他的联系。很快楼曼文也受到了牵连，在苏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干部部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到消息后，决定将楼曼文从列宁学院转到莫斯科郊外的工厂当工人，停止她的党籍、学籍，接受审查。 在苦寒的异国他乡，楼曼文忍痛与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分离，并被迫与蔡叔厚离婚，忍辱含屈长达六年。但她抱着坚定的态度和信心，坚信党总有一天能澄清事实。1938年，中共中央派出由任弼时为首的新一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达莫斯科。随着国内共同抗日新局面的形成，上海的形势也跟着好转，在经上海党组织的调查后，查实了蔡叔厚没有问题，因而楼曼文也被解除了怀疑。9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楼曼文接回了莫斯科，使她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年复一年的等待，使她的身体变得虚弱起来，组织决定让她好好治疗身体。治疗期间，她孜孜不倦地学习党中央有关国内革命斗争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随时准备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同志们常劝她注意身体，她却笑着说：“我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一定要补回来的！” 1941年初，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楼曼文回国，途经新疆时按组织指示在新疆待命，化名崔少文，在迪化女子中学任俄文教员，开展革命工作。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撕下了“亲苏亲共”的假面具，把在新疆的多位同志连同他们的家属全部关进了监狱，楼曼文也未能幸免。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屠刀，她并没有被敌人的酷刑压垮，被死亡吓倒，而是坚贞不屈地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在监狱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同盛世才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关押期间，楼曼文曾有一次被保释出狱的机会，但她坚持“百子一心，同去延安”，拒绝了保释。  中共在新疆工作人员及招待所同志由新疆归来全体合影 1946年6月，经党中央的营救，楼曼文等同志回到了延安，和其他同志一起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多年的折磨使她患上了多种疾病，身体十分虚弱。党中央决定让她好好休养，但她怀揣着对党的赤诚之心，坚决要求分配工作，后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她随机关转移到晋西北，带病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后又转移到晋察冀边区。由于患了肿瘤病，吃饭说话都很困难，但楼曼文仍强忍着疾病带来的痛苦，坚持和同志们转战于晋察冀边区。1949年2月，病逝于河北平山县。 在楼曼文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始终对党、对革命的事业充满信心，她的功绩虽称不上惊天动地，但她永远保持着对党的赤诚之心，全国解放后不久，楼曼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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