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种族主义近年气势高张，要不就把岳飞文天祥删出教科书；要不則倡言辽金元清都不属于中国政权；或者说厓山之后无中国；或又谓普通话是满人搞出来的；再不則重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否則又细揭晋陕甘回变等等。种族间的碰撞与不愉快，总拿历史来说事，而且都说得激愤填膺、嗔气攘臂的。 我颇为此担忧，但殊不敢撄其锋焰，这里仅就辽金元的情况说说。 宋朝时，北方还同时存在着西夏、辽、金等非汉族政权。族属不同，文化自异。但立国以后，它们均不约而同地出现着汉化的趋向。西夏规仿汉字，自创文字；辽金则渐采汉字。其汉化程度不一，文学上的表现也不一。 辽耶律俨《皇朝实录》自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则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还保存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 辽人并没有编过本朝人的作品总集。清代以降，才先后出现了五部全集性总集：韩小亭《辽文存》、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黄任恒《辽文补录》、罗福颐《辽文续拾》。当代学者陈述又辑成《全辽文》， 可见出其汉化之成绩。 当然，整体上说，辽文所存不多，词仅十首，小说绝无，其他约可分诗、文两类，文又分骈文、散文。文学发展之大势可分为：（一）文学启蒙期（自太祖迄景宗五朝）；（二）文学生长期（圣宗兴宗两朝）；（三）文学极盛期（道宗天祚两朝）。 辽自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即濡染汉族文化，上层贵族中颇有工于辞章者，女作家懿德皇后萧观音和天祚文妃萧瑟瑟的文学成就尤可称道。可是毕竟时日尚短，且文献难征，名家也就是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倍这几个人，其余的只有历史价值，显示了北方民族从事汉文学的历程。 因此陈衍在《辽诗纪事序》中就说辽代文学不如金代：“辽地据朔漠，风气大远于中原；又全国贵仕不出耶律、萧二族，中土文士非万不得已，谁乐归附者？完颜氏奄有山左右、河南北区域，出并燕赵之气，济以海岱河岳之英灵，益以大定、明昌、泰和数十年之作人，耆宿党怀英、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之伦濡染沾溉；故黄华、闲闲、遗山、鹤鸣等，以逮河汾诸老，蔚为诗歌，视天水南渡，几有过无不及。辽则名家寥寥，当于懿德皇后，首偻一指，次则文妃色色、耶律乙莘、东丹王诸人而已。” 其中，最可注意者是王鼎《焚椒录》。此书记述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的生平、文学创作以及被耶律乙辛诬陷致死之始末，录存其二十四首诗词并详述其创作缘由。其中涉及《十香词》淫词冤案，令人对辽国的文学情境充满想象。 金属女真族，与我国史书中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辽的契丹族则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二者族源不同。金之濡染汉族文化，较辽为晚。太祖灭辽之后，汉文化才渐行。破了北宋后，大取经籍图书，设庠序，定礼乐，皇帝祀孔庙，北面执弟子礼，诸王执经讲论。又以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等科取士，汉文化乃大昌。 故清人庄仲方《金文雅．序》云：“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始言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蔚兴”。这些人，早期的，本是辽人，因此可说辽文学对金之发展汉文学起了很好的过渡或接引作用。后来继而推展汉文学的，又都本是宋人，其文学表现自然仍与北宋相衔接，只是移地发声罢了。 金朝自己培养起来的文士，则要到世宗以后。世宗大定元年到卫绍王崇庆元年（即南宋高宗三十一年至宁宗嘉定五年，1161-1212）是金文学大盛之时，后来元好问曾描述道：“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禸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文集，卷十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世宗是贤君，时称“小尧舜”。在位二十九年，与宋媾和，文教昌明。章宗继位，尤好文儒，汉化益深，文士辈出。宣宗贞祐元年以后，蒙古崛起，金面临了衰亡的威胁，文人也不能不感时忧乱起来。所以贞祐以至国亡（1213-1234），别为一期，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的表现更为可观。 由元好问的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金人在文学上是瞧不起五代和辽的，他们认可北宋文学，并以北宋文学的继承人自居。 原因是他们向慕汉文化，自海陵王以后便“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着而慕之”（大金国志．卷十三）。据有中原之后，更以中原正统自命，元好问《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诗》有云：“正赖天民有先贤，岂容文统落私权”，大倡文统；又另有《闲闲公墓志铭》说：“文之废兴可考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唐宋文派乃得正传”。 唐宋文派的“宋”指北宋。此文派一脉相承，金朝文人自詡得其正传。后来郝经替元氏作墓志铭也说元氏又继承了这个文统：“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识斯学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可见他们是有意识地传承正统。 金人对汉文化之经史儒业是整体吸收了的，但论道统少而论文统多，殆因人们对文化的吸收与接受，本来就是有选择的。北宋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盛于北。金朝，大抵就是北宋以东坡为核心的文学之沿续，无论观念和表现均是如此。 他们亦主“文与道俱”，往往原本六经，多见道之语。古文或宗韩愈，或学欧阳修，清刚隽上，足继北宋。诗则从北宋欧苏入手，以进窥三唐。词，也走诗化的路子，宗法东坡。当时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王若虚曾说：“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滹南遗老集）。元遗山也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新乐府引）。合二说以观之，我们即晓得他们推崇东坡之故，系因彼等拥有跟东坡他们一样的文学观：文学不只是文字技艺，重点应要表达一种士夫的人格心境，诗应如此，词亦然。 凡此，均可见金元文学乃是北宋文风之沿续。近人或担心如此说会被批评是汉文化中心主义，转而说少数民族虽倾慕中原文明，对汉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但少数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断地向中原地区汇聚，为汉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形成兼收并蓄多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云云。其实，有这个必要吗？ 由于金元文学只是北宋文风之沿续，这种文风，前文叙之已详，金朝并无大异，故亦不必再予赘说。要谈的是由此衍生的一个问题：金若以承继北宋正统自命，与南宋文风岂非形成了对抗意识？在他们宗本东坡之际，南方正流行着江西诗派，南北诗风是否即因此而异？ 金朝确实有些人（例如王若虚)是不喜黄山谷的，元遗山《题中州集末》也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之语，《论诗绝句》更说：“论诗宁向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看来北方确实是薄黄而尊苏了。历来评论亦皆以为如此，其实大谬不然。 金人承继北宋，乃其大势。在学北宋时，学苏的虽多，可是学黄也不少，故《归潜志》载金朝“子弟辈读苏黄诗”；即使元遗山也“宁向涪翁拜”﹝遗山自谓：“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山谷之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诗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诗卷亲来酒盍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于山谷之诗与诗学，极为钦迟﹞，可见薄黄并无普遍性。 相反的，王若虚之反黄，恰是时代风气之逆反心理。因为当时黄诗已甚流行，有人甚至认为黄超过了苏，所以他才要反击。〈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余尝戏作四绝云〉，其中之一说：“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嗣法复何人？”依此即可知当日北方其实正流行着江西宗派诗。 那么，他们是不薄苏黄而不屑于江西吗？也不对！元遗山《寄谢常君卿诗》云：“百过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迟。文除岭外初无例，诗学江西又一奇”，于学江西诗者，未尝不推重之。《中州集》卷三载刘仲尹事也说仲尹“诗、乐府俱有蕴藉，参涪翁而得法者也”。论者每牵引遗山《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二“北人不拾江西唾”语，而忽略此等推重时人学习江西之例，故非笃论。且北人不拾江西唾云云，究竟说的是什么，古今论者其实也根本不知道。 案：遗山诗曰：“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诗是为自选《中州集》编成而作的，自负衡鉴，故以王安石选《唐百诗选》自况。谓陶谢而后，擅文采之风流者，王安石已选为百家。选撷很精。今我之选录中州人物，自有体例，也非拾人牙慧者。“江西唾”，非指江西诗社宗派，乃指荆公与曾慥。王安石是江西人；曾慥，字端伯，为鲁公裔孙，守赣州。尝选《皇宋诗选》五十七卷，录寇准以下二百余家，系续王编而作。然不选欧王苏黄。故《直斋书录解题》谓其识见不高，去取无法。元遗山之编《中州集》亦是继王编而作，手眼则与曾慥异趣，三四句云云，正是与曾编争胜之意。 明朝以来，直到郭绍虞、钱钟书诸先生，都沒搞懂其立说之原委，骤见“江西”二字，便以为是指江西诗社，复牵联而生南北文艺不同之想。再以臆度和联想，混杂在出主入奴的宗派意识中，投射到历史事件上。于是虚构出文人意识上的南北对抗、尊黄与尊苏的对抗等等，乱点鸳鸯谱矣。 也就是说：金人虽以继承北宋文统自居，但南北畛域之见不深，对南宋的文学表现并不排斥，亦无敌体意识。诗之外，论词便极推辛稼轩，元氏《遗山乐府引》谓：“乐府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同样，南宋张炎也在《词源》中赞赏元氏：“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鍊力，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足证南北地域及政权虽别，却不因此而影响文学的审美判断，对彼方的文学表现并不一味排斥。 辽金国祚皆短。金朝最重要的文学家元好问，在金亡之后又在蒙古统治下生活了廿五年，卒后三年，忽必烈才即太汗位。文学之难以用朝代来划分，正因此类事例太多。当时的文人及文学，大抵即是金元所产，犹如金初文人本属辽及北宋那样。至元十三年（1276）攻陷临安以后，南宋文人又入了元朝，宋金遗民俱成为元代文学史上的主力了。 所谓遗民，此处是泛指。一种是重气节，不仕异朝的，如北方之元好问、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刘因，南方的谢翱、郑思肖、汪元量。另一种是成长于宋金，入元后在仕，但仍为保存汉文化而努力者，如北方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王恽，南方的程巨夫、赵孟頫、戴表元、方回等文化遗民。两类人都对汉文化之保存与发扬贡献不小。 如元遗山于北渡前上书耶律楚材，推荐各地名儒文士五十四人，对元初政治及推展汉文化影响非细。又上表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请蠲免儒户兵赋，使儒生地位得以提高，生活获有保障。再则来往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处讲学，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称：“自中州斲丧，文气奄奄几绝，起敝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魏晋燕赵之间几三十年”。所著《中州集》《唐诗鼓吹》《杜诗学》《东坡诗雅》《东坡乐府集选》等，实开元诗之端。这样的人，以“野史”自名，独为文化之继绝存亡而努力，自堪钦敬。 可是仕元者也未必可轻，如耶律楚材就很可注意。 耶律楚材（1189—1241），是元代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最受重视的人物，对蒙古人统治中原、树立制度颇有贡献。他曾请窝阔台恢复汉地的秩序及安揖士人。并设置十路征收课程使，以儒者为之（1229），恢复衍圣公的职位（1233），设立编修所、经籍所（1239）、以及考选儒士、设置儒户（1237）等，都有利于安定秩序、存续汉文化。他又建议设立国子学。《元史》本传说他“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显然就是着眼于他在恢复儒学地位上的贡献。他对佛教也有深切的信仰，早年曾学禅于万松老人秀行门下，后则主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他是辽东丹王八世孙。从传统华夷观念来看，似应属于“夷”。但华夷之辨，关键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据耶律楚材看，他们辽国才是个传承儒家礼乐的地方： 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焕若文章备，康哉攻事熙。朝廷严衮冕，郊庙。 壎箎，校猎温驰射，行营习正奇。南州走玉帛，诸国畏鞭笞。……后辽兴 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武元平宋地，殷礼杂宗姬（湛然居士集，卷十二，怀古一百韵赠张敏之）。 所谓殷礼杂宗姬，是说辽与金自认为是箕子的后裔，秉持殷礼，兼用周礼。其后又接受了孔子的名教思想，故其礼乐文化，巍然为华夏之代表。 这是耶律楚材对自己国族历史文化的认识，也是他用世的凭借。在辽金灭亡后，进入大蒙古帝国，他即一心一意想将这套礼乐文化带进新的帝国，为这个以武力著称的王朝开创文明的新世纪。 他本身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才会来到汗庭的。《和耶律子春见寄之二》说：“生遇于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施仁发政非无据，论道经邦自有人，圣世规模能法古，旧污习染得惟新”。基于这样的身世与历史文化观，他原本即是个“殷周礼乐真余事，唐舜规模本素心”（卷十，李孟卿和余诗见寄，复用原韵以谢之）的人物，其后也终于如愿以偿，将儒家礼乐名教推行于大蒙古帝国。 此外，研究元史的人都知道当时道教与汉文化之保存的关系。成吉思汗信任邱处机，丘处机也利用这个机会保全中原文化。其他道教各派亦均志在保种存文、与汉人文士紧密结合。 举个例子。历代的国子学及太学，向为儒家所掌握，而大蒙古国国子学却由全真教士所主宰，可谓一特殊现象。元自太宗窝阔台时期即设立之国子学，有总教官三人，下设管勾二人，由儒人（秀才）充任。教读者四人，其中儒人与道士各半，皆由总教官拣撰。国子学有关人员中，最重要的是三名总教官。其中李志常、冯志亨皆为全真道士。可见不但在一般意义的保存汉文化方面，全真教成为主力。连国子学也由道士主持，所讲授者，除《老子》外，俱为儒家经典，如《易》《传》《书》《孝经》等等。 由耶律楚材、全真教和元遗山的事例，可知蒙古之接受汉文化，主要是在破金以后，经由耶律楚材和元遗山等在朝在野两类人之努力，形成了基本文化路线。尔后持发皇之，并于破宋之后，由宋遗民再继续灌注汉文化之汁液，遂合南北综益之效，形成一段奇异的文学景观。 但蒙元不是十分鄙视儒生吗？所谓“九儒十丐”，儒者地位甚低，所以才有不少人沈沦下僚或流落勾栏瓦舍，编曲谋生。过去解释元曲之所以兴盛，不正以此为主要理由吗？ 哈哈哈，此说当然也是错的！ 如前所述，大蒙古国早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即已建立国子学，兼收各族官员子弟，教以汉文典籍；并考选儒生，设置儒户。一二六○年忽必烈建国于中原后，更将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改建为以汉地为重心的元朝，恢复中土官僚制政府。至元七年重建国子学，以大儒许衡主持。后继者铁穆尔汗。大德八年（1304）起又实施国子贡法，国子生考试及格即可任官。延祐元年（1314）再恢复科举制度，完全与汉式文官传统接轨了。元朝科举前后共举行十六科，录取进士一一三九人，其中蒙古人约占三百人（朱熹学说在宋朝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元代才被列入科舉）。 因此，像黄仁宇那样，说元朝反对儒家思想，也不愿依中国传统文官制度运作；为达目的，忽必烈甚至立喇嘛教为国教，以“构成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等等，均可谓瞎说。 元朝被灭后，明人以汉族文化政权自居，刻意将元朝形容成一个夷狄政权及文化，突显其反汉文化反儒的性质，谓其时“九儒十丐”，儒学与儒者地位均不受重视，草原民族亦长于征伐而不善治国。这个观点，过去曾是许多研究元史者的“基本视域”。但研究总会有进展的，不准确的视域与焦距，也终究要遭到调整。 所谓夷夏之辨，正显示于此。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就是说不管什么族，发展了华夏文明，他们就是华夏；而原本华夏之民族，如果抛弃了自己的文明，习用了夷狄的，那就是夷狄了。春秋大义：是夷狄还是华夏，关键不在血统，而在文化。 后来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任何一个种族的人，有本事有文化，都可能成为圣王，承继正统：“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这个观念与讲法，事实上曾經鼓舞了北魏孝文帝，金世宗、章宗等无数异族帝王。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与孝文帝把自己的姓拓拔改成“元”，正是殊途同归的。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