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是哪首诗？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文获罪，被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下狱，险些屈死。史称“乌台诗案”，因案发地在湖州，又被称为“湖州诗案”。

在进入正文前，先作两个名词解释。

【乌台】指御史台。因汉代御史府树上多乌鸦，御史府又称“乌台”。也戏指御史们是乌鸦嘴。

【乌台诗案】指由御史台审理的苏轼诗文案件。宋朝刑法规定，“凡群臣犯法，大者多下御史台，小则大理寺、开封府鞫治。”

1、“乌台诗案”的本质：是政党斗争，也是一场莫须有的文字狱。

这场发生在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字狱，看似源于遣词造句的诟病，实质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旧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

元丰二年，变法派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退居江宁。以拥护新法而得到高位的御史李定等人，与嫉贤妒能的庸相王珪相勾结，因深恐宋神宗重新启用反变法人士，进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了既有德政又有声望的的反变法派人士苏轼，罗织罪名，终于将苏轼送进了御史台。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由知徐州改知湖州。他刚抵达湖州任所，即按照惯例进谢上表，也就是那份引出了“乌台诗案”的《湖州谢上表》。

这份上表在邸报上发表后，被丞相王珪，御史何正臣、舒亶和李定等一帮小人拿来大做文章，纷纷上书弹劾苏轼，并罗列了当时流行的苏轼诗集作为相关“罪证”。

比如，王珪一干人称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所写的，“只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苏轼写“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讥讽陛下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写“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是在讥讽陛下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种种这般，不胜枚举。

尽管宋神宗爱惜苏轼才华，在接连收到弹劾苏轼的状纸之后，也深觉“舆论沸腾”，勃然大怒，一道圣旨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这一案件前后审理了四个多月，牵扯出人物无数，最终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

2、“乌台诗案”的时代背景：宋时对文人思想空前钳制，屡兴文字狱。

一个讽刺的事实是，虽然宋代开国君主定下了“不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然而后世子孙并未将此当回事。

宋朝时期，表面上文风颇盛，文人思想活跃，其实不然。宋代统治者非常注重对文人思想的控制，利用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屡兴文字狱，出名的就有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等等。

可以说，在宋代文人的头上高悬着一个“紧箍咒”。宋代文人整体处于一种比较压抑和被动的状态，从宋代诗人的作品中可窥一斑，宋诗多委曲平和，而少见对于时政的尖锐批判。

3、“乌台诗案”的后续影响：造就了一位放旷通达的伟大词人。

经历了“乌台诗案”，苏轼的心态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如果说乌台诗案发生之前，苏轼的政治抱负是造福苍生；那么，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苏轼开始将投注现世的目光收回，聚焦自身，希翼可以获得心灵的解脱。可以说，苏轼的整个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儒道转向佛老，最终形成了随遇而安、任天而动的人生哲学观。“东坡居士”的称号也在此时得来。

这一点反映在苏轼被贬黄州后的文学作品中，便是开始更多地借作词来抒发情志，并且诗文词作中不再过多关注政治，而是转向田园山水、自然风貌，创作风格也由前期的豪放不羁转向隽永质朴，逐渐形成了以清旷为主的诗词风貌。据说，苏轼在黄州时期作诗数量明显少于作词的数量，并且黄州词作成为了苏轼词作生涯中的巅峰期。

甚至可以说，苏轼在推动词这一文体从歌儿舞女之口到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功不可没。从此之后，词不再仅仅限于描写闺怨情仇，亦可用来抒发个人情志。

最后，用一首元丰五年苏轼所作的《定风波》来结尾：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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