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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 编后记 本期含“名家特稿”“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现象学研究”“文明与宗教研究”五个专题专栏，刊文凡24篇。 新年须有新气象。本刊新年的一大变化是增设了“名家特稿”专栏，其用意不言而喻，希望能在这个平台刊出学界名流的大块文章，以彰显学术的厚重品格和崭新气象。专栏开篇推出吴承学《追寻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一文。吴承学精研文体与文体之学三十余年，从文体形态、文体理论到跨文体研究，一步一步构建出文体学的现代学术体系。这种积年累月的功夫不是任何人都愿意下的，也不是愿意下的人都能有大的收获的。相对于先有假想中的宏大体系，然后再慢慢充实，我觉得这种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做法，对于古典学术来说，显然更稳健可靠，也只有这样的学术才可能是不可替代的，才是令人生畏的。吴承学是真能坐冷板凳的，作为中文楼的“钉子户”，他常年像一座雕像一样形塑着这个中文系的学术精神。他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学，兼顾中国文体学的传统范式、经典方法与当代学术高度，呈现出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他不仅指出文体学的向上一路，而且一直身形矫健地行走在最前沿。如果各门学术都有这样一种情怀和精神，则中国学术仍是值得期待的。
▲吴承学教授 冷门绝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一个“冷”字和一个“绝”字。若冷门变成了热门，绝学变成了显学，或非斯学应有之境。冷门绝学在当下受到的关注超乎寻常，这或许是因为这些高贵冷艳的学术，往往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之故。中山大学的古文字研究，以接续罗振玉、王国维学脉的容庚、商承祚为肇端，代有传承并开疆拓宇，遂使这一冷绝之学长在岭南的学术春风里。陈炜湛先生来自江南，学承容、商二老，故有“江南布衣容商弟子”一方闲章，略存学术之雅趣。2019年，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陈炜湛先生参加了这一盛典。这一份学术的荣光，与他持续数十年在甲骨文领域的辛勤耕耘和丰硕成果密不可分。陈先生先后著有《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甲骨文论集》《甲骨文简论》“甲骨三书”。甲骨学之外，也涉及其他文字学领域，并有创获，其“敢说善辩”的锐利文风更驰誉学界，这也注定了他的不同凡响。与一般沉潜书斋的学者不同，陈先生在精研学术之外，爱好广泛，除了擅长书艺，亦好弈棋、美酒与美食，甚至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之武侠小说，也时或捧读，这使得其书斋生活呈现出别样的风采。陈先生七十二寿辰时，我曾填词一首以贺，寄调《最高楼》，以“次稼轩韵补寿三鉴斋主人陈炜湛教授七十华诞”为题。录词如下：虞山道，来去总如归，七十梦依稀。铁琴铜剑闻鸡夜，康园复旦访梅时。更能消，临桂水，牧斋诗。 也莫问，故园曾扫雪。也莫问，岭南曾拜月。心事了，万般痴。风尘任是连绵起，精研甲骨雅人知。笑人间，花信早，素心迟。 小词大体言说了陈炜湛先生的求学、工作经历与心态变化。同事友人并有数词，我的词厕身其间，不免相形见绌，不过祝福的心情是真诚而热烈的。 地域与时段对作家的影响，往往通过心态、创作的变化而呈现出独特的思考。越是伟大的作家，对时间和地域的敏感也就越强；换言之，特殊时期与特殊地域对天才作家的期待之心也愈烈。只有江山之助与时光之助形成合力，才能焕发出作家潜藏的神采，并最终形诸于经典之中。1927年10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等职务后来到上海，此后一直到1936年10月去世，在沪上居住前后十个年头。这十年间他所居住的虹口地区，正是日本侨民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聚集之地。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日本侨民与军人在上海的所作所为，鲁迅不仅亲见其形，而且曾经身陷战火，甚至家中也有流弹飞入。这种特殊的经历深刻地影响到鲁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以及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王彬彬《鲁迅晚年对日本侵华的切身思考》一文，将文学与历史打并在一起，再现的不仅是一种难以重复的情感，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思想。
1927年5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顾颉刚在纪念文章中曾经提到：像王国维这样的天才学者，让其仆仆奔走于衣食之途，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如果国家能设立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让他们衣食无忧地潜心学术，则不仅是学术之幸，也是中国之幸。同样是抗战时期，陈寅恪虽然是部聘教授，月支双俸，但抗战期间经济政策的不稳定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依然导致陈寅恪穷病交困，也使得他不得不“急急于争利”，并直接影响到他的就职选择。牛力一文梳理这一段史实和心态，或可补充陈寅恪研究中久被忽略的一环。 20世纪的西方哲学，要在现象学与分析哲学二端。现象学从发生至今，积势日盛，旁泽广泛，已经蔚成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而在中国，倪梁康则是这门学问的标志性人物。倪梁康关注的重点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事实上，这也是现象学的主流与主干。在意识现象学领域，情感的权重一向很重。但如何界定情感意识的类型，这不仅是意识现象学的基石，其实也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向。意向情感与非意向情感，着眼于情感对象的明确程度，有点类似于汉语语境中“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与“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不过中西言说的不同方式确实带来了体验和认知上的差异性。1914年，远在日本京都的王国维致信沈曾植说：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 王国维所说更侧重于结论的相似性，这就如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但具体到思维和考察的维度，中西之间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还是清晰可辨的。
▲钱锺书著《谈艺录》书影 本期“文明与宗教”专栏继续推出七篇短文，形似“短碎小章”，其实倒大率是由小见大的重要话题，作者群体也基本上是各自领域引领风骚的人物。英国尼古拉与杰弗里两位学者联合讨论“赞丹尼奇”的前世今生，从被几乎定论为一种“赞丹尼奇锦”，到两位英国学者重检原物并研究阿拉伯语题铭发现，此实际上乃是织锦持有者的名字及交易售价而已。这个结论有点简单，但简单的结论得来居然如此不易，不免增人唏嘘。看来有的时候，真的是正确的解释就是一种创新。王子今此前在本刊发表过探究行走的秦汉少年的大作，这次他讨论的是“仙人王子今”，实际上由此引申到海外汉学论著有关“古文词”的汉译问题。学人王子今来说“仙人王子今”，这样的学术趣味，简直就是一种境界。我要找机会认识这位把书读得这么好玩的学者。在学术中掺杂一点趣味，其实就是赋予学术以灵性。 近年来，大国之间的“贸易猜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局面，其背后当然浸润着政体差异、政治博弈等多重因素。苏格兰启蒙学派把商业社会作为一种文明社会形态，为寻求当今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但相应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把政治当作商业社会的派生物，则政治相对于社会的主体性便多少受到遮蔽，更遑论满足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需求，也无法透彻解释“贸易猜忌”中潜藏的国际政治意义。谭安奎的文章有破有立，体现了一个政治学者的胆量和锐识。 令人困顿压抑的2020年终于过去了。事实上，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再深情挽留时光，而是希望岁月的脚步更匆促一些。原来，告别的心情也可以如此明媚。2021年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当然需要边走边看，但是不是一路的风景已经不重要，平安才是我们永久的期待。岁末年初，心绪依旧郁勃难平，爰再赋一绝，以写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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