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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附近村里拉了三十二个民夫，在村干完活。当天找了个红薯窖，三十二个人排成一列，两个日本兵各捅一刀再扔进红薯窖。三十二个人，六十四刀，最后上面不忘盖个大磨盘。三十二条人命，三十二个有名有姓的人名，至今村中央的石碑上，还刻着这份仇恨。 尸骨堆成堡垒群，平山县瓦口川的东北部，有三个村庄，叫樊土沟、冷泉和湾子。这里山川纵横，峰峦起伏。附近的黄中寨、北顶和王母观山，是群峰中最高的三座山峰，地势极为险要。1939年至1942年，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曾住在瓦口川的宅北、陈家院一带。 日军秋季大“扫荡”开始后，从无极、藁城、赵县、栾城、元氏、赞皇、获鹿等县抓来四、五千名民伕，又从平山县抓来一大批百姓，在这三处建堡垒，修公路。日军为修建这三组堡垒群，共残杀我同胞1800多人。当时老百姓说：日军的堡垒群，是用我同胞的尸骨堆起来的。 抓来的民夫，在日军刺刀威逼下，上山建堡垒、修公路。山高坡陡路难行，从山下往山上背石运料，往返一趟，20余里。活重又累，还不让吃饱，有时还断顿。民伕是秋天抓来的。入冬后，他们的衣服都磨烂了。寒风凛冽，钻心刺骨。在零下十五、六度的隆冬，身无棉衣，肚里无食，一个个冻得浑身青紫。人们把装水泥的草袋子或纸袋裹在身上当衣服。人们干活稍有怠慢，日军就用枪托、棍棒毒打，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每天都有人冻饿而死，多时达四、五十人。 日军怕人们逃跑，各处布满岗哨。逃跑被抓回的，破日军枪挑而死。追不上的，开枪打死。尽管如此，每天总有人逃跑。 黄巾寨上有个被抓去修堡垒的老人，60多岁了，受不了日军的折磨，逃跑被日军抓回。先是动用各种酷刑，最后一刀将老人的头砍下来，用稻草绳把老人的头拴挂在树上示众。第二天，王陈庄的民伕来做工，一个日军喊：“小孩的过来！”将十八、九岁的安兵子和杨狗子叫到挂着人头的树下，用手比划着，让把树上的人头解下来。安兵子说，“太君，我上不去。”日军用刺刀指着安兵子的胸口，“你的，不上去死了死了的！”安兵子无奈，只好上树把人头解下来，日军又逼他到河沟边给人头洗脸。洗净后，日军把削尖的木板栽在路旁，将人头插了上去。又逼着杨狗子用茅草棍儿把人头的眼皮支起来。板上写着：“谁再逃跑，如此对待！”那老人的头一直在那儿插了两个多月。那时，樊土沟村周围不过十几步远就有一个这样插着的人头。 日军在“扫荡”中从南庄村抓往王荣荣、王二艮、王汉杰、王三锁、王发发、王更雪、王录录和王二拴9人。这些人被抓到黄中寨，塞进一个地窖子里。这里原已塞满了人，又象插萝卜一样往里塞。经常两、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还逼着人们上山背石运料修堡垒。王三锁饥饿难忍，把他那破棉衣的烂棉花都揪下充了饥。放卯不定时，人们经不住非人折磨而死在窖子里的人，就被日军拉出去扔到野外。王二拴瘦得皮包骨头不象人样，日军见他死在旦夕，也拉了出去，扔到野外。王爬到一个山庄上，被老百姓背回家去，抢救护理，侥幸活了下来。南庄村被抓去的9人，除王二拴外，其他8人全都死在山上。 时值数九寒天，有的民伕逃跑被日军抓回后就把他们弄到房顶上，扒光衣服，反绑双手，用铁丝穿起来，跪在刺骨的寒风里挨冻，有的穿鼻子，有的穿耳朵，有的穿锁子骨，有的穿脚后跟大筋，在岗楼里看守的日伪军还不时地神动穿入的铁丝，不过一两天功夫，大都被折磨而死。有一两个不死的，被日伪军踢下房顶，拖到村边活埋。樊土沟村边就有五个这样的土坑，小坑埋20个人，大坑埋六、七十人。 民伕辛智忠回忆说：“鬼子怕民伕逃跑，把所有民伕12个编为一个班。班里逃跑一人，除杀逃跑的，再杀班里一人。后来增加到某村逃跑一人，再杀一个同乡人。有一次，被电子抓回4个逃跑的，都是瓦口川的老乡。鬼子把院中的民伕都赶到一个打麦场上，让围成一圈，圈内是日伪军押着的那4个人。圈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伪军。一个日军头目先训话，然后当场将这4个人砍了头。血冒一尺多高，头滚出老远。在樊土沟，20天内象这样的杀人就有4次。” 日军残杀民伕，花样极多，如洋狗撕咬，开水浇头，刺活靶，挂天灯，还有的叫什么“摔烂柿子”，黄巾寨北顶、王母观北山，有几十丈高的悬崖，年老体弱的民伕，或干活稍有怠慢的，便被踢下悬崖，落到崖底，被摔成“烂柿子”一般。仅黄巾寨西崖，被摔死的就有200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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