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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扉旧事（44） 张国领 人生之路，漫长又短暂。 人生之路，美妙又梦幻。 在这条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人生之路上一路走来，你会发现，有的人走着走着就走丢了，甚至找都找不回来；有的人走着走着就走忘了，甚至想都想不起来；有的人会始终和你在一起，虽不是形影不离，却时刻心灵相通。 我十八岁告别父母入伍从军，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回望风雨坎坷军旅之路的时候，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他就是周广庭。他是我最该写的人，我却始终没写，是因为他在我心中分量太重，重得使我不敢轻易动笔去写他。 在部队，称呼一个人，一般是按他的职务，职务是什么，就称呼什么，这是条例规定的。几十年来我对周广庭的称呼改过三次，第一次见他是1979年的7月上旬，那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一四五部队政治处的新闻干事，我们都称呼他周干事，这个称呼我叫了五年。这五年中，在我身上发生了诸多的第一次，这些第一次大都与他有关。因为他，我第一次离开连队到了团部，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新闻，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采访，从他那里我第一次获得了领导的表扬，我第一次打电话是向他汇报新闻线索，我在报纸上刊登的第一篇新闻稿件是他帮助写的，我第一次调进团报道组是他打的报告，我第一次探家是经他批准的，我第一次见女兵是见他的爱人，我第一次喝白酒是在他家里……这每个第一次，都是我人生的一次进步，一次提高，一次转变。 记得第一次参加他主办的新闻报道培训班，是我刚入伍半年的时候。我们连队在阜阳通用机械厂担负看押执勤任务，是距团部路程最远的连队，有很多战友从入伍到退伍，从来没有到过团部，我是入伍刚半年的新兵，党支部能选我去团部队参加学习班，并不是看重我的文化程度高，那时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高中生，我们同年入伍那批兵，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也不是因为我的字写得好看，我的字写得丑是连队出了名的。选我去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我在跳木马训练中腿部受伤，暂时不能参加训练，二是我曾给《解放军文艺》投过一首诗，因为稿子被退了回来，连队干部知道我喜欢写东西。至于以后能否成为一名优秀报道员，将连队发生的好人好事报道出去，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连队多少年了没有人写过稿子，更没有人发表过新闻，在他们心中，我去只是完成参加政治处培训的一项任务。 我乘火车赶到团部的第二天，我们各连来报到的准报道员们，被一辆大卡车拉到蚌埠郊区黑虎山训练教导队，接受周广庭为期七天的新闻理论培训。在开训的见面会上，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政治处的周干事，从那天开始，我和同学们都叫他周干事。学习班上，团政委讲过话，政治处主任讲过话，宣传股长也讲过话，但我把他们的讲话内容都忘记了，只有周广庭讲的话我记在了心里，因为他的话是我们新闻培训的核心内容，上课一周之后我们就要被分配到各连去采访，并写出五篇新闻稿件作为培训作业上交，他的话都是采访时要用上的。我很认真地听课，可我的语言辨别能力较差，他的江苏口音又重，很多话听得似是而非，再加上我从农村到部队，压根儿没听说过采访写新闻，到连队采访时，指导员徐连璋坐在我对面，很郑重地对我说：“小张，我现在有时间，你要采访什么现在就可以问，我来回答你。”我憋了半天也没想到一句要问的话，徐指导员看我没有准备好，笑笑说：“看来你还没有掌握新闻线索，先在连队看看，有了线索我随时接受你的采访。”在连队采访了七天，别人都交了五篇新闻稿，我却只交了五首诗歌。诗歌与新闻，一个虚一个实，一个事件人物，一个思想情感，完全两股道上的车。总结大会上，就在我准备好挨批评的时候，我听到的却是真真实实的表扬。周广庭在讲台上把我的诗歌逐首念了一遍，并进行了点评，然后给予了有理有据的表扬。这确实出乎我的预料，这确实让我不知是高兴还是惭愧。因为我确实没有完成任务，他对诗的点评又确实很到位。当时我们团有位全军著名的诗人叫孙中明，他和周广庭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他们两个又是铁哥们儿，一个是写诗，一个写新闻，互不交叉。我从没听说过他写诗，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但他对诗的感觉却是出奇地好。 带着几首诗的收获我回到了连队，连续几个月里没写出一篇新闻稿，这让我从来不敢主动给周广庭打电话。直到有一天连队出了一件事儿，我拿不准这件事儿该定性为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于是我就给他打了我平生打的第一个电话。那时候的电话机是黑色的，机身上光秃秃的，机面上没有拨号的键盘，机身一侧有一个摇动的把子。电话线的另一端直通团部电话班的交换机，我这边按着话筒用力摇一摇，然后拿起来等总机说话，告诉他要团部哪个处哪个股哪个人的办公室。这个程序我是听说的，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还是胆怯。那天我没敢在连部打电话，而是来到监狱大门口的一号哨，当班的是我们的排长舒志松，我给他说明打电话的理由之后，他主动帮我“摇通”了电话。我接过话筒喂了好几声也没有听到里面有声音，正当我着急的时候候，舒排长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电话说：“你把电话都拿倒了，怎么能听到？”他把话筒掉个方向又递到我手里，这是我听到了那熟悉的江苏口音，周干事知道我是要汇报新闻线索，专门准备了笔和纸，我把事情叙述了一遍，他全部记了下来，并把重点细节反复问了问，最后还不忘表扬我有新闻敏感性。 那是我人生中打的第一个电话，又是作为连队业余报道员打给写新闻的老师，心中的紧张都甭提了。虽然正处寒冷的冬季，等我打完电话放下话筒时，我胳膊肘上流出的汗水，渗过衬衣、绒衣、纯棉的军装，把放电话的水泥台洇湿了一大片。 我汇报的线索是这样的，我们连队的母猪生了小猪仔，卖给了当地老百姓，半个月后，两个买小猪仔的老百姓找到连队，说他们买回去的小猪仔生病了，问问连队能不能把买猪的钱退给他们，这小猪仔他们不要了。接待老百姓的是司务长应新春，他当即表示可以退，并说如果你们见到在连队买过小猪的其他人，也转告一声，只要小猪生了病，可随时来退款。 线索是汇报上去了，能不能构成新闻我不知道，能不能见报我也不知道。就在我电话报告线索后不久，我们连队调防，从阜阳调到合肥巢湖农场种稻子。到农场后，我因不会种稻子被连长调到炊事班工作。一天上午我正在锅台前炒菜，通信员郑木发跑到炊事班告诉我，说我写的新闻报道见报了，登在《安徽日报》第一版。炊事班的战友当即都向我表示祝贺，我的心中特别激动，想马上看到那张报纸，可我在烧菜，不能离开，一直等到饭菜弄好了，我才来到队部，见到了大家都已见过的那张报纸。看着那篇总共有五百多字，加了方框和花边，标题为《退款记》的报道，我的心跳突然加快，感到我的脸发烧，当时一定是红红的。这篇稿子署名是周广庭、张国领。可我知道，这稿子不是我写的，我没有付出任何劳动，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而已。 就是这篇新闻稿奠定了我“连队小秀才”的基础，接下来无论是新闻稿还是诗歌创作都进入了一个“顺利期”，包括《解放军文艺》在内的军内外报刊上，时有作品发表。 1980年底，周广庭把我调进了政治处报道组，说是报道组，其实组员就我一人，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调报道组之前，在农场我当饲养员，喂几十头猪，白天一身泥一身水地打猪草、扫猪圈，晚上住在被蚊子、蛇、老鼠和赖蛤蚂群起而攻之的稻田平房里，看个书身上会被咬出大包小包的。调进报道组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是在团部办公大楼的最顶层，视野开阔，光线明亮，环境舒适安静，一切都有了大不同。每天被周广庭在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关心着，全团的每个连队任我跑，唯一的压力是要出新闻。政治处下文规定，凡一年中在省级以上报刊刊发十篇新闻稿件的战士，报立个人三等功，我作为专职写新闻的战士，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981—1983年，我连续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还连续三年获得了春节探家的特殊待遇。 周广庭对我的关心，曾经有人问我和周广庭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新闻干事和报道员的关系，他们不信，说没见过干事这么关心一个兵的，可事实就是这样，我和他一不是老乡，二不是一个连队出来的，三没人牵线搭桥，他对我的关心，除了是新闻干事对报道员的关心，还是一名老兵对新兵的关心，一名干部对战士的关心，一名兄长对弟弟的关心，一名老师对学生的关心……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１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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