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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扉别集（30） 张国领 四十多年的从军经历中，有一个词儿在我身上使用频率极高，也让我对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就是“借调”。 借调，顾名思义就是调动，但又不是正式的调动，而是把你从这个单位临时调去另一个单位帮忙工作，等活干完了再回到原来的单位上班。由于人事制度的规定，人员进出都要有一套正规的手续，于是借调人员必须得出具一张借调函。一般能从另外一个单位借调人的，都不是相邻的部门，也不是平级的关系，而是上一级单位。只有上一级单位才有权向下级单位借调人员。因此，发生在我身上的每次借调，都是将我借调到上一级单位去帮忙干活。 凡到上一级单位帮助过工作的，都知道借调人员有一个特点：你要始终牢记自己是外来的，工作干得再好都和单位正式人员有着本质的差别。一是待遇不同，分房、调职、发福利，从来都没有借调人员的份儿，因为你不是本单位在编人员，这些待遇都是按编制员额来的；二是休假、疗养、报销机票等差旅费用等，这些也都与借调人员无关，因为你不在册，人家在花名册上排队，而你永远也轮不到。 这种人事关系还留在原单位，本人却要在外单位干活的处境，既让人心存希望和憧憬，又满怀无奈和尴尬。 这种特殊的处境，也便决定了一个特殊的事实和态度，那就是对待工作要任劳任怨、无条件地努力去干好它。 与借调人员有关的唯一“福利”就是干活。分给你的工作，你责无旁贷必须要干，因为借你来就是发挥你在某方面的特长，完成特殊任务的；别人干不了的，你要主动帮助去干，因为你是借调人员，没家没口单身汉，其他干部下班回家了，没干完的事情你要主动请缨，这样才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没人愿意干的，你要抢着去干，因为那些难缠事、棘手事、苦差事、琐碎累人的事、磨人不出成绩的事、推来推去的事，你不干谁干？作为借调人员，你压根就没有挑选的权利。 其实，就我的亲身体验来说，战士借调要比干部借调轻松得多，毕竟战士干的大都是些具体事务，蓝图由领导绘就，你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成了。 我当战士时，曾两次被团政治处借调，每次都在一年以上。被政治处借调是到报道组写新闻报道，这是我承受压力最小的两年时间，那时政治处报道组对外号称是组，其实就我一个组员，一个人的最大好处是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便让我这个最不会写新闻稿的报道员，在自我感觉并不良好、成绩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却经常出乎意料地受到政治处首长的表彰，并连续三年荣立个人三等功。 政治处只有四个兵，三个是电影组的放映员，他们都是有正式调令的兵，只有我是属于借调。在干部多战士少的机关里，战士有着难得的优越性，因为干部都担负着重要工作，时间紧张、任务繁重，他们工作和生活中没有时间或不方便亲自去办的小事情，自然就会想到我这个报道员，而我除了写新闻报道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干，再说新闻稿也不是天天有素材可以去写的，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办公室里写自己喜欢的诗歌。每次只要有领导们使唤，我就跑得飞快，这样就让领导们省了很多心。平时干点小事情，都被领导们记在了心里，有什么好事，不论是不是战士该有的，他们也都会想着身边的兵。 那时物资比较匮乏，大部分商品是凭票供应，而票证只发给干部，战士是没有的，可战士探家、家属来队，或家庭需要等，有时必须要买一些紧俏物资。我就向领导们张口求助，一般都会得到满足。因为战士眼中的紧俏东西，在领导眼里并不紧俏，他们永远比战士的人脉广、渠道多。 战士最需要的不是清闲，而是在工作上得到领导的肯定。这一方面是因为领导的态度决定着战士的命运，他们满意不满意关系着服役期间你有没有进步的机会；另一方面，领导们，特别是机关的领导们，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站得高看得远，他们的肯定和褒奖，会让我的自信心、工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再干工作时，就知道从何入手更容易成功。 机关干部看待一个借调的兵，一般都不会用挑剔的眼光，采取的方式多是原谅失误、突出优点、重在鼓励。因为他们也是从战士一步步走上来的，能理解战士的想法和苦衷。但有些难处他们也只是表示理解，却不能给予解决，比如入党问题，要想入党还要回到连队去，我是连队战士，只有连队党支部才能按程序解决入党问题。正是为了能够早日入党，我才要求结束借调，重新回到了连队。 1983年武警总队在合肥成立，那一年的夏天，正在连队当饲养员的我，又被借调到总队宣传处帮助工作。这是师级机关，人员都是各团调来的能人、高手，对工作的要求明显比团政治处要高，一个战士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处处小心谨慎，便是时时刻刻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不说得到领导的赏识，最起码不能让领导说“这么笨的兵是谁调来的”。这样批评的就不仅仅是我这个兵，还有调我的领导都要因我的无能而受牵连。 在总队借调一年多时间，和我一样借调的还有老兵涂维龙，我们两人都面临着走与留的首要问题，深知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道理，从来都是相互补台而不拆台，相互合作而不内讧。每写一篇稿子，无论是谁采访、谁主笔，等到报刊上白纸黑字登出来的时候，署名都是“周广庭、涂维龙、张国领”三个人。 领导只要表扬就是我们一同受表扬，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借调的第二年，我被总队党委推荐到北京上学，第三年涂维龙被推荐到总队教导队上学，毕业后我俩相继提干。 我的提干命令是任阜阳地区支队阜阳市中队排长，作为初级指挥员，基层带兵是我最需要补上的一课，因为我在部队多年，从事的大部分是与战斗和指挥无关的工作，以前是战士，只要服从领导就行了，提了干，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上面还有各级领导，但我也成了带兵人，在我的排里，我是最高长官，是要发号施令的。身先士卒我能做到，但这指挥打仗还要从头学起。 当时我的中队长叫贺勤，和我是同年兵，带兵方面很有一套，正当我想虚心向他学习带兵之道的时候，支队又一纸调令，把我借调进了支队政治处。 支队是中队的上级，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是我想成为一名合格指挥员的想法，就这样被突如其来的借调给搅黄了。 这次从中队借调到支队，阻断的不仅是我当一名军事指挥员的梦想，还阻断了我和基层战士的直接联系。 当时的支队政委叫李振安，是我在省军区独立六团时的老政治处副主任，正是他当宣传股长时，把我从七连带到团部参加新闻报道学习班的，在团报道组借调时，他又是直接分管的首长，他对我的爱好和特长一清二楚，借调我到支队搞新闻正是他的提议，可他不知道，我此时最想当的是指挥员而不是新闻干事。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更理解首长的好意，于是我放下指挥员的梦，安下心来搞新闻，用一年时间，把支队的新闻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使支队第一次在总队排名中进入前四名。 对于一个远离省会的地区支队来说，这个名次是历史性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是历史性的。 我还在支队借调着呢，却又接到了总队政治部的借调命令，直接把我从借调中又给借调走了。 支队借调使我没能再回过中队，总队借调使我没能再回到支队，而我的正式任命，仍是阜阳市中队的排长。 在支队借调一年多，又在总队借调一年多，那些在总队借调的日子，大部分被我写进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柴扉集》里。 调回河南之后，我本想不会再有借调的事情发生了，令我没想到的是，正式调到河南总队的第二天，我又一次成了借调人。 政治部领导要考察我的工作能力，让副主任找我谈话，把我的行政关系先放到许昌支队，人借调到电视记者站帮助工作，一年之后如果能胜任总队的工作节奏，再调回总队，如不能胜任，那就只能到许昌支队上班。 说实话，对我来说这是压力最大的一次借调，因为它与我在安徽的数次借调情况都不同。 我刚调来河南，人生地不熟，到一个新的单位又不是正式人员，我的岳父母和妻子女儿还都在安徽居住，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住房分配、女儿转学、家属随军、找工作、我的职务调整等等一系列的大事情，都因为我的不能定岗而无法进行，稍有差池，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命运就有可能发生大翻转。 当时我的一位领导和我是同年兵，我是正连职，他是副团职，由于我是借调的，他处处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既要让我作为骨干挑起工作重担，又要让我表现出一切成绩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并且经常用“调进来”来提醒我别忘记自己的借调身份。 下属的所有工作成就，都归属于上级领导的能力，这个道理我明白，但令我想不通的是，有时为一项工作努力了半天，却被别人轻易给否定了，对此我毫无办法，因为我是借调人员。 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多次到总队医院诊治，医生在做了各方面的检查之后，得出的结论只有三个字：“压力大。” 我当时想不明白什么压力，后来想想，所谓的压力就是心情的不愉快，长时间的压抑和不悦，就会在身体的某个地方通过不同的症状反映出来，久而久之，就成了病。 疾病，其实就是积病。 好在我的同事们心中都明白，我不是那种争权夺利的人，关键时刻大家帮了我的忙，使我在一年后顺利调入总队机关工作。 正式调入河南总队才一年多时间，又要借调到北京去，拿到调令的那一刻，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我在心中为自己祈祷，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借调，因为工作不稳定，心中就没有安定感，物力、财力、精力、动力等，不知要增加多少无谓的消耗啊！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１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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