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摘自作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集团），读史系授权发布 从理财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理财的成功为神宗开疆拓土、制礼作乐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 但是，由神宗亲自主导，也是他最重视、投入精力最多的西北拓边事业，却一败再败，损兵折将，消耗国力、民心，看不到希望的终点在哪里。最终，骄傲的皇帝在心力交瘁中抑郁而终，只活了三十八岁。 神宗朝过后的北宋政治，就像是被暴风雨洗劫过的果园，红色的果实稀稀朗朗，损伤已经造成，而且很难逆转——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前期两项最重要的政治原则。 第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原则。国家治理，包括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要综合考虑朝廷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也就是说，中央发出的每一条政令，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必须是要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使老百姓得安定，得利益。这条原则是如何被打破的，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国家政策以理财增收为第一目标，“安利元元”就只能是虚伪的幌子了。 第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相处原则。要允许并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容忍“异论相搅”，让不同意见在朝堂上充分表达，互相激荡，形成思想的竞争。皇帝兼听而独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做出符合朝廷国家整体利益的决定，这就是宽容政治原则。宽容政治原则是利益平衡原则得以维持的基础。利益平衡原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单独来看的话，打破之后似乎不难修复，只要调整政策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宽容政治原则却是破坏容易修复难。因为在皇帝制度之下，皇权至高无上，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宽容政治的实现，归根结底靠的是皇帝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自律，而要把皇帝的思想和道德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则需要统治集团，特别是它的高层对宽容政治的高度共识。说白了，宽容政治原则就是一个由理性编织的无形的笼子，其目的就是防止皇权的野马脱缰。而王安石变法则把皇权从这个无形的笼子里放了出来。 关于王安石的指导思想，有著名的“三不足”之说。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可能并非出自王安石之口，但很难说是对手的诬陷之词，因为它的确反映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决心，也与我们所能看到的王安石的言行一致。 “三不足”的意思，可以进一步解释如下：第一，“天变不足畏”，是说天地和人了不相关，日食、月食、地震这些，都有规律，不值得畏惧。第二，“祖宗不足法”，是说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和制度，不一定都好，能改就改，不值得遵循守护。第三，“人言不足恤”，是说平庸的人喜欢墨守成规、畏惧改变，跟他们只能分享成果，不能共同谋划创造；他们的议论，不足以采纳。 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然而一旦诉诸政治实践，将会创造一个无所畏惧、恣意妄为、张牙舞爪的权力怪物。在皇帝制度之下，士大夫能够用来约束皇帝的，只有天意人心、祖宗法度和儒家思想这三样无形武器。而不管是天意人心、祖宗法度还是儒家思想，都要靠“人言”表达，靠批评发声。让皇帝摆脱对天意人心和祖宗法度的敬畏，再给所有批评意见都贴上“流俗”的标签，嗤之以鼻，那么，还有什么能够约束大权在握的皇帝呢？ 我们来看王安石是怎样引导神宗打消畏惧，一步一步走向无所畏惧的。青苗法是遭到批评最多的新法。神宗私底下向王安石表达了犹豫，他问王安石这样做是不是会丧失人心，也曾希望王安石对青苗法加以调整，“以合众论”。王安石的反应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地告诉神宗，所谓得人心，是因为合乎天理公义……所以，只要我们的做法合乎天理公义，就算招致四国叛乱，那也不能叫作丧失人心；相反，那些不符合天理公义的做法，哪怕有全天下的人歌功颂德，也不能算是得人心。 一句话，只要我们做的是对的，哪怕全世界都反对，又有何妨？王安石又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道，就是真理、正义，是正确的路线。陛下正在用道与流俗决胜，这就跟打仗一样。今天我们稍微退后一点点，那立刻就会坐以待毙、被流俗打败了。真理与流俗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怎么可以退缩呢？一步都退不得。 对王安石和神宗的作风，司马光痛心疾首，他在给王安石的信里、给神宗的言事书里，反复讲过一个故事，这就是“子产不毁乡校”。  春秋时期，子产在郑国主持国政，改革的力度极大，郑国人很反感他，聚集在乡校里批评他。 有人给子产建议：拆了乡校得了，省得一帮人叽叽喳喳天天在那儿挑毛病。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意思是他们所赞成的，咱们就继续推行；他们都反对的，咱们就修订改正。乡校里的人都是咱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拆了学校呢？ 子产明白，“作威以防怨”，诉诸暴力来拆毁学校，制止批评，肯定是会立竿见影的。但是子产更明白，老百姓的怨气就像是洪水，一直堵着它，不让它释放，早晚会出现大规模的溃堤，而大规模的溃堤造成的伤亡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不如小决使道”，平时就开出口子来疏导它。乡校的批评议论，子产是“闻而药之”，把它当作治病的药来服用的，良药苦口利于病。 “子产不毁乡校”是宽容政治的典范。以王安石之博学，这个故事他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就在王安石执政前六年写就的《虔州学记》中，也曾经用到这个典故，批评那些刚愎自用的统治者。他这样说：周道衰微，秦朝君臣不懂得屈己以学的道理，而乐于自以为是。厌恨批评者，于是烧诗书、杀学士，扫除天下的学校，可是反对者越来越多，秦终于不能取胜。 这是为什么？王安石又自问自答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对这句话，我们做最简单的理解：《诗》《书》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所记载的是真理，而真理来自人心，儒家经典既是真理的载体，又是通往真理的道路。秦烧了诗书，背弃了真理，可是人心对真理的渴求还在，所以，秦最终被人心抛弃。王安石又说，有这样想法的，不止秦朝君臣，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想要拆毁乡校的了。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这样出现在了王安石笔下，他关注的正是那些建议拆毁乡校来压制批评的人。而他自己大权在握之后，却对神宗说那些反对的声音都是流俗，并告诉神宗，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陛下要拿出战士的勇气来，坚决反击一切反对派。 有一个问题，神宗没有问王安石，但是我们可以帮他问一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所掌握的就是真理呢？ 从王安石的文章中，我们大致能够推断出他的逻辑。圣人用心体悟真理，制定政策，治理国家，圣人的思想被忠实地记录在经书之中。 通过经书，王安石体悟圣人的思想，获得真理，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王安石的思想和政策都来自经书，因而是无比正确的，应当用它来统一整个国家的思想。后来，神宗也的确把王安石主持制定的儒家经典新解释——《三经新义》统一下发到官学，作为科举考试的考试标准，统一了读书人的思想。 既然王安石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反对王安石思想的人就都是错误的，是没有必要理会的“流俗”。那么为什么秦朝的时候烧诗书、杀学士、刚愎自用，就错了呢？因为他们烧的是诗书啊，背离了诗书，就背离了真理，背离真理还不肯听纳批评，当然是自取灭亡。而我们，既然真理在握，又何惧流俗，虽万万人，吾往矣。  对批评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相对于后来赤裸裸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而言，神宗时代对反对派的打击还算是温和的，基本上是赶走了事。但是，专制主义的蛮横任性却已经清晰可见。王安石推荐李常为谏官，本来是希望他为新法鼓与呼，结果李常却对青苗等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吕惠卿私下找到李常，威胁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样近似于流氓的威胁，至少在我看到的文字记载上，是北宋政治中的第一次。斯文扫地了。 跟王安石本来就有过节的开封知府郑獬想要面见皇帝，挑战王安石的法令，结果趁两个宰相不在家，王安石自己动手，越俎代庖，签署了郑獬的调令，釜底抽薪，没等郑獬开口就把他拿掉了。前任宰相富弼，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竟然在退闲之后遭到贬官处分。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首都设置了“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 新政治迅速培养了一批“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王安石和神宗是把官僚们当作纯粹的工具来对待的，只要他们听话，能够忠实地执行中央政令。曾经有人建议神宗谨慎地选择州县长官。神宗回答说：天下州长县令一千多人，怎么选得过来啊。只有我们在朝廷立法，让他们下去遵照执行。符合法令的就算对，违背法令的就算错。用这个法子，才算有准儿。 听起来真有道理，但是，神宗显然忽略了一点，各地的情况差别那么大，怎么可能什么都靠朝廷立法呢？官员，特别是地方长官，是应当有他自己的施政空间的。神宗特别指示，反对地方官员的主动施政。 汉代有一个著名的儒家官员黄霸，非常善于治民，能够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解决问题。黄霸为颍川太守，“治为天下第一”。神宗却说，像汉代的黄霸这样的官员，妄为条教，以干名誉，这是应当治罪的，汉代反而给他提级赏赐，这是不对的。“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 黄霸在颍川的做法，跟王安石当初在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当县令时的做法，是多么相似！王安石兴修水利，发放低息信贷，有哪一项是中央政令规定了的呢？又有哪一项是中央政令能够规定得了的呢？可是在当时的政治中，王安石却能够受到上级的褒奖，得到提拔。北宋前期的宽容政治成就了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却联手神宗破坏了宽容政治。 司马光对新法最为痛心疾首的，除了害民，还有害政。害政这一条，在司马光的心里是更为深刻的痛，然而却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神宗驾崩之后，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当政，司马光还朝主政，获得了修复宽容政治的可能性。 然而，司马光主政十八个月，不但没有扭转政局，反而加剧了矛盾，宽容政治终于不可挽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