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天空飘起雪花，在人们“瑞雪兆丰年”的迎春笑语中，那扇陈旧而又清晰的记忆闸门总会徐徐打开。 在实施改革开放前的七十年代末以前，国家全面施行计划经济，物资匮乏。譬如，穿衣买布要“布票”，在国营食堂吃饭要“粮票”，自行车、缝纫机等奢侈品更不必说，包括农村生产队里拉粪拉粮的“地排车”下盘都需要有券才能排号购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努力建设自己一穷二白的国家。 六十年代初，为减轻城市人口生活供应带来的经济压力，我父亲积极响应上级“非转农”号召，全家由城市户口下放到到菏泽老家王浩屯郭鲁农村生产队劳动生活。从此，一日三餐的口粮蔬菜大多是从生产队里分到的红薯、玉米、萝卜白菜等。父亲在离家百余里的曹县安蔡楼公社工作，只有到春节才能够和父亲团圆一次。 “你大大快回家过年来了，他会给你们捎来好多好吃好玩的东西。”临近春节，母亲高兴地对我唠叨着说。 “嘣——嘣！”村庄里不时有炮仗声响起，我期盼的春节就要到来了。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北风不停歇地吼叫着，土路面都被冻裂了一条条大口子。临近年关，又下起了鹅毛大雪，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晚上也没见要停歇的意思。天明就是大年初一，母亲叹气地看着我和哥哥姐姐们说：“看这孬天，你大大是回不来了，这年咱咋着过啊！”说着母亲就掉眼泪了，我和哥哥姐姐们也不知所措地跟着哭起来。 至今我仍记得，在那个家家团圆家家温暖的除夕夜里，这委屈无助的哭声伴随着天空中飞舞的雪花和啸叫着的寒风，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呜咽、嘶鸣！ 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时每到春节，父亲总会提前几天用自行车载着过年吃用的年货回家，母亲只是在家做两锅小麦面掺玉米面做的所谓的白馍馍而已。 夜深了。母亲把放置在夹山土墙小洞上的棉油灯用针拨了拨，屋里亮了许多。刺骨的寒风裹夹着雪花争先恐后地从门缝钻进屋里来，几片晶莹的雪花飘落在母亲的蓝布棉袄上，久久地不肯融化。母亲吵着让我们赶紧上床睡觉，她自己坐在小木凳上对着堂屋门发呆。我们就像没听见母亲说的话，齐齐地站在母亲的身后，听着外面那寒风嘶叫的“呜——呜”声，看着那两扇阻挡风雪的黑色木门发呆。 我幻想着，这屋门啥时候被回家的大大突然推开，那该有多好啊！我毕竟年龄小，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渐渐地睡着了。 “咱大大来了！”朦胧中忽听到哥哥姐姐们大声地喊叫，我打了一个激灵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 “叮——铃铃！”这是怎样美妙动听的一个声音啊，我听到一阵自行车铃声从外面的雪地里传来——我能感觉到，这一定是父亲的自行车的铃声！是的，一定是的！ 母亲早已打开了屋门。一个雪人，推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走进院子里，无容置异，是父亲回家了。哥哥姐姐们拽着父亲的棉大衣袖子哭着、蹦跳着。哪里还有困倦，哪里还有寒冷。 在堂屋里，母亲急忙拍打掉他满身的冰雪。父亲摘掉大棉帽子，头上立即有大团的热汽升腾起来。“我的乖乖们，我终于到家了！”父亲喘着粗气抱起我坐在木凳子上说。哥哥姐姐们一起用力把自行车推到堂屋里。整个大金鹿自行车，就象深秋果树的枝丫，挂满了果实——一袋白面粉，一只猪头，粉条海带花生及点心果子、八角调料，还有我最喜欢的糖果鞭炮等。母亲擦拭着眼泪对父亲说：“这样的大雪天你咋来了，我想着今年呀你回不来了呀！” 事后父亲告诉我们：他本来是想等着天气变好点了再赶回家来，但雪下得越来越大了，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迹象。过半夜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就推着自行车上路了。饿了就在雪地里啃冻馒头，渴了抓几口雪放嘴里润润喉咙。白茫茫的雪有一尺多深，偏僻的地方也看不清楚回家的路，竟不小心走进一片老坟地里，往哪推车子都是坟头。父亲心想着，老天爷是不是要把我冻死在这里啊。后来，还是依靠远处村庄里的一点灯火引路才连滚带爬地走出了那片坟地。 我常常在想，是怎样的一种力量促使父亲顶风冒雪踉跄奔走在一百多里回家的路上——那是因为，在遥远的家乡，有他时时刻刻惦念的家，有他时时刻刻牵挂的骨肉儿女们。 1981年底，国家落实“下放返城”政策，我全家从农村迁回县城，生活条件逐步提高。如今，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家乐业，物质与文化生活极大丰富。倘若父亲在天有灵，定会欣慰、无所牵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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