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征服阿尔巴尼亚及其影响

明日大雪飘 20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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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代理人：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骑士、海盗、耶稣会士与间谍

作者：（英）诺埃尔·马尔科姆著，新经典出品

当当

本文摘自《帝国代理人》章节

威尼斯细长脆弱的属地在东、南两面与奥斯曼帝国相连，这个帝国也是当时东欧最具活力的政治力量。在过去两个世纪，奥斯曼帝国以惊人的速度扩张。1400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已经接管了色雷斯、保加利亚和马其顿，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得重要港口萨洛尼卡，在科索沃之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塞尔维亚领导的联军，并派出大批劫掠部队经由北阿尔巴尼亚大肆掠夺，最远到达乌尔齐尼。15世纪早期的很短时间内，奥斯曼的扩张活动一度停滞，甚至被迫回缩，但他们很快就卷土重来。1415年到1423年间，奥斯曼帝国一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一边对地方领主威逼利诱，结果阿尔巴尼亚地区大部被征服，只有少数城市仍然处于威尼斯人控制之下。阿尔巴尼亚以北的其他巴尔干地区也已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甚至处于附庸地位。然而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后，“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停止采取间接统治的办法，派出军队将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王国的领土先后并入奥斯曼帝国。对希腊内陆地区的征服也于此时完成。16世纪20年代，伴随着苏莱曼大帝发起匈牙利战役，匈牙利王国的大片国土成为奥斯曼帝国领土，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欧洲扩张的下一个重要阶段。现在苏丹军队直接面对的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领导的军队。事实上1529年维也纳围城之役中，就是在哈布斯堡的抵抗下，奥斯曼人功败垂成。这之后，尽管苏丹在罗马尼亚领地内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明显增强，但再没有对欧洲大陆展开直接的征服行动。即便如此，奥斯曼帝国仍构成了对其北部、西部邻国的巨大军事威胁，这尤其得益于苏莱曼的父亲于1516年到1517年征服叙利亚和埃及的肥沃领土之后取得的财政资源。

历任苏丹在他们直接控制的地区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和民政统治系统。这一套行政管理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供应两种必需品：打仗的男丁和军饷。因此，很多农业用地被分割成军事封建制的庄园，置于西帕希骑兵的控制之下。这些骑兵在和平时期负责收税，留下一部分自用，战时应召，带领武装仆从赶赴战场。（另有一支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的常备军，它由骑兵军团和常规步兵组成，通常被称为耶尼切里或禁卫军。）领土被分成名为桑贾克的大区，这个词来自土耳其语中的“战旗”。桑贾克由桑贾克贝伊负责管理。这些桑贾克组成行省，其中一些行省的规模如现代国家一般大。行省由总督负责管理。但在地方层面，许多行政事务由卡迪负责，他们还通过一套融合了伊斯兰教法、苏丹律例和当地传统法律元素在内的法律体系，实行奥斯曼司法。尽管非穆斯林在法律上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也可以向卡迪寻求正义。非穆斯林还要缴纳一种特定的分级人头税，而穆斯林则不必。不过在正常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没有试图强迫非穆斯林臣民皈依伊斯兰教；东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继续在奥斯曼帝国发挥影响。这部分是考虑到伊斯兰教关于“有经人”的传统信条，部分是考虑到如果没有非穆斯林缴纳税收，公共收入将会下降。但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与许多前现代帝国一样，对其臣民的生活不怎么感兴趣。只要能够获得所需的金钱和兵源，以及其他一些基本服务和原材料，奥斯曼帝国似乎没有动力去改造他们。奥斯曼帝国行使起国家权力来，有时的确反复无常且专制，但很多基督教国家同样如此。在巴尔干半岛的某些地区，农民接受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生活得到了真正的改观。农民为西帕希付出的劳役比之前为封建领主付出的大为减轻。事实上，15至16世纪，有很多农民从奥斯曼帝国尚未征服的地区迁徙至奥斯曼帝国境内。

不过，有些地区经过奥斯曼帝国很长时间的统治后，却开始了武装抵抗。宗教动机经常是原因之一；在此前统治者无为而治的地区，人们对税收和征发男丁到远方参战的普遍敌意，也是部分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当地长官的不满。不论是宗教领导人还是世俗领导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大大超越了其被允许行使的有限政治权力。巴尔干地区试图摆脱苏丹统治的斗争中，15世纪的阿尔巴尼亚最为激烈和持久。豪强地主家族的后裔斯坎德培在于1468年去世之前的二十五年间，领导了一系列反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为了打败他，帝国苏丹三次率军亲征阿尔巴尼亚，但均未能征服其主要据点克鲁亚要塞。斯坎德培此后死于疾病而非战争。1478年，也就是斯坎德培去世十年后，克鲁亚才被彻底征服。

14世纪9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压力第一次扰动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地区此时在众多封建领主统治下四分五裂，无法组织抵抗。都拉斯、莱什和斯库台由当地统治者转交给威尼斯人控制。作为贸易城市，它们均有一个讲意大利语的商业阶层，而且威尼斯自身就是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这样的安排看起来再自然不过，这是保护商业活动免受奥斯曼帝国征服威胁的最佳方式。斯坎德培生前，这三座城市仍处于威尼斯人统治下，是范围大得多的“威尼斯属阿尔巴尼亚地区”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他阿尔巴尼亚地区经历过的政局动荡。但是奥斯曼帝国在1478年最终征服克鲁亚城堡的那场战争也将莱什纳入囊中。同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对斯库台城堡开始了史诗般的围攻，最终于1479年取得成功。都拉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仍处于威尼斯的控制之下，但是也于1501年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

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对这些城市的影响相当巨大。以斯库台为例，绝大多数基督徒选择了逃亡；因此，当人口逐步恢复之后，斯库台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城镇。贸易路线也终于恢复；根据朱斯蒂尼安1553年的报告，经过斯库台的大宗货物有皮革、蜡、羊毛、地毯、毛毡、羽纱和各种香料，其中一些货物来自遥远的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莱什也参与了部分贸易。莱什的基督徒人口在1478年奥斯曼帝国征服此地时也纷纷逃离，那些仍留在所谓的“岛屿”（德林河两条支流之间的三角洲）上的基督徒也在1501年到1503年反抗失败后选择离开。进入16世纪下半叶，莱什仅包括城堡及其穆斯林驻军，还有其下河岸地带的一个基督徒小聚落。尽管发生了上述所有变迁，威尼斯和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人仍然来到莱什；朱斯蒂尼安的记述强调从阿尔巴尼亚北部肥沃平原运至的谷物是主要商品，但155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人们也在莱什买卖波斯丝绸。

都拉斯在1501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也丧失了基督徒人口。几年后编制的税务登记册仅仅列出了驻守堡垒的118名军人。16世纪20年代访问此地的旅行者把它形容为一座废墟中的城市。然而，16世纪50年代威尼斯人的报告中，都拉斯已作为海盗活动或海上私掠的中心而被经常提及。1556年5月，威尼斯舰队指挥官克里斯托福罗·达·卡那报告都拉斯有八艘海盗船。次年，一艘威尼斯商船就在乌尔齐尼海岸不远处被五艘海盗船扣押，然后直接带往都拉斯。这些人也许是穆斯林私掠者。毫无疑问，吸引他们来到这一港口的是此处由奥斯曼人控制的堡垒。当被威尼斯桨帆船追击时，他们可以托庇于其火炮之下。但是私掠毕竟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其赃物常常在都拉斯出售，这说明都拉斯的市场经济仍然在正常运作，城中不仅有奥斯曼军人，也有文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世纪稍晚一些时候，都拉斯还是个粮食出口中心。发罗拉也成为一个海盗基地，同时也是到访商人采购粮食的重要城市，其出口规模比都拉斯更大。尽管在外国人的记述中发罗拉常与都拉斯并称，这两座城市在前奥斯曼帝国时期作为商业中心城市功能也非常相似，但它们近期的历史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发罗拉是奥斯曼帝国最早控制的阿尔巴尼亚城镇之一，而且由于其统治者和平献城投降，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破坏。奥斯曼统治造成的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大批犹太人为了逃脱在西欧受到的迫害，拥入此地。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犹太人在发罗拉受到欢迎。1520年，至少有2700名犹太人居住于发罗拉。他们的居住区均以迁入地的名字命名，比如“西班牙区”“加泰罗尼亚区”“卡拉布里亚区”和“奥特朗托区”。那时，他们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人口大部分是基督徒（希腊正教徒），穆斯林的比例非常小。到这一世纪末，犹太人口有所减少，但仍然是商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最终，海盗活动的增长让穆斯林人口有所增加，但此地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粮食贸易，一些酒、岩盐的出口，以及对当地优质沥青的开采。这些沥青是建造和维修船舶的原材料。

这些故事的一个方面需要澄清。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外来势力接管了所有领域，不仅是受人关注的统治权问题，还包括穆斯林居民的迁入和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但这一印象是错误的。除了部分人（士兵和其他一些人）外，穆斯林人口并非是从遥远的伊斯兰地区迁来的移民，而是碰巧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当地人。改宗的原因很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更多与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而不是出于任何宗教上的考虑。尽管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有一些法律特权，他们绝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排他性阶层，家族忠诚观念的强大纽带逾越了宗教分歧，持续发挥作用。这里比第一眼看上去的有更多连续性和协作。以发罗拉为例，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作为商人、船主和船长一起工作的案例。至于海盗，小规模的海盗行为和沿海的袭击活动在这些水域早已司空见惯，这和地中海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例如，莱什和都拉斯中间是罗顿半岛，其居民在16世纪中叶仍然是基督徒，当时他们就乘自制的小船外出劫掠其他沿海地区。罗顿－都拉斯地区的海盗史最早可以上溯至14世纪。早在1479年，苏丹针对发罗拉的海盗发布过命令，我们怀疑这时这些海盗不仅是当地居民，而且仍是希腊正教徒，因为此时发罗拉还没有穆斯林人口。

斯库台、莱什、都拉斯和发罗拉的故事促使我们从更广的维度思考阿尔巴尼亚在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四个城镇都位于或者靠近海岸，这并非巧合。贸易是使城市延续数世纪的主要因素，即便是处于封建领主的控制之下，这一因素也让它们保有一些市政特权。另一个主导因素则是地理位置：它们所属的这一沿海和近海地区的城镇网络位于阿尔巴尼亚西北隅。由于相同的原因，这一城镇网络也是非典型的，在这个国家的广大腹地也没有同等规模的城镇网络。斯库台、莱什和都拉斯等地许多操意大利语的天主教徒选择迁徙至其他威尼斯领地——包括乌尔齐尼——或者直接迁至威尼斯城，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大规模驱逐并非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但他们的战争政策确实允许对一开始拒绝投降的城中居民进行惩罚和奴役，这增强了有条件迁走的人远徙的决心。但同样真实的是，15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和斯坎德培的长期激烈对抗也造成了来自内陆的移民潮，数以千计的人们经由沿海城镇，乘船来到意大利南部。很多人定居下来当农民，一些人发挥自己的技能，成了轻骑兵战士。阿尔巴尼亚裔轻骑兵成为意大利大多数地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528年阿韦特拉纳战役中，受雇于那不勒斯王国的阿尔巴尼亚裔轻骑兵，与受雇于威尼斯的阿尔巴尼亚裔、希腊裔轻骑兵作战。1544年布洛涅围城之役中，英王亨利八世的军队中就有阿尔巴尼亚人。一代人之后，法国宗教战争期间，阿尔巴尼亚裔战士在法国国王军中参加战斗；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在佛兰德的军中也有装备标枪的阿尔巴尼亚裔轻骑兵；1576年布鲁塞尔也有阿尔巴尼亚裔战士。有人也许会说斯坎德培长期与奥斯曼帝国对抗，让两样东西扩散到了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他作为基督教世界英雄的声誉和他属下骑兵的后裔。

阿尔巴尼亚各地区在斯坎德培抵抗奥斯曼期间遭受的破坏和大规模移民状况不尽相同。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南部从15世纪30年代中期就处于奥斯曼帝国控制之下，大多数时间保持和平状态，其村庄和小城镇的人口也以健康的速度增长。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征服的过程对阿尔巴尼亚北半部分造成的创伤比其他巴尔干地区更多，原因并非奥斯曼帝国在这些地区使用了根本不同的手段，也不是因为一旦控制这些地区，就推行了更加专制的统治制度，而是其他两个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国家西北隅的主要城镇网络的居民与威尼斯这个重要势力有特殊联系，使得他们能够在最后关头寻求其庇护。这些具有商业活力的人口移民外地，对经济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一区域其他大多数地区的村庄、庄园在旷日持久的反抗战争中，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使用焦土政策时被摧毁，已有的权力结构也被打破。彻底粉碎对他们统治的反抗后，奥斯曼人对重建这一区域的兴趣不大，因为其农业产量减少，贸易路线中断，商业中心不再宜居，经济价值已经有所下降。位于南部的发罗拉经济表现要好多了。当北部的一些城镇残破凋敝成村庄时，南部的一些地方已经由乡村规模的聚落扩展为小城镇。

★《卫报》《华尔街日报》年度历史图书，一部引人入胜的地中海史诗

16世纪下半叶，基督教欧洲在东地中海全面遭遇奥斯曼帝国的挑战，从教宗到平民、从商人到海盗，无不受到冲击和影响。接续布罗代尔《地中海史》，本书包罗现代早期欧洲历史的方方面面，呈现地中海世界纷繁复杂的面目。

★ 媲美《马丁·盖尔归来》的微观史学力作，透过个人命运照亮整个时代

当奥斯曼土耳其遭遇基督教欧洲，东西方争霸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是选择坚持本心拼死一搏，还是委曲求全另谋出路？宗教信仰、民族认同、忠诚观念如地中海浪潮般起起伏伏。追寻代理人的足迹，聆听一段被遗忘的阿尔巴尼亚家族往事。

★ 权威历史学家推荐，牛津大学教授走遍欧洲，以二十年求索复原失落的世界

诺埃尔·马尔科姆遍寻欧洲档案馆，寻访书中主人公的蛛丝马迹，提炼出传奇般的冒险故事。“本书既是无可挑剔的原创研究成果，也是有关欧洲东西方、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关键历史时刻的精彩作品。”（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作者）

内容简介：

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世界犹如巨大的角斗场，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冲突不断。但就在激烈的对抗之下，双方依然存在着密切往来。

凭借地域和语言优势，布吕尼-布鲁蒂家族以代理人的身份，活跃于大国博弈的台前幕后。他们跨越东地中海及欧洲腹地，游弋在威尼斯、罗马、伊斯坦布尔之间。为实现统治者的意志，也为谋求个人与家族的成功，深入间谍活动、反奥斯曼叛乱、公共与隐秘外交等一系列和平与战时活动。

追踪这一家族的兴衰，本书展示了基督教国家互相矛盾的地缘战略，也描述了奥斯曼帝国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展现出现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纷繁复杂的面目。

作者介绍：

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

1995年以前，曾任政治专栏记者及外交事务编辑，在英美各大报刊发表多篇政论及书评文章。之后转入学术研究，长期关注巴尔干地区历史与基督教–伊斯兰关系，作品包括《波斯尼亚简史》《科索沃简史》《叛军、信徒、幸存者：阿尔巴尼亚人历史研究》等。

1997年，当选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不列颠学院院士。2013年获不列颠学院勋章。2014年，因其在学术、新闻及欧洲史方面的贡献，获封爵士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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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视野，领袖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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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聚焦于相互通婚的布吕尼与布鲁蒂家族，如猎犬一般追踪他们的气息，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存在于波兰、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意大利以及地中海大部分地区之间的深刻联系。本书既是无可挑剔的原创研究成果，也是有关欧洲东西方、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关键历史时刻的精彩作品。

——大卫·阿布拉菲亚（剑桥大学教授，《伟大的海》作者）

马尔科姆遍访欧洲档案馆与图书馆，提炼出近似冒险传说的故事。他所描绘的正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所呈现的世界，并展示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中采用的“微观史”技巧。

——《立场》杂志

《帝国代理人》是对欧洲近代早期历史最为准确、最为细腻的见解。权威历史学家，牛津万灵学院研究教授马尔科姆，掌握惊人的多种语言，既是训练有素的档案侦探，又是令人着迷的作家。他深谙传记的艺术在于照亮整个时代，并巧妙绘制出一幅包含在地缘政治全景中的多彩国家肖像。《帝国代理人》描绘了16世纪后期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东部的霸权之争，是一部嵌在近乎普鲁斯特式的近代早期欧洲百科全书中的家族“微观史”。

——《国家利益》杂志

《帝国代理人》十分惊艳，马尔科姆无可匹敌的语言能力与历史洞察复活了在16世纪50年代到漫长的土耳其战争这半个世纪冲突中失落的世界。马尔科姆不从国王、将军与大使的角度来叙述这段历史，而是追寻两个通婚的阿尔巴尼亚家族的命运。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作品，将阿尔巴尼亚置于了地中海世界的正中心。

——《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将成为所有粗鄙的民族主义以及众多历史刻板印象的解毒剂，它将读者带回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的时代，彼时个人忠诚与宗教联合永远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本书巧妙地重构了东地中海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当时海上强权正在争夺岛屿、港口及其腹地的控制权。就威尼斯而言，它身处一个包含罗马教宗在内的松散而脆弱的基督教联盟，而奥斯曼帝国则在伊斯兰旗帜下横扫大海。

——《经济学人》

在惊人的大量研究之后，这本历史著作通过一个阿尔巴尼亚大家族的视角，来观察16世纪的地中海，该家族在两大区域性主导国家——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中都发挥着影响。

——《纽约客》

让地中海如此迷人的东西也让书写其历史变成巨大的挑战。马尔科姆的《帝国代理人》是本恢弘巨著，以两个阿尔巴尼亚家族交织的故事为棱镜，透视造就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的联系与冲突……这本书是对地中海人类历史的杰出贡献。在马尔科姆的叙述中，你一定会找到与当下的共鸣。

——《卫报》

很少有人拥有马尔科姆的语言能力和历史视野，这是《帝国代理人》如此重要的众多原因之一。它打开了深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腹地的新视野，将这一时期的重心从意大利向东挪开，恰恰是奥斯曼及其周边新近发生的那些事件，可能对地中海历史的下一个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

——《每日电讯报》

诺埃尔·马尔科姆在这一多面性历史研究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于，他使人们了解了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苏丹国之间的冲突与宗教意识形态关系甚少，很大程度上是纯粹的权力斗争。马尔科姆开辟的小径值得读者一探究竟。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