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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以修己治人为宗旨的学说。 在春秋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孔子以继承和发扬礼乐文化传统自任。孔子有一种使命感，他一方面广收弟子，“以诗书礼乐教”，一方面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对礼乐文化加以反思和总结，将其根本精神抽象出来，建构起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爱，不同于墨家的兼而无别的“兼爱”。仁是等差之爱，是“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合同礼别异”的抽象和概括。 以仁为核心，孔子提出“修己”和“安人”之道。孔子的修己之道实质就是使自身由一个只有生理本能的人变成一个“成人”，并进而成为君子，行圣人之道。修己之道的关键是“求仁而得仁”。要想获仁，修己者应主动为仁，“为仁由己”，同时还要接受礼的约束，按礼行事。经过长期的实践，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礼的根本精神就会内化为仁。这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安人之道实质就是求仁而得仁之人行仁于他人，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对民实行德政。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修己和安人之道为基本内容的学说的提出，标志着儒学的诞生。 战国时期，百家蜂起。儒学要想和其他学说抗衡，必须为修己、安人之道奠定坚实的理论根据，将其建立在关于性和天道的理论之上，因此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主要是提出了人性论和天道观。 孟子提出性善说。他认为，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这种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使人能产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由此进一步可以做出道德行为的选择。人之所以能主动修己求仁，在道德上达到自我完善，就是因为人性善。他认为修己主要途径是将自己固有的善性良心加以存养扩充，由此他提出存心养性、寡欲、养气等一系列道德修养的方法。在安人为政之道方面，孟子从人人具有善性出发，主张统治者要尊重民众，对民众实行仁政，认为统治者的主要责任是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保护民众和满足他们的要求。 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生而“好利”、“好声色”，“从其性，顺其情”，必然会发生“贪利争夺”。修己时所以要约之以礼，就是因为人性恶。从性恶论出发，荀子强调修身是一个由君、师以礼、法自外对人加以塑造的过程。从民众能推翻君主统治的角度加以重视，其为政治民之道带有浓厚的法治色彩。 荀子对儒学发展的另外贡献是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和具有经验论性质的“薄物征知”说。 战国后期的儒学著作《易传》，提出了一种泛道德主义天道观。《易传》认为，天道是一个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而生即是德，即是仁，所以天道也就是天地生物之德，生物之仁。在这种天道观基础上，《易传》回答了人性之所以善的问题：人是天地所生。人生时，天道亦降而在人，是为人性。由于天道即是天德，故人性善。 经过孟子、荀子和《易传》的发展，孔子提出的修己安人之道，被置于性与天道理论基础之上。儒学成为由天道、人性、人道（包括修己之道和安人之道）三个环节构成的体系较为完备的学说。 汉-唐期间，一部分儒家学者继承先秦儒学传统，著书立说，阐发孔、孟、荀的思想。但大部分学者以读经、说经、注经、争论经书中的问题为务。世传的《十三经注疏》皆成于这一时期。经学是汉-唐儒学的主要形式。 就内容而言，汉-唐是儒学广泛融汇吸收墨、法、道、阴阳等其他学派思想和佛教思想的时期。 儒学复兴运动。为了维护儒学的根本精神，唐中叶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儒家学者发起旨在“兴复”儒家“古道”的儒学复兴运动。儒学复兴运动着重划清儒家道、德与佛、老所谓道、德的界限：儒家的道、德不是佛、老所谓的虚无空寂，儒家道、德的内涵是仁、义。 宋元明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儒学的完成形态。以对理气、心性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 气学：代表人物是张载，他主张“太虚即气”，认为万物的生灭变化是气的聚散，而理则是气聚散的条理性。在理气关系上，气学派坚持理只能是气之理。 理学：代表人物是程颐和朱熹。朱熹认为，人物之生有理有气，理虽不离气，但理、气绝是二物。理学坚持理在气先，理为气本，理主宰、驾驭气。 在心性问题上，理学主张性即是理，心具理而不是理，因此心也不即是性，心中所具之理才是性。只有通过格物穷理，才能达到心理为一。 程朱理学在南宋后逐步取得学术主导地位，元、明、清三代更被确定为官方思想。 心学：代表人物是陆九渊和王守仁。他们认为心即理，而不是心具理，因此心即是性。由于心理本一，因此也无须格物穷理功夫。 心学强调主体意识，具有一定思想解放作用。明中叶以后，王学一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主流。 清代儒学包括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实用（提倡实学，主张儒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乾嘉考据之学强调实证，清后期的今文经学强调社会改革。 现代儒学经历了批判的阶段、整理阐述的阶段，以及力求对儒学中具有永恒、普遍适用性的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的阶段（进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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