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关于人之思维的非理性因素分析

摘要：行为经济或行为金融理论是西方经济研究的前沿领域，并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这种理论观点是来自于实践现象的总结抽象，只是揭示了人类思维与复杂世界运行规律的冰山一角，而未能基于其关于人类行为有限理性的理论假设，在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基本范畴内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阐述。为此，笔者在简略论述理性与非理性主义关系之后，对人类思维非理性因素产生的根源从哲学层面进行简要但全面系统的分析阐述：非理性有来自于作为思维对象之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分（本体论层面），有来自于作为思维主体之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分（本体论层面），有来自于人的思维过程的非理性因素（认识论层面），有来自于人的思维成果实践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实践论层面），有来自于人的价值/目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及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价值论层面）。

关键词：非理性、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有限自利、价值偏好、行为偏差

【备注】:笔者此文系博士研究生就读期间的一篇文章，曾于2013年12月28日刊登于中国建投研究院院刊《求索》2013年第4期

第一节概要

一、非理性因素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和实践论根源

王阳明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霍金也认为科学只存在于人的个人认知与主观建构。在经济与金融运行中，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由于人的思维认知、价值观念、行为实践等等方面的复杂性、差异性、不确定性、非理性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不同人所建构的经济、金融以及公司运行意象的差异化，也决定了他们的经营决策和管理行为的差异性、不确定性、有限理性甚或非理性。

正是基于这种行为现象的观察和抽象，行为经济或行为金融理论应运而生，成为经济研究的前沿领域，并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实践。三十多年来，行为金融研究者提出了很多理论模型和学术观点，如框架效应、启发式偏见、心理账户等等，也曾获得过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等荣誉。但是，这种理论观点是来自于实践现象的总结抽象，只是揭示了人类思维与复杂世界运行规律的冰山一角，而未能基于其关于人类行为有限理性的理论假设，在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基本范畴内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阐述。

全面分析人类思维非理性因素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非理性有来自于作为思维对象之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分（本体论层面），有来自于作为思维主体之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分（本体论层面），有来自于人的思维过程的非理性因素（认识论层面），有来自于人的思维成果实践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实践论层面），有来自于人的价值/目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及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价值论层面）。限于篇幅，本文将就其中若干问题作简要分析。

二、关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关系的历史争斗

自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人类灵魂割裂分成理性、情感和意志，并认为理性是灵魂的主宰、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是灵魂附属开始，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主宰与附属之地位争斗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闪耀着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萨特等思想巨匠，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性论以及真理观等思想体系。

长久以来，主流思潮一直过多强调两大思潮的二元对立性，有其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笔者认为应当避免形而上学的误区，从辩证角度来看待二者关系。无论是这个复杂世界，还是人类思维，理性和非理性本质上应当是包容和辩证统一的：人类灵魂是知、情、意的统一体，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没有理性的非理性是盲目缺乏方向的，没有非理性的理性是空洞缺少动力的；理性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根本道路，非理性则决定了其具体过程和独特面貌。

三、于非理性的混沌中寻求心理行为的规则与秩序

尽管人类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和非理性因素的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研究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阻止其中某些行为的发生，或归纳其中的另一些行为。所以，虽然我们承认人类活动的很多行为并不遵循完美的数学模型，也无法精确地加以预测。但我们同样认为，它们仍然可以被认识了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可以被预测与控制。

对于证券市场，人类并不是数学可以控制的机械，他们是具有思考和选择能力的有机生物。而且，证券市场中每一天都会出现数以亿计的经济决策，每一项决策都会影响交易价格。一组如此复杂的成分，其中还包括人的自由意志，若试图以数学模型预测，是非常可笑的想法。我们永远无法以绝对的必然性来预测市场对于某些事件的总体反应，也同样无法预测市场将产生什么新状况。但是，不确定性中也有其规则，混沌中也有其秩序，寻找其中的规则和秩序便是我们研究人员和投资者的工作。

证券市场预测是属于概率的领域，遵循或然性的决策原则，判断错误的风险永远存在。我们只能努力将风险降至最低，并将确定性提升至最高。依此方式，我们可能掌握有利的胜算，作出合适的决策，促使市场决策的正确机会多于错误，从而取得证券市场投资的成功。

第二节复杂世界的不确定性分析

一、世界的简单性抑或复杂性

近现代以来的经典科学，主要是基于因果确定性，或者说是机械决定论，而方法论的背后，主要是基于世界简单性的基本信念和假设。这种信念认为：大自然本质上是简单的，复杂是由简单构成的，任何复杂现象及其运动都可化约为简单对象来处理。而且，简单不仅是自然的本质，还是科学的本质。简单世界的科学逻辑可概括为：“自然的规律性，它表明自然具有固有的秩序、机械式的确定性、必然性和单一因果关系等；自然的外在可分离性，即自然与人的分离、自然构成要素与环境的分离；自然的可还原性，包括物质世界的无限可分信念与高层次事物可还原至低层次事物信念；自然的可袪魅性，经典科学消减了科学经验与自然存在的复杂联系，仅以必要的简单联系建立规律、解释自然。”

然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实践对象的复杂性是难以化约还原为简单性的，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来解决是有一定限度的，许多非线性特征会在这一过程中消解掉从而丧失本来面目。正如法国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所说：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从而，科学对象已从简单性和简单系统转向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线性因果确定性等简单性原则也不适用于复杂对象。复杂性科学揭示出了世界复杂的非线性的联系，众多复杂性研究领域中，混沌模糊了确定性与随机性、必然和偶然的严格界限；涨落与分岔取消了因果等当性；自组织及其演化的层级性则否定了自然的机械性；在微观领域，量子运动的测不准原理否定了严格决定论。

复杂性揭示了线性因果关系之外的其它众多不确定性因素，指出了其它不规则的、无序的、不可预测的现象。但是，复杂性不是混乱性，比如，无论是量子运动的波函数，还是更加丰富形象的社会经济领域，都展示了统计/概率决定论的身影。相较于严格的因果确定性，它是不确定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也是一种准确定性。相较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或然性也是一种对世界的描述，它是复杂性科学的一部分。

在本文中，将着重分析社会科学领域中复杂性世界的不确定性/或然性一面。

二、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简析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学研究不能等同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经济学的起源，并非来自于任何数学模型或哲学理念，而只能是来自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实态之观察及抽象。不是把理论分析建立在理念的“应然”上，而是建立在对所存在事实实事求是的认知和解析上。

宏观角度上，近现代的世界经济史上各种经济政策不断粉墨登场，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政策、社会市场经济、计划管制经济、等等。各个经济体根据本国国情、根据本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等因素在不同阶段选择了不同的经济政策指导思想，并非完全由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来完全主导。英美等资本主义先驱们和特定阶段世界经济主导者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在于其殖民贸易和本国商品与资本的全球化。德国等工业化后起国家，都普遍实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涉和经济保护，即便现今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在其经济发展的很多阶段也实行了贸易保护和经济干涉政策。经济强国们在完成了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后，又普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推销其商品。因此，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形态主要立足于其实际国情，而非建立在理念的应然上。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出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主要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原教旨自由市场化幽灵和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导致市场彻底失灵，这是自由市场牧师们所预测不到的，也是其所谓的完全信息和理性决策假设所不能解释的。

在微观领域，楼市、股市、汇市等领域充斥着投机行为，甚至往往背离了其对应实体的基本面和实际状况，这是经济领域不确定性的典型表现。

正是基于此，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研究在二三十年不断兴起。花旗董事长、前美国财政部部长Robert Rubin在其自传《In an Uncertain World》中，通过其在高盛、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财政部经历通篇介绍了其奉行的不确定世界中的或然性决策思想。

三、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质疑和批驳

现代在金融经济领域占正统地位的主流金融理论是建立在罗伯茨（Roberts，1959，1965）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EMH）的基础之上的，而有效市场假说的根基是理性人的假设。有效市场假设成立有三个前提：一是投资者是理性的，因此能够正确评价证券的价格；二是即使有些投资者是不理性的，但由于他们的交易是随机的，所以能够消除彼此对价格的影响；三是即使部分投资者有相同的不理性行为，市场仍然可以利用套利机制使价格回归到理性价格（内在价值）。

然而，针对EMH的上述三条假设，市场的现实情况是：

第一、投资者的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行为：这里正常行为代替了理性行为，甚至机构投资者也是如此。有效市场假说最先受到争议的地方就是关于投资者“理性”的假设。这一假设认为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不断更新决策知识等假设之上的。但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实际投资决策并非如此。例如，人们并非总是风险厌恶的，人们常常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常常借助一些不相关的消息资讯来买卖证券，等等。基于以上实证观察中发现的投资者的行为特点，行为金融学认为应该用现实世界中投资者的真实行为模式来取代投资者“理性”行为的假设，即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来取代“理性（rational）”。

第二、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非随机发生的，往往向着同一方向变化。有效市场假说的第二条假设认为：即使有一些非理性的投资者存在，但由于这些非理性的投资者的交易都是随机的，所以自然而然也就彼此抵消掉。但行为金融的研究表明，非理性投资者的决策并不完全是随机的，他们常常会朝着同一个方向，所以不见得会彼此抵消。而且，当这些非理性的投资者的行为“社会化”或大家都听信相同的谣言时，相互模仿来进行交易时，这种现象会更加的明显。因此，由这些认知偏差导致的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为统计平均而消除。

第三、套利是受到限制的。有效市场假说的最为放松的假设认为，即使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非随机而且是具有相关性的，但套利的力量仍可让市场恢复效率，即在套利和市场竞争的作用下，理性交易者（套利者）会很迅速地消除非理性交易者（噪声交易者）引起的价格偏离现象。因此，从长期来看，价格的偏离只是短期的现象，非理性交易者将成为市场的输家并最终被淘汰出局。市场中将只有理性的投资者能够幸存下来，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也将由理性投资者主宰。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实践中套利的作用并不像有效市场假说认为的那样有效，套利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行为金融学将此称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套利之所以会受到限制，一是因为套利交易是受规则限制的，比如有的交易市场不允许低成本的卖空；二是因为实践中套利本身是具有风险的，比如非理性投资者过于强大；三是因为进行套利活动会受到实施成本（implementation costs）的影响；四是套利交易行为有时难以操作，比如难以评估交易品种的内在理性价值，或者完美替代品根本不存在，还有投资期与价格理性的回归期之间不匹配等因素。

因此，我们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和实践环境---证券市场---其有效市场假说是不成立的。

第三节人之思维本体论范畴内的非理性分析

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有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David Hume 《人性论》

一、人之先天生理特性的非意识性分析

人的个性有其生理学基础，它开始于人们的基因。基因是遗传的化学成分，决定了人们的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等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了人们的生物形态。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主要来源于其神经化学成分的差异，遗传基因包括了大约150种不同的大脑化学物质和成分，从而形成人们的神经递质，神经递质在细胞间传递信息、引导血液流向、调节血液流量，刺激大脑和神经中枢不同的部位，指导大脑所有的机能。而我们对世界的反应和行动取决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哪些部位受到刺激，也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人的个性，更准确的说，是个性中的气质。

内向和外向是人们讨论颇多的个性类型，它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称为人格染色体的第11条染色体中的D4DR基因。D4DR基因对控制兴奋水平并对身体活动和动机都很重要的神经递质多巴胺产生影响，而多巴胺主导了交感神经系统，这一阀门全开系统的活动特性，体现了人的外向性特点。而人的内向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上，该阀门关闭系统主要由另外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乙酰胆碱激活。乙酰胆碱和多巴胺这两种神经递质具有不同的神经传导通道，前者通道较长且复杂，引导更多的血液到大脑内部，使内向者更多关注其内在的思想和情感，而后者恰恰相反。

人们对于自身和他人身上的基因或者说神经递质的差异是很难意识到的，惟有通过对其外在的体现特征气质来感受，但也是绝大部分人的知识储备所不能解释的。同样的，比如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对于彼此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也是互相充满了臆断和误解。

二、人之后天社会特性的非理性分析

人的个性不仅有其生理属性---集中体现为气质，而且有其社会属性---集中体现为性格。性格是人从母胎中就开始，一生当中尤其在其婴幼儿时期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化事件后逐步形成的关于理智、情感、意志、行为等方面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心理特性。在人的经历中，当心理能量和社会化事件相结合，便在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中积存了大量的凝聚了不同程度情感力量的心理经验，这种心理经验在以后的生活中时时被触动或唤醒，影响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式。而随着人们阅历的增多、自我意识的加强、内观境界的提升，人对潜意识中影响自己的情绪情感有了自省自观，凝固的心理能量得到释放，性格也将随之逐渐更新圆融。

而对于世俗中的我们，一生中的相当长时间都被潜意识中的凝固在心理经验上的情感化的心理能量驱使着。因此，人的各种心理行为充满了非理性和不确定性。比如，类本能性的自私、趋利避害、合群、防卫等心理机制，最突出的体现是人的贪婪和恐惧。有人曾说，恐惧和贪婪是市场的两大主宰力量。话虽夸张，亦不远矣。

性格上的情景性弱点还经常被军界和投资界所关注，比如《孙子兵法--九变篇》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说明了盲目大胆、恐惧、急躁等五种性格上的弱点，可能导致用兵的灾难。《孙子兵法--火攻篇》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强调了投资者应该对投资行为保持慎重的态度，应该因利而动，千万不能因为生气而影响投资的情绪，更不能在处境被动时采用赌气式的操作。《孙子兵法--九变篇》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说明投资者中不应抱有指望风险不会降临的侥幸心理。

第四节人之思维价值论范畴内的多元化分析

一、人之价值追求与行为动机的多元化

相较于德尔菲神谕和老子关于人之存在思考的哲学思辩性，人为什么活着则不仅具备哲学思辩性，更具世俗生活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常反问自己的话。那么，人为什么活着？或者说，怎么样生活有意义？有人说，为了开心！有人说，追求快乐！有人说，为了幸福！有人说，笑着就好！对，都有道理；但，不够深刻，生活没那么简单。父母卖血卖肾筹子女学费图什么？老教授皓首穷经消得人憔悴图什么？文天祥慷慨赴义图什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工兵某部九连全体战士用人体排雷，硬是在总攻发起前一分钟，用自己的血热之躯在雷区蹚出了一天宽3米长72米的通道图什么？等等。这里，更有着伟大的爱、真理、忠义、荣誉……

原有的理解松动了，那么，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在引出新的观点之前，从心理分析角度再来看几个生活小例子。比如，上下班挤地铁，经常看到有人因为可理可不理的几句抱怨忍不住辩驳几句甚至争吵起来。为什么，因为认为尊严和名誉受到侵犯和玷污，更深层面上自己的自我价值感降低了。再如，单位里羞怯的新人不敢当众发言，即使发言也是磕磕巴巴，但在同事和领导的认可鼓励下，有时往往非常精彩。为什么，因为自信和勇气，因为周围人的肯定强化了其内在的自我价值感。

从人的活动的心理角度来分析，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维护和增强自我价值，防范和降低对自我价值的侵犯损害。基于此原点，收入多了、养老有保障了、家庭添新成员了、同事关系好了、领导认可了、职务提升了、追求的女生终于爱上我了、帮朋友解决问题了、为单位赢得荣誉了、散财救济灾区了、得罪了人但坚持原则了、拿到博士学位了、研究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了、书画造诣上台阶了、意识到生活意义了、灵魂境界提升了……这一切都有助于自我价值的提升，也是大家心里愿意做（尽管不一定做了）的事情。更进一步分析，一切真、善、美、功业、实利、传承的事物都是人价值追求的目的，也是人存在的意义所在。

因此，人的存在意义、价值追求乃至行为动机具有多元化特性，而非传统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所假设的人是经济人、恶人的所谓设定，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而是有限自利的。

二、价值偏好的差异性和学习可塑性

上面是一般性分析，具体到每个人，由于自身成长的环境、生活的条件、从事的职业等条件的差异，同时在不同环境中扮演的角色的不同，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追求的价值又有所侧重。有的追求做大做强企业、有的追求职位的晋升、有的追求学术研究、有时关注家族的传宗接代、有时关注组织的基业长青、有时关注心灵的平和安宁。不同人的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塑造了各自生活方式的差异化，也影响了人与社会的行为与结果的确定性。

对于每个人而言，各种选择和行为背后的价值偏好大多是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从含糊逐步走向清晰、从不稳定逐步走向稳定，在这清晰化稳定化过程中，是个不断学习、不断塑造、并且时而更新变化的过程。在其偏好含糊不稳定的形成初期，因为人们对自己的偏好不了解，因此易被影响，易被互动对象劝说相信该选择方案是令人满意的，是真正符合他们喜好的。并且如果该选择被接受的话，人们就会认为，该选择方案符合了他们先前的偏好，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他们以后的偏好。偏好逐步形成后，有的会相对稳定，有的在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中将接受进一步的检验，当人们经历了认识失调现象后，会重新反思当初的偏好选择是否建立在理性客观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情感、观念、审美或者认识不充分基础上，因此，偏好将面临重新修正。而且，当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后，人们的价值偏好也会随之发生调整。

因此，人们的价值偏好具有个体差异性，并且并非固定一层不变，而是具有学习性、可塑性。

三、不同领域中行为规则的差异性

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总是不断面对不同情景下的行为选择，但是情景所属的领域不同，需要遵循的行为规则却经常具有极大地反差和不同。比如：经济领域需要遵循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社会领域需要遵循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等等。无论身处何种领域，单靠一类规则打遍天下的行为选择无疑是自寻死路。但是，这类行为却又戏剧化的经常发生，例如政府领域往往渗透进市场规则，过去某些衙门办事明码标价进行收费，注册一家公司交了费的就能按期甚至加速办理完毕，没有交费的就会经常受到刁难，不断要求补充材料不断折腾人，这种社会乱象影响恶劣，皆因行为规则渗透篡位，一切市场化、一切向钱看齐。社会领域类似情况也不少，比如，扎根大西北十几年未见的老同学来京了，在京同学高高兴兴的设宴欢迎叙旧，本来一切和谐尽兴，怎奈最后东道主说要餐费AA制，可想而知民风淳朴的大西北老同学的感受。当然，这种方式在西方和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比较常见，但对于传统文化下的重感情的中国人来说，情感和道德上还是很别扭难以接受，因为太商业化太利益化太金钱化了，这是市场规则向社会道德领域的侵蚀。有些现象还可以接受，但过度的商业化和市场规则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下降将是可怕和代价高昂的。

四、经济金融领域的风险偏好和利益关联分析

经济金融领域主要行为主要是围绕“损失---收益”这个价值结果来评估、运算、预期、选择而展开的。

首先，人们对各种选择的损失---收益进行估价的过程，也即基于塞勒所谓的“得与失的构架（the framing of gains and losses）”的心理运算的过程，并不是追求理性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上的满意最大化，情感体验在人们的现实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行为人在价值追求上并非完全自利，而是有限自利的。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教授查德·塞勒在其提出的“心理账户”理论中深刻揭示了上述特殊的心理运算规则，并且由于人们心理帐户的存在，在做决策时往往会违背一些简单的经济运算法则，从而做出许多非理性的消费行为，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种心理效应：非替代性效应、沉没成本效应、交易效用效应。

其次，关于损失---收益运算中，人的风险偏好具有非理性特性。一是决策参考点决定行为者对风险的态度，在金融市场上，决策参考点的选择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心理价位），投资者以决策参考点为依据做出投资决策。二是相同的决策结果表述为损失或者获益会改变人们的风险决策偏好，行为者进行决策时，会受到问题的框架方式的影响，即问题以何种方式呈现在行为人面前，会影响行为人对风险的态度。比如，如果行为方案是收益的，面对确定性收益和风险性收益，行为人会选择确定性收益；如果方案是代表损失的，面对确定性损失和风险损失，行为人会选择风险损失。这两点在卡尼曼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中得到了充分阐释和印证。

最后，对于金融市场中各类参与者，其背后的利益立场基本决定了其行为方式，因此，也有必要认真分析评估其价值立场，从而更好评价其行为。一是针对市场上的厂商，基于其利益考虑往往会发生一些信息失真等各种现象，比如销售员的过度销售（Oversell）导致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年报中的信息隐瞒（Hide information）误导投资者，好东西给朋友/坏东西给外人（Loyalty to friends）须引起投资者慎重交易，还有频密交易（Churning）的现象。二是针对中介机构须作是否关联人分析，比如，市场分析师是投资者在市场上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投资者的各种行为。但是，分析师们可能承受着来自目标公司管理层要求分析师对投资者提出购买甚至强烈购买等积极建议的压力。此外，如果他们所属的证券公司是承销证券发行的投资银行的一部分，分析师们的建议就更需要慎重对待了。

第五节人之思维认识论范畴内的有限理性分析

一、信息收集过程的有限理性简析

“世界太过复杂了，我们只能了解很少的一部分。”罗伯特.鲁宾在其个人经历中切实体会到了世界的复杂性和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

人对世界的认识始于信息的感知和收集，在其各种方法中，无论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观察法，还是研究方法中的文献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量法、实验法等等，都有其局限性，甚至发生种种感知偏差。

比如日常观察法中，从时间纬度会产生历时无关性偏差、保守主义偏差等；从空间纬度会产生显著性偏差等；从次序纬度会产生首因效应、近因效应等；从频率/多少纬度会产生三人成虎现象、稀释效应、可得性偏差等；从表里纬度会产生内外向偏差、兼容性偏差等；从对比纬度会产生对比效应、相似性偏差等；从背景纬度会产生选择性知觉、注意力异常等；从真伪纬度会产生无效信息披露效应、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等；从总分纬度会产生晕轮效应、代表性偏差等。

在其它收集信息方法上，从记忆角度会产生培哥效应、可利用性偏差、重叠效应、代表性偏差等；在文献法上会产生统计偏差、生存偏差/回填偏差（见于《漫步华尔街》）；在访谈法、问卷法、测量法等方法途径上都会因为利益攸关方的立场、认知、情绪等产生各种偏差。

二、信息处理过程的有限理性简析

收集到的信息要经过编码、存储、提取等一系列处理过程，从思维角度，主要体现为信息的评估、判断、知识地图或问题解决方案的构建。

对于信息的评估应引起主要重视的是关于针对参与其中的利益攸关方的分析，无论是经济金融角度中交易对象的厂商，还是证券分析师等中介机构，抑或是充当监管者乃至参与者的政府机构，对信息都持有其价值立场和偏好，因此也要作再评估。此节已在上一章节的价值论部分作了分析。

关于信息处理中的判断，是形成认识结论和作出选择决策的重要前提环节。在此关键环节上，也充实着不确定性和人的非理性。从思维角度，问题解决方法主要体现为算法和启发法两种思路，在具体实践领域，由于时间、精力、能力、信息、必要性等因素所限，普遍都是采用启发法，根据经验、记忆、情感、以及直觉作出判断。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其1974年与特维斯基合著的文章“不确定性判断：启发式与偏见”中就启发法中产生的三种偏差---代表性、可得性、锚定与调整---作了具体阐释。当然，实践中还有情感直觉启发法等其它启发式偏差。

在处理信息的判断环节，除了鼎鼎大名的启发式偏差，还有其它可能产生的偏差。比如同样名气不小的框定偏差，或者说同质异形偏差，它基于背景依赖，会产生对比效应、首因效应、近因效应、晕轮效应、稀释效应等偏差，同时，也对经济学的一些基础假设理念提出了挑战，或者可表述为恒定性谬误、优势性谬误、乐观编辑、诱导效应等。

除了启发式偏差和框定偏差，还有心理学上普遍研究的认知失调和归因偏差：自我归因偏差、基本归因错误、自利偏差、过度自信偏差、后见之明/事后诸葛亮、认知失调偏差等。

此外，还有其它偏差存在，比如：投射作用、刻板效应、自我选择效应、magical thinking、Quasi magical thinking-Voting、小数规则/非贝叶斯法则等。

三、选择与决策过程的有限理性简析

有人说，人从有思维开始，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做出选择和决策的一生。而人生的复杂性和多彩性，也就从选择和决策诞生，皆因在此过程中的非理性存在。而选择决策过程，集中了人的情感、观念、认知、以及情景等各方面的非理性因素：

从人的价值观念和偏好角度，主要体现在心理帐户的存在和各种价值偏好，如现状偏见、禀赋效应、证实偏差、Wishful thinking、赌博偏好等，上节价值论部分已作详述，在此不再深谈。

从人的气质和性格等本体角度，主要体现在内外向偏差、非理性情绪、乐观主义偏差、酸葡萄心理、甜柠檬心理、以及贪婪和恐惧等上。

从决策情景和相关者影响角度，主要偏差有：预测偏差/低估变化、环境压力、相似性偏差、从众偏差、羊群效应（包括基于信息/基于名誉/基于报酬等方面）以及制度机制安排上的限购效应等。

从人的认知角度，核心体现之一就是参照系效应，具体体现为：自我参照效应、参照系偏差、锚定效应、条件依赖、黏性工资、货币幻觉等；以及其它认知决策偏差：如决策风格（分析型/概念型/指导型/行动型）偏差、布里丹毛驴效应、中庸/单极化偏差、关联/局部诱导、背景关联、霍布森效应、自觉决策偏差等等。

第六节人之思维实践论范畴内的行为偏差分析

一、个体行为的偏差分析

俗话说，知难行更难。在决策方案的执行层面，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不受到限制。在各种条件约束下，人们无法剔除非理性行为对理性行为的长期并且是实质性的影响。

比如，金融市场上经常分析的套利行为，恰当地执行套利策略经常成本很高，难度很大。这种困难大多与卖空证券有关，而这又是套利者为了规避基本面风险所必须做的。对于大部份的基金经理，特别是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经理，卖空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允许卖空的基金经理，如对冲基金的经理，他们可能找不到适当的替代证券而仍然无法卖空。即使他们可以卖空某一替代证券，也不能确保自己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借到证券，直到自我纠正使其获利。如果替代证券的原所有者中途要求收回证券，套利者将不得不以不利的价格，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以补足他卖空的证券。此外，有些套利策略还需要在国外市场上买卖证券，而有的法律通常不允许投资者这么做。最后，执行成本还包括进行套利时所产生的一般性的交易成本，如佣金、买卖差价等。

除了对冲中的执行成本和难度，还有噪声交易者的影响。就总量资金而言，如果噪声交易者的总量资金高于甚至远远高于理性的套利者，那么噪声交易者就有能力主宰整个金融市场，支配金融市场的价格，使得套利者没有足够的力量扭转价格歪曲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套利者反而变成了噪声交易者，模仿噪声交易者的行为。噪声交易者在整个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且，套利的最终实现还有待一段时间后资产的真正价值必须为众人所知，并且噪声交易者也要改变态度采取相应的策略，这样才能够使得价格真正的恢复到价值面上。否则套利者的力量太薄弱，无法完全在短时间内完成价格回复的任务。

二、组织行为的偏差分析

在执行层面，组织的行为也容易发生偏差。

比如，关于经理人的“承诺升级”或称“恶性增资”现象。在2004年中航油期货投资丑闻中，该公司总裁出于对沉没成本的眷顾，在投资决策失误时产生“承诺升级”，即当向一个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后，在损失一步步扩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判，继续投入额外资源。这其中集中体现了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证实偏差等心理偏差，还有对决策后果承担责任的社会压力，自我形象、社会名誉、经济利益、权力地位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和损失等。

再如，关于共同承担责任情况下的责任分散效应，或者说是声誉效应，这种效应的存在导致羊群行为。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行为受到了其他投资者的影响并模仿他人的决策的行为。如果某经理人逆流而动，一旦他失败了，这一行为通常被视为是其能力不够的表现，并因此而受到责备；但是如果他的行为与大多数人一致，即使失败了，他会因看到其他许多人与他有相同的命运而不那么难过，而他的上级也会考虑到其他的人也同样失败了而不过分责备他。这样，决策者具有与别人趋同的愿望，以推卸自己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

又如，关于委托代理中的风险转嫁问题。作为代理人的投资决策者可以享受到投资收益上升带来的全部好处，但是对投资收益下跌的风险只承担有限责任，投资代理人可以通过申请破产保护等方式将超过一定限度的损失转嫁给投资方，这就是代理投资内生的风险转嫁问题。在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资产的风险越大，对投资代理人就越有吸引力。当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投资决策者是投资代理人时，他们内生的风险转嫁激励就会使风险资产的均衡价格超过基本价值，从而形成金融泡沫。

三、群体行为的偏差分析

心理学家Charles Mackey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就淹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投资者在社会接触中除了可以互相传递信息外，还会传递社会情绪，这种被传递的情绪同样也可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从而产生系统性的行为偏差。罗伯特·希勒在其大作《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中，解释了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对股市乃至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他把一路凯歌的股票市场称作“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他认为导致美国股市持续繁荣的不是企业利润，它与收益与股利的增长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乐观情绪。

中国的股票市场同样也是一面血淋淋的镜子，时而放大、时而缩小。2007年10月份的6124点，是典型的社会乐观情绪下集体自我膨胀的产物。而在次贷危机后几年国际经济环境一片萧条、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的大形势下，中国股市却称熊全球。回顾过去各经济体--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东亚的日韩台湾--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的二三十年中，无一不是股市上涨10倍以上，而中国却惨不忍睹。此中固然因素极多，但无论是监管者还是参与者、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内在决策和行为上的非理性因素都非常值得深思。

四、基于心理和行为偏差的行为投资策略

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投资者的行为偏差是金融市场异象（错误定价）的成因，投资者要想战胜市场、获取超常收益，就必须在利用投资者所犯系统的认知偏差所造成市场的非有效性基础上来采取相关的投资策略。

正如美国历史上成功的基金经理人索罗斯所倡导的，最佳的盈利方式是利用一些建立在谬误与谎言之上的趋势：“经济历史是由一幕幕的插曲构成，它们都是奠基于谬误与谎言，而不是真理。这代表赚大钱的途径。我们仅需要辨识前提为错误的趋势，顺势操作，并在它被拆穿以前及时脱身。”这听起来或许有些讥讽的意味，但我们却不得不认同其精义。投资者为了盈利，就需要了解市场运行的根本真理，环顾四周辨识谬误，寻求那些否认这些真理的趋势，顺着趋势进行市场投资交易，并在绝大多数市场投资者即将发现他们被欺骗之前，迅速平仓脱身。

近年来，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投资策略在发达国家获得了理论界和投资界的大力推荐，而且这些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投资基金业绩不俗，运行良好。巴菲特曾说：“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索罗斯提出了“易错性”（fallibility）、“反身性”（reflexivity）两大投资原则，“反身理论”是索罗斯的核心投资理念，在易错性的影响下，人们无法对当前的事实形成正确的知识；错误的知识形成了错误的偏见，进而影响事情的进展。“反身理论”在金融市场就体现为由流行的趋势和流行的偏见导致了暴涨暴跌。

由此而产生了各种具体的行为投资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动量交易策略、集中投资策略、小盘股投资策略、量化投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策略等。

参考文献

Robert Rubin(2011).在不确定的世界.成都时代出版社.

Robert Barbera(2010).资本主义的代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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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卡尼曼,阿默斯·特维斯基(1974).不确定性判断:启发式与偏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伯特·希勒(2001).非理性繁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孙武(春秋).孙子兵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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