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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本书被刊印，其印象（impression）的本质就在于一种声音，一种不可化约的口述性的沟通，共鸣和传播——弥散，变形和重释的所有方式：一种声调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为什么不把书设想成处于其独一的口述状态的荷马文集，它印刻在吟游诗人的记忆中，并通过他们的游历和诵读，得到了出版，每次都在更新？在逻各斯（logos）里不可还原地，诚然是不可压抑地存在着的神话（mythos），拥有的——假定没有神圣启示的残余——恰恰是一种诵读的语调，一种表述的反思，凭借着它，并且只有凭借那种方式，被首要地交付出去的，不是意义，而是真理：一种可能性的宣告，对一种意义和思考之可能的宣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的神圣书籍中，最能够宣称拥有“书”的题目和名称的，是《可兰经》，它宣布了一种口头的启示：其成文的委任，只承继于其诵读之后（诵读就是可兰[koran]的意思），而被委任的语言的所谓完美，不过是口述声音的完美。
事实上，一本书的理念就是一种完美的理念，一种自我完成的理念。通过这种方式，每一本书都否认圣典是独特的，相反，每一本书都肯定自身是一种圣徒的实践，只要作为圣徒意味着让自己陷入意义之疯狂（insensée[非意义]）的可能。或许，每一次，在一个册本的卷动中，在一个手记的捆绑中，都有一种意义的爆发，它闪耀又黯淡，就这样渐行渐远，从书到书——书（ta biblia[圣经]）总是从一本到另一本地回响着，无限地，每次都独一无二的。[1]

那么，我们能不认为，书不是唯一地，诚然也完全不是，沟通的一个载体或支撑吗？书不是一个媒介（medium）：它本身，直接地，首要地，是自己同自己的沟通和交流。不论谁真正地阅读书，他进入的无非是同书的交流。这无疑是书和“讽刺册子”或“专述”的区别所在。后面的一类文档传递一种信息，而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自己沟通自己。

书将它的终结置于自身之内，把自己作为一种对内在性的包封。一种统一性和一种独一性就蕴含于其中——尽管问题不是揭露它们，正如问题不是表达一个“人”的“灵魂”——这种蕴含变得越发地肯定，并要求拒绝解释或让解释有限（两者最终是一样的）。打开/闭合的书将自我宣告为一个拓扑，关于一种不断地被翻向外部的内部：每一本书都是一条莫比乌斯带，因而，它自身既有限又无限，在所有的方面都无限地有限着，每一页上都打开了一个新的边缘[2]，变得更宽的边缘，意义和秘密的一种不断变大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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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Biblia）的原希腊文是Ta Biblia，意即“书集”（复数），而Biblia作为拉丁文阴性单数名词，指的是“唯一的书”。（中译注）
[2] 边缘（margin）：页面的空白。（中译注）
（lightwhite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