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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这是杨振宁在最近一次回答有关他否还坚持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时的回答。 2019年4月2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的新礼堂座内无虚席，端坐在台上白色沙发上的是中科院院士、诺奖得主杨振宁，面对台下一位预研工作的女生有关他对建造CEPC的想法有没有改变的犀利提问时，他的回答无疑很坚定地给这位女生“泼了一瓢冷水”。
实际上，这并不是杨振宁第一次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对撞机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对这个项目持反对态度，其理由是建造这种大型对撞机耗资巨大，而国内其它许许多多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财力有限。 但是历史的车轮已经到了2019年，早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彼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9.0865万亿，接近百万亿大关仅一步之遥，可以说财力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国内其它各项“超级工程”建设一个个捷报频传，应该完全有钱来建造这这种超级对撞机了，却为何这位二战后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被誉为当代物理界“泰山北斗”的杨振宁还是意志坚定地予以反对呢？
对撞机，是在高能同步加速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装置，简单地说就是将两组正负电子或正反质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然后在相向运动状态下进行对撞，以产生足够高的相互作用反应率。 作为几乎是测量高能粒子实验的唯一一种超级仪器，大型对撞机的建设与应用，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工具发现'新物理-新粒子’，包括场能效粒子-超对称粒子-超额维度量子等，并且有望够揭开宇宙起源的奥秘在内五大谜团等，因此具有很高的建造意义。 众所周知，在经过上世纪中叶的物理黄金时代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重大的物理新发现，人类对物理最重要的一些公式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更新。很显然，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有望在高能物理领域探索和理解希格斯粒子性质、宇宙早期演化等一系列未解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寻找新的物理规律。
然而，就在一些国家蠢蠢欲动整备建造这种更强大的实验工具，以便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的时候，杨振宁发出了“the party is over”的声音，其意思就是“盛宴已过”，言外之意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高能物理的高潮，如今高能物理重要的观念都已经有了，要做的话也很难取得更大的突破。 但是，在前沿物理学领域，研究微观粒子一直是一块快速突破前沿物理的敲门砖，而之前欧洲建造的质子加速器也确实造就了一大批诺贝尔获得者，杨振宁却站出来“喊停”，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尽管杨振宁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物理学家，今年已经99岁的他取得了许许多多辉煌的成就，可这并没有为他带来好的“名声”，但这些不好的“名声”大多是围绕着他回国时间较晚，没能在年轻的时候参与到国家的科研工作中“为国效力”，而是老了才回国，再或者是娶了比他小54岁的老婆等地。 但实际上，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岗位上为祖国做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单就这一条就值得我们的肯定和钦佩。
并且杨振宁除了是中科院院士外，还身兼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等，他的才能和影响受到世界的公认，按理说这样一位物理学家应该很清楚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会给物理界所带来的影响，而他之所以反对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这种大型对撞机所带来的实际收益非常有限，此前美国就在大型对撞机上花了20亿美元挖了一个巨大的隧道，但是后来对这个项目产生怀疑认为这是一个“无底洞”，为了“止损”又将这个隧道重新填上了。而且欧洲质子加速器确实造就了一大批诺奖得主，但是目前很少被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 2、建造大型对撞机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建造工期长、耗费的资金量大，工程总耗资在1500亿元左右，即便是CEPC能被建造出来，要想有新发现或发现产生实际收益至少要花将近50年的时间，这无疑是一项超超前的“超级工程”，而且所获得的收益与支出不成比例，这在杨振宁看来就是一场“豪赌”，其风险非常大，所以他宁可“晚节不保”也要极力阻止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建造适合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如今，国内对是否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形成了“两派”：以中科院高能所所长、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贻芳为代表的认为，CEPC的建造或能发现能让人类在科学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这是造福全人类的好事；而以杨振宁为代表的的则认为这是一项投资大、预期收益小、风险性很高的项目，应理性对待，故而他意志坚定的阻止这个千亿级的大项目。
不过，是否建造大型对撞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难以评论这其中的对错，希望他们能理性对待并在科学领取取得更大的突破，造福全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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