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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大年三十，我七岁多一点，背着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三斤肥膘子猪肉和母亲做的一蒲包豆腐，去看姥姥。 姥姥住在河东红缨场。贱年，人体羸弱，马瘦毛长，我歇了七歇方才赶到；吃了饭回来再次等渡船时，已经小半晌午了。 京杭大运河在窑湾和胡圩之间横亘着，宽三里许，烟波浩渺。我坐在渡口石阶上，臂弯挎着的篮子里有十六个白面馒头。馒头红豆馅儿，姥姥倾其所有蒸就，她要用慈爱填满小闺女一家人的大年三十的辘辘饥肠。我端详着这十六只尖儿上点着红痣的慈爱馒头，心疼得不行，它们挤挤挨挨，多像一群刚孵出的小鸡仔，“叽叽喳喳”喧闹着。 渡船终于来了，与我同时上船的是一对老人。男的须发皆白，女的白发参半，都弓腰拄棍，形同槁木。天空飘着雪花，水道两旁的芦苇摩擦渡船“瑟瑟”作响。这一对活宝老人却唱起歌来：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男声苍凉激越。女声柔细温婉。 “城外土馒头， 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 莫嫌没滋味。” 我虽然幼小，也觉得这两位老人唱的歌曲不合时宜。摆渡的汉子呵斥道：“老祖宗啊，别唱了，要是让万大头知道了，小命休也！”万大头当时是河对岸所在乡的革委会主任。老头笑着说：“你看我是凡人吗？告诉你，我乃仙家，地面上的清规戒律管不到我。”我和摆渡者都不再理会疯疯癫癫的这一对老人。老头不管不顾地唱起“反动歌曲”：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 山南山北雪晴， 千里万里月明。 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 两老人胡乱唱着，自娱自乐。 老太太拉着老头的衣襟说：“我饿了。”老头说：“姑奶奶啊，忍忍吧？”老太太撒娇着：“不嘛，不嘛。”老头无法，只得两手朝天空招招，煞有其事地念动咒语，两只馒头赫然卧于掌中。我急急掀开苫馒头的笼布，指点着清查：一、二、三、四、、、、、十五，十六。一个不少，心中大安慰。老太太又得寸进尺埋怨起没有菜来了。老头说：“别摆暹罗国公主的架子啦，时代不同了！”老太太竟“嘤嘤”哭泣起来。老头连呼：“罪过！罪过！”再次念动咒语，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霎时出现在船舷上，老太太孩童般破涕为笑，优雅大方地用起膳来，颇有宫廷范儿。摆渡者和我目瞪口呆。上帝啊！这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了，这是不是封建迷信的残渣余孽呀？ 下船，我走前面，两老人跟在后面。他们在后面连声叫：“等等！”我只好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老头嗔怪说：“让老人坐。”我起来让他们。老太太坐下端详着我：“这小孩一脸忠厚相呢，”又拉过我一只手，细细摩挲着，“五指修长，命该翰林院编修，只因巧遇桃花冲洗了机缘，可惜了。”我听得糊里糊涂。临别，老太太送我一首诗：“二十年后古兰陵，贪恋春色总不成；紫荆花旁见一面，一任流水叶凋零。” 七岁的孩子来回三十里，当然累成了一滩泥。朦胧中，妈妈叫我吃年夜饭。妈妈满脸喜色：“你姥姥真疼爱我们，馒头、红烧肉都给我们备齐了！”我们全家围坐在桌旁，红烧肉在亲人们的筷子上你让我让地传递，其乐融融。我感谢两位老神仙，他们用了魔法，赐给我们一碗肉，让一贫如洗的我们过了个像样的年三十。 香港回归的第二个年头，我去了那里。在紫荆花旁照相时，因为要一起合影，只得央求一位游客帮忙。那穿旗袍的女孩嫣然一笑，我们齐叫“茄子！”那一笑，唤起了我尘封的记忆：她简直就是我江南读书时初恋女友的翻版。我想起了老神仙的话，看来我和这个女孩也只有这么一面之缘了。 常州称古兰陵，我在那里读书，是在渡船上见到两位古怪老人之后的整整第二十个年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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