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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文明的载体，文明则是城市的灵魂。安全防御、资源物产、交通区位、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等重要因素催化了城市诞生。在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化过程之中，人类逐渐掌握了适应环境和驾驭部分自然条件的能力，形成了大量基于地理条件、形态各异且独具魅力的历史名城。中国古代城市肇始一般以进入封建社会、有独立的城池建设为标志，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古代结束和近代开端。基于大历史观的系统理论方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运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判断。在此理论视野下，无论农耕、游牧亦或渔猎，古代城市总体处于农业文明主导，自然地理条件在萌芽期起到了关键作用，政治军事因素在发展期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其后经济和文化因素在成熟期的作用日渐突出。沈阳拥有11万年的人类活动史和2300年的城市建设史，其城市发展脉络既符合上述总体规律，但又有其鲜明个性。 春秋战国时期，东北大部分地区是东胡、乌桓、肃慎等游猎民族的活动地域。公元前300年，燕国东拓设斥侯所成为沈阳建城之始，隶属辽东郡。秦汉推行郡县制，使其成为中国东北古代施行郡县制最早的城池之一。经历秦汉统一管理，候城县通过屯兵和开拓耕地使得人口日益增加，成为辽东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东古长城走向及斥堠所位置示意图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近八百年，沈阳地区因身处中原政权与高句丽政权的重要战场而历经多次战火洗礼。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多为战事，与之相应的是考古发掘呈现地下文化断层少有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化遗存。既有的侯城战毁，城池的建设从“平原城”转向外围石台子等“山城”。到唐代，该地区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统治，隶属安东都护府管辖，但累年的征战和人口减少使其处于“辽泽泥潦，车马不通”的境况。 辽至有元一代，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族先后崛起，依次建立辽国、金国和元帝国。沈阳古城经辽沈州、金沈州两代经略，“筑城廓，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可以荒田”，“因俗而治”兼之有“筑城以为私”，首次出现了超越军事戍卫城池的繁荣局面。元代在金末毁于战火的沈州城基础上，重建沈阳路城，恢复经济并大力发展宗教，使其成为辽东贸易重镇和佛教中心，在建筑、绘画、雕塑艺术等领域颇有成就。 明代沈阳中卫城是中原王朝与地方政权矛盾日益激化背景下设立的，中卫城指挥使在原有城池的基础上改土城为砖城，使其规模扩大、规制完整、管理规范、功能完备。以沈阳中卫为核心，下辖蒲河千户所、抚顺千户所及平虏堡、静远堡、沙岭堡，连同墩、台等防御设施共同构成了明代辽东边防的重要区段，从而成为辽东地区防御、扼控蒙古和女真各部的三大卫城之一。 明代辽东军事防卫空间格局 17世纪初，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建州部逐步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并迅速崛起，1625年率后金从辽阳东京城迁都至沈阳中卫。此后，清太宗皇太极主持完成了都城的升级改造，并改沈阳中卫城名为盛京城，改族名女真为满族、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开创了“一朝发祥地、三代帝王都”的辉煌发展历程。 后金至清初都城迁移路径 从1625年后金定都至此到1644年清政权迁都北京，新兴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建立。沈阳进入城市发展史中的“高光时刻”，其作为军事戍卫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不仅取代了长期以来辽阳作为东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一跃成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对整个东北亚格局形成强大威慑。这一时期，盛京城“增拓其制”，改十字街为井字街，加高、加固、加厚城墙，建设城门、角楼，代表国家机器的内政-军事-外交设施趋于完备，宫殿、王府、寺庙、商肆、街坊等各项城市建设活动达到农业文明时代的顶峰。  盛京城阙图 自1644年清都城迁往北京后，盛京城经历了短暂的失落和真空后，作为“留都型”陪都的“盛京将军”、“五部”等行政机构和城市职能逐步稳定。这一时期，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增建西路宫殿建筑群、城廓建设完备、城市文化繁荣，手工业、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加强与关内的联系，修建了大御路等陆路交通设施，也成为清政府联系日本、朝鲜的交通干线。浑河航运事业日益发达，成为客货运输、赈灾漕粮的主要运输线，也成为南入渤海赴津、登、沪之要津。在经略陪都的过程中，10次清帝东巡对盛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使得建筑艺术、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商业会馆等中原文化在盛京得到繁荣，而且还推动了沿线行宫的城市建设。 清帝东巡线路 两次鸦片战争后，作为“龙兴故地”的陪都盛京，由于“故土封禁”等政策导致发展动力要素衰微，信息闭塞、科技落后、交通孤立、地广人稀等多重原因造成了民众“小富即安、裹足不前”的自我满足，八旗劲旅也失去了蓬勃向上的精神和开拓进取的意识。1858年，牛庄（营口）开埠，西方文化开始强势进入，盛京与外界的交流不断加强，外来人口不断增多，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科技客观上为城市发展带来了促进作用。20世纪初，清政府于盛京设置的东三省总督府、奉天咨议局、奉天商埠地成为“清末新政”的试验场，新学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有所发展，民族工商业艰难起步。由于其所处战略要冲，日、俄等殖民势力凭借铁路、枪炮和资本倾销将盛京古城从“龙兴故地”的旧梦中惊醒。1894年甲午海战、1898年《中俄密约》和1905年日俄战争等彻底打破了封建陪都“闭关自守”的局面。随着1907年光绪下诏设立奉天省和1911年清帝退位，盛京陪都无可挽回的画上了历史句号。  沈阳古代城市发展动力测度研究 以《盛京通志沈阳事略》、《陪都纪略》、《沈阳通史古代卷》、《盛京皇城》、《沈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沈阳市历史文化挖掘与利用规划》等文献为数据样本基础，进行主词频分析，可以洞察到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对沈阳古代城市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军事和政治事件成为沈阳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捩点，燕昭王、公孙家族、完颜家族、耶律家族、隋文帝、唐太宗、爱新觉罗家族、叶赫家族、纳兰家族及众多历史名将赫然在目。 古代沈阳城市经历了萌芽、沉寂、复苏，发展、跃升、成熟和衰退期，几乎经历了所有建制等级，城市发展虽有中断，但总体上依然延续着功能从简到繁、规模从小到大、等级从低到高的演进脉络，其城池经历了“口”型土城——》“田”字型土城——》“田”字型砖城——》“九宫格”砖城——》“九宫格局 八门八关 外围城廓”的形态变迁。 清代盛京都城规划建设与之前的都城多有不同，没有严格的空间轴线而是“多路并举”，没有严整的里坊制度而是“八旗拱卫”，没有最初的城廓齐备而是“逐渐完型”。这一系列空间异化本质上是“卫城本底”、“满城特色”、“王城气度”和“坛城意境”的高度融合，暨总体借鉴了汉文化及其城市营建制式，又延续了女真族社会“择高而居、殿帐议事”等传统习俗，并融入了藏传佛教“曼陀罗式”的坛城空间愿景，体现了清代统治者国家意识形态和都城建设形态的高度统一。  沈阳古代城池空间演进示意图 尽管辽东地区自古以来具备“大山广川”的优越农业生产力发展条件，但古代沈阳的“城-邑”关系最初并非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不是便于分封统治的需要，而是基于古长城与古辽河流域军事布防逐渐发展起来的，结合军事防御与进攻态势而建设的营寨、驿站、烽燧形成了城邑体系的雏形，延续至今“牛”、“屯”、“堡”、“台”、“驿”等大量乡镇地名均源于戍卫或军垦建制。从既有已普查认定的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空间叠加趋势来看，以辽河为界形成了倾斜38度的“分界线”，大致勾勒出农耕与游牧势力的分水岭，呈现出鲜明的“城-邑”关系特征。辽金“驿道”，元代“赤站”，明代“驿路”，清代“叠道”、“御路”和漕运航道等进一步加强了沈阳与都城、府城的联系，也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发展。 沈阳历史文化遗存全域空间叠合特征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沈阳城池建设规模总体上处于缓慢增长的趋势，从建城之始约240×300米规模，大部分建设局限在1300×1300米的“方形城池”以内。但从清前期到中期约150年间，盛京城快速实现了从“方城”向“廓城”的空间扩展和自我完型，在城郭外围还建设了四塔四寺、皇家陵寝、天坛、皇寺、太平寺等重要设施，彻底摆脱军事戍卫的单一职能，满足了都城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空间需求，其建设量也超过了历代城池建设的总和。  盛京皇城空间尺度推演 沈阳古代处于多民族交汇地，每次战争与政权更迭时期，都通过组织大规模移民来增加城市人口规模、改变原有民族构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随着战争和经济发展需要，汉、满、蒙、回、朝鲜、锡伯等民族有多次大规模迁徙。人口的迁入或迁出，直接影响了古代沈阳城市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东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的大融合。综合各类历史文献考证，从汉代候城约2万人的断续增长到金沈州城的8.5万人，最终发展到清盛京城60万人口。总体而言，沈阳古代人口与城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职能呈正向相关。 古代沈阳地区人口变迁基本趋势  沈阳古代城市发展核心动力及演替分析地理原型磁场力——自然形胜驱动力导向下的“理想家园”“城市是从自然中分离独立出来的人类家园”，自然环境在聚居地和城池选址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一直左右着城市的兴衰。“南原北丘、东山西水”的独特形胜地理格局决定了沈阳古代城市发展变迁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沈阳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内部有辽河、浑河、蒲河等河流纵横，地形地貌从低山丘陵到山前倾斜平原、再到冲积平原，四季分明、物种丰富，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自然地理母体不仅是农耕文明的沃土，也成为游牧和渔猎民族的舞台，孕育了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早期文化。
沈阳自然山水形胜格局 古代沈阳城池占据着东北平原最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选址于古沈水（今浑河）北岸，地处长白山脉向辽河平原过渡的山前丘陵地带，东侧是长白山余脉哈达岭，南侧是千山余脉，西侧是下辽河平原，可谓“紫气东来、天眷盛京”，是清盛京都城选址于此的主要动因。 表：关于沈阳山水形胜的论述
政治博弈竞争力——军事-政治驱动力导向下的“必争之地”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东北古代城市强烈的军事、政治职能表现为城池与周边相协同的军事防卫设施，与中原古代城市兴隆的商业流通与繁盛的地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自秦汉以来，中原城市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基本处于“超静定”空间结构，而古代沈阳在23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中，历经数次损毁和复兴。沈阳长期处于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交界地带，二者对于此地均有着“战略要冲”的清醒认识，使之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制度理念和文化观念的必争之地，由此诱发了战争、有计划的人口迁徙、长城等军事设施建设。不同政治力量对沈阳城市的控制、制衡或失守，在空间上直接表现出城池建设的损毁-恢复和突变-跃迁，具体而言是政治-军事发展动力的“潜伏”和“突变”造成的，客观上推动着沈阳城市地位不断“进阶”。 表：关于沈阳军事政治的论述
多元文化融合力——多元文化驱动力导向下的“适彼乐土”城市发展历程亦是文化性格塑造的过程，古代沈阳处于游牧-渔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区，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以辽河文明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汇。高句丽、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防范被汉文化同化具有高度的警觉，使得沈阳文化既汲取了中原之礼教，又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自成体系。 明中卫城时期，儒学、书院、社学和医学有较大发展，科举制度快速普及。到清建立统一政权，形成了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宗室-觉罗学、奉天府儒学、萃升书院为代表的官办教育体系，各类宗教设施大量建设共存，多民族的服饰、饮食、居室、嫁娶、祭祀等习俗文化个性鲜明。多股文化力量在“因其俗而治其众”的政治主张下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不同的社会制度、民族习俗、人文思想、宗教理想从“碰撞”逐步走向“汇流”（表6）。儒、释、道、俗并重发展对于文化性格成型较晚的东北地区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礼治文化、皇家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留人文化等最终汇流成包容旷达的文化品格和质朴雄健的博大气象，以天柱排青、辉山晴雪、浑河晚渡、塔湾夕照、花泊观莲、皇寺鸣钟、四平灯市等“盛京八景”为代表的标志景观恰恰形成这种文化品格的空间注脚。 表6 盛京城空间原型分解表
边贸流通吸附力——易货经济驱动导力向下的“流通繁荣”古代沈阳所处的辽东地区是游牧、渔猎和农耕三元经济的交汇带，不同民族和政权对国土空间资源利用的方式迥异，经略模式大不相同，加之沈阳长期承担军事戍卫职能，商品经济的流通较差。但随着军事战略的需要和地方人口的增加，军民必需的大宗物资需求增加，驿站、马市、水运、物资集散贸易功能逐步形成。由于地理区位优势，明沈阳中卫成为广宁（今北镇）、开原、抚顺、宽甸、凤城等马市、木市、布市等边关贸易商旅的必经之地，也是朝贡贸易的重要节点，由此也促进了仓储、代理、经销、客栈、灰市、行市的发展，吸引了徽商、闽商、浙商等进行贸易活动。到清代中后期，盛京城内行市和行会进一步繁荣，钱庄和银号兴起，形成了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中心。 演替特征沈阳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少有的，从低品级的城池逐步发展成为都城的个例，几乎经历了所有城市的建制等级直至成为我国古代最晚形成的都城，基于大历史观可洞察若干突出演替特征：
大历史观视界下的城市发展动力演替对国土空间规划启示 客观认识城市发展的传承与突变李晓宇 沈阳建筑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注册规划师。 金锋淑 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 朱京海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医科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所长，沈阳建筑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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