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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牧笛 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炫耀他们以武力侵略中国、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所谓“战功”，在沈阳市郊陵东乡柳条湖村建立了一个“柳条湖纪念碑”(俗称“炸弹碑”)。此碑为钢筋水泥结构，由基座、碑身、碑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呈梯形，碑身为方锥形，与碑座衔接处为正方形(边长45厘米)，碑顶为炸弹尾翼形(高140厘米)，3翼间距为76厘米，埋深为260厘米。原碑址距现水泥碑北约200米处，后移于此。这块碑既无碑志，也无铭文，今天佝偻着负罪之躯，向中外观览者供述着当年日冠的罪行。 炸弹碑 当人们看到这个怪物似的“炸弹碑”，“九・一八”事变的情景就象历史镜头似的，一幕幕地重现目前: 深夜10点20分，当长春到沈阳的第14次列车刚刚通过，轰然巨响，炸弹爆了，列车因强烈震荡倾斜了一下，仍然“安全”到站。这时河本中尉便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关东军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诬称“十八日午夜十点半左右，于奉天北面北大营侧面，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赴现场的我守备队发生冲突。”同时，早已潜伏在爆炸点以北4公里的驻文官屯日军，在川岛中队长指挥下，已向北大营进击;驻沈阳“满铁附属地”的日军，也猛然用重炮向北大营轰击。 深夜11时光景，北大营已被日军团团包围住了，炮声密集，炮火连天。刚刚就寝的东北军慌忙起床，仓促应变。当他们知道是日军挑衅时，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恨得怒发冲冠，咬牙切齿，自动跑步到操场集合，个个喊打，他们的爱国行动却被制止了。原来早在9月11日蒋介石电约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时，就一再叮嘱着日军有军事行动，“一律不准抵抗”，他幻想“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顽固推行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北大营独立步兵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向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官)荣臻请示行动，荣又向北平张学良报告，张便紧急请示蒋介石，蒋仍电话严谕:“沈阳日军的行动，仍按以前的指示处理，勿逞一时之忿，致误大局。”并补发了紧急的电报命令。这样，被包围在北大营的东北军只好于当夜零点到翌日凌晨4时光景，全部撤离了北大营。 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占领北大营的同时，还兵分三路向沈阳城进攻：一路攻入南市场，占领了第一、第二公安分局;一路进攻北市场，缴了警察的械，占领了邮政局;还有一路窜到大小西门，占领了第四警察署、宪兵队司令部、电话局、无线电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等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到9月19日早晨6时半，日军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整个沈阳城，劫掠了东塔机场的飞机262架，兵工厂内的迫击炮3000门，战车26辆，机枪5800挺，还对老百姓进行了野蛮奸淫屠杀。从此沈阳便沦于日帝铁蹄蹂躏之下，沈阳人民过着非人的国破家危的生活。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它揭开了日帝大规模地、明目张胆地武装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的。日帝犯我中华、侵吞东北是蓄谋已久。早在1915年，日本就与窃国大盗袁世凯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上台，曾分别在东京、大连召开过两次“东方会议”，策划侵占东北阴谋。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在向日本天皇的奏折中便赤裸裸地叫嚣:“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28年6月4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了皇姑屯炸车事件，谋杀了张作霖，妄图在混乱中“兵不血刃”而侵占沈阳，因奉天当局善后处理谨慎，无隙可乘，加之有英、美势力掣肘，日本也没作好准备，故其狼子野心未能得逞。张学良将军执政后，日本又软硬兼施，玩弄离间、分化、利诱、威胁等卑劣伎俩，阻挠他与南京谋和，妄图策动东北独立，置于其卵翼之下，这险恶用心被张学良将军毅然“易帜”所粉碎。到1931年秋天，他们眼见东北军大部进关，东北驻兵分散，军政要员多忙于私事，防务空虚，有机可乘，便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过去快一个世纪了，全国同胞永远也不会忘记日帝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昔日竖立的“炸弹碑”，今已成为日寇侵华的铁证。1985年沈阳市人民政府已把这块“炸弹碑”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之一，作为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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