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虫害和防治——《中国稻作史》第四章（七）

看见就非常 20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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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

七、病虫害和防治

　　病虫害的概念，古今不同，很难用现代的分类概念去找对口的种类。各地农民多用当地方言称呼病虫害，往往一虫多名或不知其确切所指。如湖南醴陵农民口语所称稻虫有车兜虫、绣叶虫、包叶虫、钻心虫，打屁虫、螟虫，牛屎虫等，贵州遵义农民口语所称稻虫有火*<虫厭>、水*<虫厭>，谷蛆、痨虫等。至于文献记述的虫名，往往指一大类而非特定的一种，典型是螟字，古代泛指一切食心之虫。因此当看到某一朝代某地发生螟害时很难明确其所指的作物，只能根据其发生地如在稻区，推定为稻螟虫。至于病害方面，因古代没有显微镜，不可能知道细菌、真菌，对病害的记录更少，而且多带有迷信解释，如鬼火所致之类。

　　古代水稻栽培中造成损害极大的常常不是病虫，而是兽类和禽类。现将有关的病虫及兽禽类为害情况及防治方法分述如下。　　

　　（一）虫害（包括兽禽害）

　　1．蝗虫。古籍与蝗有关的称呼有蝝、蝻、螽三字。蝗在《左传》称螽，《公羊传》称蝝。始见于《春秋》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蝝为螽的若虫，后世称蝻。始见于《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初税亩，冬，蝝生。”《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四年（公元前243），蝗从东方来，蔽天。”这是飞蝗大迁徙的最早纪录，也是称蝗不称螽的开始。故《说文》释蝗说：“蝗，螽也。”口语又有称蝗为蚱蜢的，《月令章句》云：“蝗，螽类。江东谓之蚱蜢。”专门统计历史上蝗灾次数的是徐光启的《除蝗疏》，指出春秋294年中（公元前770～前476）有蝝灾的次数共有lll年，他是按蝗灾发生的月份统计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农政全书》卷四十四荒政）（图4—22）。徐光启的统计与本世纪20年代江苏省昆虫局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为蝗患的最重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为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 6、7两个月为夏秋蝗并发时期。这与图4—22中的近于常态分布的曲线非常一致。

　　徐光启统计的是古代蝗灾情况。近人陈家祥统计公元前707年至l935年为止的2642年中，共发生蝗灾796次，平均每3.3年即有一次蝗灾。周尧统计公元前707年至l911年为止的2618年中，发生大的蝗灾有538次[1]，平均4.8年即有一次大蝗灾。可见中国历史上蝗灾的频繁。故徐光启将水、旱、蝗列为中国农业的三大灾害，并让为：“水旱为灾，尚多倖免之处”，而大爆发的蝗灾“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于水旱。”　　

　　以上所引是历史纵向的灾害频度，蝗灾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则较难确定，因各地记载的详略不一，同一地的持续为害程度也不易知晓。陈正祥从蝗神庙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大的贡献。古代农民由于屡遭蝗虫为患，又缺乏有效的防治办法，很自然地乞灵于建庙立祀，用人间行之有效的“贿赂”办法，通过向蝗神祭祀献礼，祀求虫王免降灾害。这种蝗神庙专称“八蜡庙”，也有迳称“虫王庙”的。另外，民间传说有位名叫刘猛的将军能驱灭蝗虫，于是也有建立刘猛将军庙进行祭祀，请求刘猛将军出来驱灭蝗虫的。八蜡庙是一种“软”措施，刘将军庙则是“硬”措施。软硬兼施的人间手段也应用于迷信祭祀上，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陈正祥把方志上能找得到的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的地点。标记在地图上，结果得到了一张“蝗神庙之分布”的地理图，较之任何统计数字或文字记述更富有直观的、综合的学术价值[2]。将此图与上引历史记述的蝗灾年份统计对照起来，可给人以历史动态的印象。又表明蝗灾的分布偏于北方，但也遍及全国大范围内。北方以黄河下游为最多，特别是河北、山东、河南3省。华中以南，蝗灾渐少，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没有蝗神庙。陈正祥指出，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对湿度等值线符合，又同年降雨量l200毫米的等雨线也很接近。云南虽远在西南，但因是高原，其中部的湿度和雨量同太湖流域相似，所以蝗灾也较多。

　　以上是蝗灾的历史频度和地理分布的概要。至于蝗虫为害哪些作物则没有说明，这是因为蝗虫为杂食性昆虫，所到之处，所有庄稼都将横扫一空，据农书上记载只有芋、桑及水生菱芡等少数几种作物，蝗虫不食。所以单独要了解蝗虫为害水稻的情况就比较困难，但如果把文献中提及的地区和当地的主要作物联系起来，仍可以知道该地的蝗灾是以水稻受损为主。现摘举几例如下。

　　后唐天成三年（988）：“夏，六月，吴越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十国春秋》）

　　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蝗。六月，江东南北郡县蝗，飞入湖州境，声如风雨，自癸巳至于七月丙申，遍于畿县，余杭、仁和、钱塘皆蝗，入京城。”（京城指首都临安，即今杭州）（《宋史·孝宗本纪五行志》）

　　宋隆兴元年（1163）：“七月，大蝗；八月壬申癸酉飞蝗过郡，蔽天日，徽、宣、湖三州及浙东郡县害稼。东京大蝗，襄隋尤甚，民为乏食。”（《宋史·五行志》）

　　宋嘉泰二年（1202）：“浙西诸县大蝗，自丹阳入武进，若烟雾蔽天，其堕亘十余里，常之三县捕八千余石。湖之长兴捕百石。时浙东近郡亦蝗。”（《宋史·五行志》）

　　明建文五年（1403）：“六月，衢州、金华、兰溪、台州飞蝗自北来，禾稼及竹木叶食皆尽。”（《明史》，《浙江通志》）

　　清康熙九年（1670）：“七月……，丽水、桐乡、江山、常山大旱，蝗。六月，宁海、天台、仙居大旱，蝗。定陶，虹县、凤阳、巢县、合肥、溧水大旱，蝗。”（《清史稿·灾异志》）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月，七月，房县、宣城、平阳、阳春蝗。罗田、麻城大旱，蝗。四月初二日，麻城蝗，积地寸许。七月，黄冈、宣都、罗田、荆门蝗0”（《清史稿·灾异志》）[3]

　　以上摘引举例都在稻区，因而首先受害的是水稻。

　　2．螟虫。古代单音词“螟”初见于《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这里的螟泛指一切食心之虫。据分析，历代文献中提到的螟，实际上包括了三化螟、二化螟、大螟、褐边螟、玉米螟、桃蛀螟、粟灰螟以至粟麦蛾、秀夜蛾……等，分属螟蛾、夜蛾和麦蛾三个科[4]。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稻螟所占的比重愈大，因而宋以后的螟灾，如发生在稻区的大抵系指稻螟。

　　螟虫在古代的为害仅次于蝗虫，但螟虫有专食性，爆发在稻区的螟灾其严重性也超过蝗虫。

　　历史上螟灾的发展情况可用“自北而南”和“由轻而重”来概括。表4—2表明螟害的记载，北方比南方早千年以上（湖北、江西例外），南方要到12世纪后才有大量记载。这是因为北方开发早，文化发达，南方开发迟，文化相对落后，记载也少些。但以1100～1907年为起点，南北双方都有螟灾记载，则在总数为195个县成灾的记录中南方为182县，占93.33％，北方l3个县，占6.67％.当然，中间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北方受战争影响，资料不全等。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方螟害重于北方的事实，因为南方是稻区。 12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移至长江流域，人口增殖，水稻发展很快。南迁的北方人习惯上喜麦食，促使南方稻田冬季种麦，形成稻麦两熟，另一些地区发展了双季稻，早、中、晚稻并存，农田生态环境向有利于螟虫繁殖的方向发展。

　　据螟虫为害程度的轻重，沈璐将其分为四个区域：1）分布区；2）为害区；3）间歇性严重为害区；4）严重为害区（图4—23）。

　　图4—23中的分布区指有螟虫发现的区域，范围最大，包括为害区，间歇性严重为害区和严重为害区。严重为害区又可分为1）秦豫区（包括陕西中南部和河南中北部这一横向地带）。2）苏浙区（包括苏南和浙江全境，其中又以太湖流域为蔓延中心。）3）湘赣区（包括湖南省全境和江西中北部）。苏浙区的人口密度在北宋时约每平方公里在30至30P以上，明时增至25至50户以上。湘赣区北宋时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10～20户，明时在10～25户[5]，都是同时期全国密度最大的地区，也是水稻最发达、耕作制最复杂的地区。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了正是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水稻的扩种、增产，客观上打破了自然界中昆虫生态的平衡，大面积的水稻也刺激了螟虫的繁殖，为它们提供了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这样丰富的“食物”。当农民还没有掌握防治螟虫的措施时，一旦条件合适，便爆发成灾。因此，人口的密度、稻田分布的密度和螟虫分布的密度三者是密切相关的，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宋代的“苏常熟，天下足”和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常常同方志中记载的螟灾爆发好象形影相随一样，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宋代保留至现在的方志很少，螟害的记录只能从宋史的《五行志》中找到一些，如绍兴三十年（1160）“江、浙郡国螟”，乾道六年（1170）“秋，浙西江东螟为害”。庆元三年（1197）“秋，浙东肖山、山阴县，婺，浙西富阳、淳安、永兴、嘉兴府皆螟”等。到明清以来方志增多，记螟灾的纪录也渐见详细，据对清嘉庆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00～1907）的108年的统计，有螟灾的纪录达35年，恰好平均每三年即发生一次，受害府州达49个。因此到清朝以后螟害愈来愈频，几乎超过蝗害。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昆虫局之所以发起成立，即由于螟害和蝗害愈来愈甚所促成。

　　3．稻苞虫。稻苞虫的历史记述极少，只知道宋时称横虫，浙江民间称缚虫，湖南醴陵称包叶虫。宋程大昌《演繁露》（1140）中提到：“吾乡徽州，稻初成稞（指分蘖），常虫害，其形如茧，其色标青，既食苗叶，又吐丝牵漫稻顶，如蚕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为农害，俗呼横虫。”浙江农谚： “秋前怕蠖，秋后怕缚。”缚即稻苞虫，蠖则泛指稻飞虱（详下）。

　　4．稻飞虱、叶蝉。稻飞虱和叶蝉等因体形细小，古代农民对它们不会区别，常统称为蚼虫、蚰虫、蠖虫等。明·胡震亨《海盐图经》（天启四年，l624）杂识篇云：2“明历六年（1578）秋，有虫伤苗，岁歉。”崔嘉祥纪事曰：“万历戊寅秋（1578）七月，有虫生苗间，细若蜉蝣蚁子，千百为群。不食根节，不伤心叶，而一经其攒集，遂不复秀实。虽螟螣蟊贼之祸，不是过。田甿以苗虱呼之。……捕之不得，驱之不去，卒莫知所以治之之术焉。纾据费耕雨考证，蜉蝣系蚍蜉（大蚁）之误，当指稻虱而非蚜虫或浮尘子[6]。　　

　　5．粘虫。粘虫古书上多称虸蚄（也作子方），又称青虫。粘虫虽是杂食性的，但古籍所记的虸蚄为害都是麦子，且很猖獗。明确记载青虫为害水稻的较少，宋乾道三年（1167）记有“淮浙诸路多言青虫食谷穗”一句[7]。清《南浔镇志》抄录此条。又，贵州《遵义府志》（1841）载：“谷之蠹：苗盛时，青虫食叶，令穗不壮。”

　　6．蜚。蜚这种虫害最早见诸《春秋》：“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65）秋，有蜚“。但《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还有：“八月……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蜚在汉代亦称蜰，《说文》释蜚是“臭虫”，意指有臭气的昆虫，不是现代不卫生的床上的臭虫。蜚也即农民口语所称的“臭屁虫”、“放屁虫。”也即所谓臭蝽或蝽。从《春秋》至汉代文献都只记有蜚虫为害，没有说明为害什么作物。直至宋·罗愿《尔雅翼》中才明确记载为害水稻：“蜚者，似蟅而轻小，能飞，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花上，食稻花。……既食稻花，又其气臭恶，……使不穑，《春秋》书之，当由此耳。”

　　根据现代昆虫学的知识，蜚是蝽类的一个大名，实际上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稻蝽。现代为害水稻的蝽类，常见的约20来种[8]，重要的有稻褐蝽、稻黑蝽、稻绿蝽、四剑蝽等等。通常它们并非水稻的专性害虫，也能为害大小麦、玉米、稗、粟、甘蔗等多种作物，罗愿记载的是明确为害水稻的蝽类（蜚），到底相当于那一个种，就不得而知。至于《春秋》《左传》所记的蜚，过于简略，不一定即指为害水稻，也有可能指粟。

　　7．其他害虫。历史上记载的水稻害虫还有一些是难以明确其所属的。如《宋史·五行志》中提到：“乾道三年（1167）八月江东郡县螟螣”中的螣；“淳熙十二年（1185）八月平江有虫聚于禾穗，油洒之即堕，一夕大雨，尽涤之。”似指叶蝉类。“嘉定十四年（1221）明（宁波）台（台州）温（温州）婺（金华）衢（衢州）蟊螣为灾”等。江西《龙南县志》（乾隆十五年，l750）祥异：“顺治四年丁亥夏秋间，禾苗出葱无收。斗米钱五百，道馑相望。葱，以形名也。每丛穗中，抽出葱茎，内更生小黑头虫，羽翼初成，即啮茎，尽，始飞去。今大龙、新兴，此灾恒有，殆亦蟊贼之类欤？。”贵州《遵义府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卷十六：“谷之蠹……火*<虫厭>水*<虫厭>，起于䄪（即穗）之放。火*<虫厭>之起也，蠓蠓蠛蠛，稻林中不知几千万亿，以翅扇谷穗即枯，茎亦仆而色赤。……其田水红者，水*<虫厭>也。谷蛆，生茎节中，色白而微，全穗不实，或自颈折之。……痨虫，色麻，生稻根，细若针，候苗枯黄，即下有痨，以石灰洒之，已。水冷之田，不可耕，虽耕之，必痨不治。”

　　以上材料中提到的蟊、贼、螣、葱、火*<虫厭>、水*<虫厭>、痨虫、谷蛆，除谷蛆可明确是螟虫外，蟊邹树文[9]认为是蝼蛄、蛴螬、金针虫等地下害虫的统名。贼即是粘虫，螣是蝗类。可是贼作粘虫解释和文献上早已普遍使用虸蚄不合，而文献中的蝗、蝝、蝻及螽已经包括很多蝗类了。葱、火*<虫厭>、水*<虫厭>、痨虫都不明其所指。

　　又，清·顾尚纶的《老农笔记》（约20世纪初）中记有“除草之时见秧叶上虫蛋及卷叶成苞之虫，吃秆吃节之虫，与栖在叶上之打屁虫，飞舞叶间之小蛾。均宜捕而杀之。如油啄母，即鬼头子等能伤叶秆嫩茎，尤当力除。唯草猴（即螳螂）常捕虫而食，为人出力，当保存之。”共提到6种害虫，其中的“虫蛋”可能是螟虫的卵，卷叶成苞可能指稻苞虫，“打屁虫”当是半翅目的椿象类，而小蛾可能是纵卷叶螟等，吃秆吃叶之虫似系螟虫，而油啄母则不知所指。

　　8．象害。现代中国的象已经退缩到西双版纳森林中，与水稻没有关系。但古代从长江流域到海南岛都有野象分布，而且为害水稻很是严重。最早记载野象害稻的是“宋顺帝昇明元年（477），象三头，渡蔡州（今南京市西的江中洲），暴稻谷及田野”（《宋书·五行志》）[10]。这是长江下游的记载。长江中游方面：“建隆三年（962），有象至黄陂，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今湖北安陆）、复（今天门）、襄（今襄阳）、唐（今河南唐河）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获之，献其齿革。”（《宋史·五行志》）湖南方面：“乾德二年（964）五月，有象至澧阳安乡等县，又有象涉江入华容县，直过阛阓门。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县北城”（《宋史·五行志》）。福建方面，南宋朱熹在绍熙兰年（1192）的“劝农文”中提到：“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俵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力不敢开垦。……本州又已出榜劝谕人户。陷杀象兽，约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齿蹄角。今更别立赏钱三十贯，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庶几去除灾害，民乐耕耘。”[11]（文中的本州系福建龙岩）。广东方面，“乾道七年（1171）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穽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宋史·五行志》）。又，《广东通志》谓；“象嗜稼，凡引类于田，必次亩而食，不乱蹂也。未旬，即数顷尽矣。岛彝以孤豚缚笼中，悬诸深树，喔喔不绝声，象闻而怖，引类而遁。” [12]这段很有趣，说明了象的食稼习性和食量之大，以及驱象的巧妙方法。所说的“岛彝”乃指海南岛的黎族。以上所见野象害稼多见于宋代，此后不见记述，系因宋代人口激增，农田开辟，和原来生息于长江以南的野象接触增多，加上此后气候逐渐转冷，野象因人的捕猎不断从长江、珠江流域消退，害稼之事也从此结束。

　　9．野猪、山猴等。文献上找不到直接记载野猪等为害水稻的叙述，但可以从地方志中介绍水稻品种的特性描述中间接知道一些情况。例如有一类水稻品种（又以糯稻为多）取名为“野猪愁”、“野猪哽”的，从品称上便知道是因有长芒使野猪无法吞食的。有些品种的名称则从其特性介绍中得知是用来抗避猪害的。如“红芒糯，山中人谓之野猪哽，盖穷源僻坞中以备山兽之嚼啮者”[13]。“乌芒糯，山乡稻熟，兽辄食之。此稻秆高芒硬，兽不食，故多种焉”[14]。“野猪愁，山区多种，亦避田鼠、山猴等。”野猪在广东称山猪：“又有山猪，雄大而多力。口旁出两牙，长六七寸，甚猛利。肉味美多脂，以多食禾稻故也。一名懒妇。以机轴紝织之器置田间，则不敢近。”[15]

　　10．稻鼠。《诗·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其中的苗，狭义系指粟，广义可指禾谷类。《诗经·唐风·鸨羽》：“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魏与唐比邻，不能排除水稻在内。但这不是直接的记述。直接记述稻鼠为害的是唐朝的陆龟蒙，他在《刈获歌》提到：“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芒粒稀疏熟更轻，地与禾头不相拄。我来愁筑心如堵，更听农夫夜深语：凶年是物即为灾，百阵野凫千冗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箫然九穗空。”陆在一篇《记稻鼠》的短文中更详细地描述了鼠害稻田的惨象：“乾符己亥岁（879年），震泽之东曰吴兴，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当时汙坳沮洳者埃壒尘。勃濯檝支派者入扉，履无所汙。农民转远流，渐稻（指灌稻）本昼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仅得葩拆（指开花），穗结十无一二焉。无何，群鼠夜出，啮而僵之；信宿，食殆尽。虽庐守（住田间的农民）版击殴而骇之，不能胜。”[16]陆龟蒙诗中的稻鼠为害发生在今江苏松江，“稻鼠”一文记述的是浙江吴兴，说明当时鼠害的普遍性。

　　11．蟹害。蟹是古代沿海沿江稻田的重要害虫。早在战国时的《国语》（公元前431～前314）“越语”中即记载吴越交恶时吴国稻田发生严重蟹害，连留种也困难，越王得此情报想发起进攻的事：“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注：稻蟹食稻也）范蠡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陆龟蒙在一篇《蟹志》的短文中介绍了蟹的生活史，说“蟹始窟冗于沮洳（积水之地）中，秋冬交必大出。江东人云，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从其所之，早夜觱褚沸，指江而奔。”[17]这段文字以描述蟹的生活史为主，伤稻情况不突出。据《平江记事》的介绍，蟹是吴中一带（今苏南浙北）的大害，称为“蟹厄”：“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18]可见从吴越时至元代的2000年中这一带的蟹为稻害一直未断。闽广沿海一带另有一种小蟹，名蟛蜞，也为害稻苗，清屈大均将蟛蜞的为害同飓风并列：“凡春正二月，南风起，海中无雾，则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莳，则母蟛蜞出。”（大禾为一季晚稻）“其莳或一而再耘，或再而三。然蟛蜞出，则吾苗半去其穉。飓风作，则吾苗半去其壮。盖自夏徂秋，无日不以此芃芃者为忧也。”[19]

　　12．野鸭（凫鹥）。《诗经·大雅》有凫鹥篇，凫音扶，即今天所称野鸭，鹥音医，即鸥鸟。古书上往往凫鹥连称为双音词，也指野鸭。陆龟蒙在《禽暴》一篇短文中谈到他冬初去松江看收晚稻时，晚稻生长不好，心里很担忧：“夜不能寝，往往声类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数四。”第二天间农民，农民告诉他是凫鹥，说凫鹥之来“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留之禾，必竭穗而后去。”由于野鸭是成群而迁飞，因而所经之稻田遂不得倖免。

　　（二）病害　由于真菌、细菌、病毒等病源是肉眼所不可见，所以古代人民对水稻病害的认识远不及虫害的明白，有关病害的记述也很少。文献上最早提到“稻疾”的是《淮南子·天文训》：“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菽麦昌。”“赤奋若之岁，岁有小兵。早水，稻疾，菽不为，麦昌。”摄提及赤奋为星名。古人是想用天文现象预测当年各种农作物的丰歉，丰收称“昌”，减产则是“疾”（有病）。所以这稻疾并非严格的指水稻生什么病害。明确相当于指水稻病害的文献都在宋以后。计有以下几种：

　　1．烂秧。南宋·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云：“多见人才暖便下种，不测其节候尚寒，忽为暴寒所折，芽蘖冻烂，瓮臭其苗，田已不可复下种，乃始别择白田以为秧田。”这是指播种太早，因冻害引起的烂秧，诱发的绵腐病。

　　2．白飒及白飏。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农事部分记有。“白露雨为苦雨，稻禾沾之则白飒。”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天语》中提到：“白露雨为苦雨，禾沾之白飏。”二书背景，一在上海，一在广东。所说白露雨因子相同，白飒和白飏系方言之异，所指相同，不知具体相当于什么病害，从雨水引起来看，似乎指白叶枯病。

　　3．缩科及蹲缩。明·马一龙《农说》中提到：“叶虽丛生，亦必以渐消尽，而至于濯濯然。今俗谓缩科而已。”这是说开始时稻叶还丛生，以后渐渐消尽，变成只剩茎秆，所以叫“缩科”。但这一叙述不够清楚。较《农说》稍后的《祐山杂说》则记述较为明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平湖、海盐大荒。五、六月，禾苗盛长，至七月，即蹲缩黄萎，粪多者尤甚。”缩科和蹲缩显然指同一病害，很象现在的矮缩病之类。

　　4．火烧瘟。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稻灾”部分提到“炎火”和“焦炎”两种病害现象：“明年田有粪肥，土脉发烧，东南风助暖，则尽发炎火，大坏苗穗，此一灾也。”“凡苗吐穑（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此六灾也。……然阴火不见阳光，直待日没黄昏，此火冲隙而出，其力不能上誊（即腾），飘游不定，数尺而止。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炎”。这里所谓鬼火，是自然界中的“磷光现象”，即动物尸体骨骼中的磷经过化学变化而成为磷化氢气体，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古人因无法解释稻叶穗枯焦的现象，又不见白天有火烧，遂误会成磷光（鬼火）所致。从“东南风助暖”等因素来看，当指稻瘟病、赤枯病一类病害。古代凡植物得病皆称“瘟”，所以农民口语称稻瘟病为火烧瘟，其由来本此。

　　5．斑黑成腐。马一龙《农说》谈到：“及其成谷将获，土太燥则米粒干损。水太多而过没，则斑黑成腐，二者又皆毁成之病也。”这是说成熟后期，田间积永太多引起谷穗斑黑成腐，看来似同稻谷枯病（Phoma glumarum）较为相似。

　　6．冻桂花及青风。清·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提到：“中秋前后，禾气完好，扬花吐穗时，忽暴寒连夕，土人曰冻桂花。穗触寒气，丛房顿黑，遍麻斑，秒索索直上，神气消沮，是曰青风。”在稻穗抽穗开花时遇上低温，使谷粒表面遍生麻斑，和稻胡麻斑病（Cochilobolus miyabeanus）的症状相似。因当年病组织上产生的分生孢子可因风雨而行再次侵染。就谷粒而言，以抽穗至齐穗时最易感染。除谷粒上呈麻斑外，在内外颖合缝处及其附近，会产生大量黑色绒状的霉层，也即所谓“丛房顿黑”也。

　　7．粳谷奴问题。明·李时珍《本草纲目》（1593）谷部“粳”下附有“粳谷奴”的名称，自注云：“谷穗煤黑者。”接着说这种粳谷奴可治走马喉痹等病。明·王象晋《群芳谱》（1621）谷部也收有“粳谷奴”一词，放在水稻品种介绍的最后。其注释则作“粳穗煤黑者”。不知是否无意或有意将“谷穗”改为“粳穗”。清·汪灏等编的《广群芳谱》（1708）则删去粳谷奴不录。可能对粳谷奴的含意不明。近人赵腾芳考证粳谷奴即指黑糯稻[20]，而董国堃则认为粳谷奴是稻曲菌所产生的菌核[21]。楚人指出赵董二位都系曲解粳谷奴[22]。“奴”是古代常用的结尾词，如橘奴、竹奴、花奴、蟹奴之类，有点爱称的含意而无实义。李时珍说粳谷奴治病事系抄自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原文“凡喉痹……烧谷奴灰，酒服之，立破。”系将稻谷烧成灰供药用，李时珍加上一个粳字，成“粳谷奴”，可能出于慎重考虑，因为“谷”这个单音词既可指稻，也可指粟（《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的谷即是粟）。但李时珍的注释“谷穗煤黑者”多用了一个“穗”时则属错误。用“谷（穗）煤黑者”来取代“烧谷奴灰”也使本来明白的事变成模糊费解，引起了后人的误解。总之，粳谷奴作为水稻的一种稻曲菌病害也不能成立。

　　（三）病虫害的防治　古代人民在没有如现代的化学农药和喷施工具的条件下，从实践中也摸索积累了各种有效的防治措施。以下分栽培措施、药剂防治和生物防治三方面综述。

　　1．栽培措施。

　　（1）实行轮作。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减少病虫（杂草）的办法。早在《齐民要术》种水稻篇中即指出：“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种稻没有什么诀窍，只要年年轮换田块就好了。）明·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倡水稻与棉花轮作，可使“虫螟不生”。浙江不少地方从明代时即实行稻棉轮作，农谚说：“年花年稻，眉开眼笑。”后来发展种黄麻，就实行稻麻轮作。闽广则行稻与甘蔗轮作。

　　（2）烤田防虫。清·包世臣在《齐民四术》（1849）中认为：“初伏多雨，不能烤田则叶盛，入秋多生结虫。”这是有道理的，烤田使水分供应减少，地上部的生长受到抑制，改变了稻株光合作用产物运转的方向，即向茎和叶鞘内集中，增加半纤维素的含量，不利于结虫（稻苞虫）的繁殖。如果不烤田，叶片因肥水充足，容易徒长，叶质嫩，容易招致结虫繁殖。

　　（3）冬季清除田塍。明《沈氏农书》指出：“一切损苗之虫，生子每在脚塍地摊之内，冬间刬削草根，另添新土，亦杀虫护苗之一法。”这是熟悉害虫生活史的经验之谈。农谚也有：“欲想来年虫子少，今年火烧田边草。”

　　（4）选用抗性品种。种植多芒的品种防止鸟兽为害。如上引兽害中的红芒糯（即野猪哽）：“盖乡僻壤中以备山兽之嚼啮者……且其粒独大，味更美，为诸种所不及。”明末江苏《太仓州方志》中载有一个绿芒品种，名“哽杀蟛蜞”，虽无文字说明，从取名上可知是一个适于涂田种植不怕蟛蜞啮食的抗避品种。

　　（5）人工捕杀。这是古代没有农药条件下最普遍的治虫方法，但也并非简单的双手捕捉，长期以来也积累不少经验。如对付蝗虫就有，1）篝火诱杀。唐朝的姚崇提出了利用蝗虫趋光的特性给予烧杀：“蝗乃解飞，夜必赴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23] 2）开沟陷杀。适用于除蝻。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对此有详细描述：“其法视蝻到处，预掘长沟，深广各二尺，沟中相距丈许即作一坑，以便掩埋。多集人众，不论老弱，悉要趋赴，沿沟排列，或持扑打器具，或持锹锸，每五十人用一人鸣锣其后。蝻闻金声，努力跳跃，或作或止，渐令进沟，即大声不止，蝻虫惊入沟中，势如注水，众各尽力，扫者自扫，扑者自扑，埋者自埋，至沟坑俱满为止。前村如此，后村复然。一邑如此，他邑亦然，当净尽矣。”3）人力捕打。清·钱忻和《捕蝗要诀》归纳人力捕打的方式有“布围式”、“鱼箔式”、“合网式”、“抄袋式”，“围扑式”等。所用工具无非扫帚、布围、竹箔、旧鞋、抄袋（类似捕虫网）等。扑打时间宜漏夜、黎明或“交午雌雄相配，尽上大道，此时亦易捕打”。捕得的蝗、蝻，徐光启等都提议供食用“既除害，又佐食，何惮不为”。亦可喂猪或煮死作肥料。4）掘卵。掘卵的措施首见于宋代。一般是在蝗灾发作，造成严重饥荒后，由皇帝发布诏令进行。如明道元年（1032）：“三月……江淮旱……十月……诏汉阳军发廪粟以振饥民……是岁京东淮东饥……二年正月诏江淮民饥死者，官为之葬……七月……诏以蝗旱，去尊号。……十二月……是岁畿内、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蝗，淮南、江东、两川饥……景祐元年（1037）春正月……发江淮漕米振京东饥民…诏开封府界诸县作粥糜，以济饥民。……诏募民掘蝗种给菽米。”[24]同样，从淳熙元年至九年（1174～1182）不断记载有水、旱、蝗灾，除振饥、发放稻种等措施外，淳熙十年（1183）“命州县掘蝗” [25]。

　　此后掘蝗卵成为治蝗措施中的一项被认为事半功倍的方法。所以清代有除蝗不如灭螨，灭螨不如掘卵的说法，因为“种可传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为急务”[26]。5）声色驱蝗。徐光启介绍“飞蝗见树木成行多翔而不下，见旌旗森列亦翔而不下。农家多以长竿挂衣裙之红白色彩映日者，群逐之，亦不下也。又畏金声炮声，闻之远举，总不如鸟铳入铁砂或稻米，击其前行，前行惊奋，后者随之去矣”[27]。

　　对付稻苞虫，清代使用一种竹梳，用麻绳横编起来，在田间边走边梳，“虫当梳者，血肉摩梳上，稚子持以饲鸡焉”[28]。　　

　　2．药物防治。古代虽然没有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但已经知道使用天然的植物性药物以及一些无机物质作为农药，防治水稻的病虫害，计有：

　　（1）烟茎治螟。烟草是明朝才传入中国南方，以后很快传遍中国。农民在种植烟草中，发现烟茎及叶有杀虫的作用，因而试用于稻螟，效果很好，于是不胫而走，推广得很快。在方志中提到用烟茎治螟的有福建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其中以江西方志记载的最多，时间也最早，其次为福建，很可能烟茎治螟先由这两省农民发明。现举例如次：

　　江西省：乾隆十八年（1753）《瑞金县志》物产：“获之早者，一岁可再熟……必田之腴者始可种。每亩所收不及秋熟之半。且善生虫，必以烟梗舂灰粪之，乃善。”《安远县志》（道光二年，l822）卷十一农事： “至翻稻当倏雨倏晴之候，易以生虫，尝用烟梗培之。”《雩都县志》（道光六年，1826）卷十二土产志：“晚稻。俗名翻粳，有赤白二种。小暑下种，农人于立秋前后登其前禾，而以此下莳，十日，点以烟梗，又十日，壅以稻灰，至十月而获。”《龙南县志）》（1936）卷二物产：“龙邑滋培田壤，其法有二：一曰烟骨，栽烟之户，取叶中柔者为烟，独留筋与其老干，谓之烟骨。贾人汇取捆载，转售乡里。培田之法，于栽晚禾时，以烟骨剪作二三寸许，排比竖插之，深入土中。土人云，山田寒，取烟性辛热，且利杀虫。如法滋培，收成俱饶。”　　

　　福建省：《漳州府志》（乾隆四十一年，1776）卷四十五：“漳地田禾，秀实时多小白蝶（指螟蛾）为害，故农人多豫蓄烟草梗，以防其患。截而团之，按科斜插稻根下，蝶不敢近。蝶似灯蛾而小，聚稻茎则立枯，不能华实。唯烟草梗足以治之也。”　　

广东省：《潮阳县志》（清道光年间，l821～1850）：“烟草根及低叶，用插稻根，可杀害苗诸虫。”

　　湖南省：《浏阳县志》（同治十二年，l873）卷十四：“道光间生螟，晚稻岁恒不收。截烟茎或叶入泥中，则不生。”

　　浙江省的螟害自清末进入民国，日益严重，据浙北地方志记述，防治的方法有掘稻根、点诱蛾灯、收买卵块等。掘稻根虽有效，但劳力太费，农民不愿进行。点诱蛾灯是一种新措施，因不习惯，终于坚持不下去。收买卵块花银较多，挽回的损失有限。如l932年的《竹林八圩志》[29]卷十三物产记载：“除螟会仿行之，令各乡会员就地收买，由会定价。随时低昂，初化最贵，每块十文或五文（十个或五个铜元），至三化，抑至半文。农民以工食可资，搜采者众，径收者皆可因缘为利，从而鼓舞。此数年中，每岁全县辄收得二三千万块，费银七八千乃至万元。每块可出螟虫七八十头。每岁所杀当在20亿以上（原书作“万”，误）。然统计获量，亩不及石，其灾犹在五分以上。”因而螟虫重灾地区历史上始终没有根治的办法，“最后不得不改种早稻”，采取了改变耕作制避虫的办法。至于烟茎治螟只适于轻灾区。

　　（2）油类治虫。用植物治虫始见于宋代：“淳熙十八年（1180）八月，平江府（今苏州）有虫聚于禾穗，油洒之即坠。一夕大雨，尽涤之。”[30]这里没有说明是什么虫，用的是什么油。但从油洒之即坠来看，当是稻飞虱一类的小虫。相距700年以后，有趣的是江西《浮梁县志》（道光三年，1823）卷二十一却记载了浙江农民用菜油治小虫的做法：“尝观浙东晚禾，于将次成胎时，取黄豆粗粗一磨，使成碎粒，壅于苗根，其肥甚重，最荫稻穗。每亩不过二斗左右，而收获之数，倍于他粪。又，浙东苗生莠虫，细小不能捕捉，于中午烈日之时，用菜油点于水面，毋染苗叶，每间尺许，倾油半杯，一亩之内，约用油十两左右，顷刻布满田中。再用竹帚于苗尖挨次扫之，虫即尽毙，而田亦获肥。”所谓莠虫也即油虫，是农民称呼稻飞虱叶蝉一类小虫的总名。自从宋代记载植物油治虫以来，继续了800余年，到清末民初，石油开始取代植物油点灯，农民遂用石油代菜油治虫，直至现代农药出现为止。

　　（3）石灰治虫。以石灰作为治虫的药物也始见于宋代，因古人有时单称灰，所以也包括草木灰、砺灰。南宋·陈旉《农书》提到在水稻播种前“搬石灰于渥泥之中，以去虫螟之害”。是稻田用石灰治虫的最早记载。徐光启《治蝗方》中提到。“用秆草灰、石炭灰等分细末，筛罗禾谷之上，蝗即不食。”可以说这是以石灰、草木灰作“拒食剂”的最早应用。

　　（4）用砒（三氧化砷）治虫。砒砷的应用较石灰为迟，最初用以毒杀兽害如鼠类，以后发展到作肥料并认为兼有治虫的作用。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燔石篇说：“砒有红白两种，各因所出原石色烧成。以晋地菽麦必用拌种，且驱田中鼠害。宁绍郡（浙江宁波绍兴）稻田必用蘸秧根，则丰收也。”徐光启手稿中也以砒为肥料之一种。但蘸秧根后治什么虫，效果如何未见记叙。

　　3．生物防治。利用天敌治虫，在中国有久远历史。水稻害虫的天敌，古人加以利用的有如下数种：

　　（1）青蛙。古书称青蛙为鼃，俗名田鸡，水鸡，土鸭等。另一类称虾蟆。蛙食百虫是自然常见的现象。以之与农作物的丰歉连系起来已很悠久。如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早期出土的铜鼓上，常铸有蛙形纹饰，这是把蛙同粮食丰收联系起来的象征。李时珍也说：“农人占其声之大小、早晚，以卜丰歉。”并引唐人诗句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说明种稻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此认识传统。另一方面，因蛙肉鲜美，又常成为人们捕食的对象，这就发生保护益虫和捕食益虫的矛盾。历史上一些有远见的官吏常常明令禁止捕蛙。《墨客挥犀》卷六记载：“浙人喜食蛙，沈文通（1025～1062）在钱塘日切禁之。”宋·赵葵《行营杂录》中也提到：“马裕斋知处州（今浙江丽水），禁民捕蛙。”清·康熙四十九年《渊鉴类函》（1710）中也提到：“蛙能食虫，必应禁捕。”清·王凤生《永城县捕蛙事宜》中也提出保护青蛙以利捕蝗[31]。

　　（2）养鸭治虫。利用放鸭到稻田治虫始见于明代广东、福建两省。明代霍韬（1487～1540）记述了放鸭治蟛蜞及螃蟹：“香山、顺德、番禺、南海、新会、东莞之境，皆产一虫，曰蟛蜞。能食谷之芽，大为农害。唯鸭能啖焉。故天下之鸭，唯广南为盛，以有蟛蜞能饲鸭也。亦以有能啖蟛蜞，不能为农稻害也。”因放鸭而使该一带成为产鸭的商品供应基地，可见当时蟛蜞的丰富。福建闽县人陈经纶（中国最先引种甘薯的陈振龙之子）在其《治蝗笔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32]中生动地介绍了放鸭治蝗的方法。“侦蝗煞在何方，日则举烟，夜则放火为号。用夫数十人，挑鸭数十笼，八面环而唼之。”放鸭最适宜的时间是蝗蝻羽化前20多天，因“蝗蝻两旬试飞，匝月高腾”，鸭子即难以为力了。据说以鸭捕蝗与人力捕蝗比较“一鸭较胜一夫”，“四十之鸭，可治四万之蝗”，即一鸭可食蝗10000如一夫挑鸭一笼，则“可当四十夫”。“不唯治蝗，且可以牟利。养鸭治蝗到清代推广至安徽、江苏。陈经纶五世孙陈九振到芜湖做官，上任后逢到蝗灾，他便应用祖法捕蝗，获得成功，因灭蝗有功，擢升了官职。并将这种方法向其他州县推广。清·顾彦《治蝗全法》（1857）卷一记：“咸丰七年（1857）四月，无锡军峰山山上之蝻，亦以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汪志伊《荒政辑要》治蝗记（1806）也说：“（蝻）尚未解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入稻畦中，顷刻尽，亦江南捕蝝一法也。”象这种巧妙的寓饲养于治虫的经验即使在今天仍有其举一反三的现实意义。因为鸭在稻田还能捕食飞虱、叶蝉、稻椿、粘虫、负泥虫等许多小虫。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区还能起中耕除草作用。

　　（3）保护益鸟。历史上蝗灾频繁，古人早已观察到有一些鸟类扑食蝗虫的现象。《南史》记梁武帝时（502～549）时“范洪胄有田一顷，将秋遇蝗……忽有飞鸟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间，飞鸟食之尽而去”[33]。辽大安四年（1088）“六月宛平永清蝗，为飞鸟所食”[34]。以上记述只提飞鸟，未说明是什么鸟。也有指明名称的，如元至元三年（1337）“七月庚戌，河南武涉县禾将熟，有蝗自东来，有飞鹰啄食之”[35]。鉴于这种现象，统治阶级也有命令保护这些益鸟的。如隐帝乾祐元年（948）“秋，七月，鸜鹆食蝗。丙辰，禁捕鸜鹆”[36]。鸜鹆即八哥，又名播谷鸟。《云南事略》：“昭通田生赤虫，食稻叶，有群鸦食之尽。昭东荍地不种自生，总督鄂尔泰据所报奏之。虸蚄，害稼虫，山鸦喜食之。” [37]

注释：

[1]周尧：《中国昆虫史》，第二章，第二节，l980，昆虫分类学报社。

[2]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册》，第92图，原书房出版（中日文对照）1983，东京。

[3]据周尧：《中国昆虫史》附表2，历代蝗虫灾害统计表。

[4]沈璐：《中国古代螟灾及其地理分布》，1988硕士研究生论文，浙江农业大学。

[5]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附图10，北宋人口密度及附图l6，明代人口密度，三联书店，1980年版。

[6]费耕雨；《稻虱考查录》，《中华农学会报》，l939年12月。

[7]《宋史》，卷25，五行，土部。

[8]浙江农业大学：《农业昆虫学》，第三章，水稻害虫，第l74页，上海科技出版社，l982年版。

[9]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第三章，第八节，科学出版社l981年版。

[10]刘敦愿。《中国历史时期犀象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畜牧史料集》，张仲葛主编，科学出版社l986年版。

[1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四部丛刊，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