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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并不想过多苛责《刺杀小说家》。 特别是观影过程中，我一再感受到主创们的诚意。 这部电影的视效无疑很出色，对于幻想世界的构建，不敢说多有创意，但至少兢兢业业；赤发鬼的设计堪称惊艳，尤其对于当下中国的电影工业来说，主创们愿意挑战视效行业的金字塔顶，做“活物”的建模设计，勇气可嘉。 
整部电影，导演都铆足了劲儿，制造出重重危机，把节奏拉满。 每个演员的表演也都十分卖力。雷佳音不油，大幂幂不尬，演技都没掉线。 可是，看过电影后，热闹之余，我还是会由衷地感到“不满足”。 原因何在？ 还要从双雪涛的原著说起。 01 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和路阳的《刺杀小说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品。小说分两条线，一条现实线，讲一个丢了女儿的男人为赚一笔钱去刺杀小说家；另一条虚构线，呈现的是小说家所写的小说，内容是一个少年向赤发鬼复仇的故事。前者极尽写实，写出了两个男人的绝望；后者尽管是虚构，但同样是对现实的隐喻。最终现实线全面崩塌，无路可走的两个男人躲进虚构的世界里，用创作完成了最后的反抗。这篇小说的力量，是从“无力”之中生发出来的，就像人在溺水濒死的边缘，呼出的第一口气。它的动人之处，是重申了创作的意义，现实溃败，无力改变，好在还有虚构的世界可以藏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是一部极其现实主义的作品。虽然文中有大量奇幻情节的描写，但它内里，仍是一种绝望的呐喊，是一种弱者间的相互体认，是一种以笔为刀的无奈与无畏。由此反观路阳导演的电影《刺杀小说家》，就会发现，它与原著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路阳在改编的时候，做了大刀阔斧的减法，他把原著提供的暧昧空间压缩到极致，只剩下唯一的答案。你不知道，男人（对应片中的关宁）为什么答应刺杀小说家，他给的答案是要赚一笔钱到北极看熊，但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是他要到极寒之地去找寻温暖吗？还是他曾经答应带女儿去？都有可能。你也不知道小说家（对应片中的路空文）为什么坚持写作，可能是现实中无法替父报仇，于是用写作来抒发愤懑；也可能，写作是他唯一证明自己还活着的事情。同样，幕后老伯（对应片中的李沐）为什么要杀小说家，也没有确定答案。可能真的是小说影响了他的健康，也可能只是要杀人灭口……正是这些暧昧不明的动机，使得每个人物披上神秘的外衣，共同演绎一出真假难辨的大戏。关宁为了得到女儿的消息，于是接了刺杀任务；路空文是个“文痴”，只顾闷头写作；而李沐想要借刀杀人，所以雇了关宁。固然这样的改编，确实为人物赋予了更强的行动力，但与此同时带来的副作用是，它将字里行间那些未说尽的空白通通写上了批注，以至于留白尽失，少了余味。如果说人物动机的确定，降低了人物心理的复杂度；那么世界观的确定，则让整个世界的纹路由丰富走向单一。但在我看来，主创们在这个问题面前，实际是心虚的。他们并不能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于是想左右逢源，蒙混过去。假如小说不能改变现实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小说情节和现实情节的一一对照，仅仅只是巧合而已。比如小说中赤发鬼每次头疼，现实中的李沐都会晕倒；小说中的红甲武士头盔被砍，现实中关宁的脸上就多了一道疤；小说中，红甲武士因听到小橘子的笛声，而停下了杀空文的刀，现实中同样是因为听到小橘子的歌，关宁放下了手中的石头；小说中，小橘子被救，现实中，小橘子出现……如果是先有现实发生，再有小说情节，我们还可以理解为是小说家把看到的现实写进了小说里，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影片中的多数双关情节，都是小说先于现实出现的。于是，问题只能转向另一个答案——这很可能也是主创们心中的答案——那就是：小说可以改变现实。通常情况下，一部高概念电影都会在一开始就把高概念抛出来。比如穿越电影会在第一幕就告诉观众有穿越这件事。但《刺杀小说家》没有。直到影片过半，主角才意识到或许小说可以改变现实，而到结尾的高潮戏，主角才真正确认了这件事。于是整部影片呈现为一种反向的高概念电影，即高概念确立于影片结尾处。当然，这也不是不可以，但问题是，当我们手握这个高概念回溯全片时，就会发现很多事情解释不通。比如既然小说可以改变现实，那么规则是什么？谁能改变？怎么改变？有限制吗？表面看，现实与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一对应的，关宁对应红甲武士，路空文对应复仇少年，小橘子还是小橘子，李沐对应赤发鬼，屠灵对应黑甲……可在具体事件上，这种对应关系就被彻底打乱了。比如小说中是路空文砍了红甲武士，在他头盔上留下刀疤，而现实中，关宁脸上的疤是人贩子砍的；小说中，赤发鬼死了，现实中，李沐还安然无恙等等。如果一个高概念没有规则来制约的话，那么这个高概念就成了一种任性，它能让编剧享有极大的自由度，却也在观众那里失去了可信度。于是《刺杀小说家》就在这种世界观的两极摇摆中，彻底失去方向。我们无法找到一套圆融的逻辑来归纳所有剧情，无奈最后也只得潦草地归于那句话：只要相信，就能实现。他一定被原著小说深深打动，于是才让情绪来统领整部电影，忽略了逻辑上的瑕疵。它实际讲述的是，当一种执念成为了信仰，凡人也就成了英雄。这种理想主义式的情怀，渗透全片，弥漫于各个角落。影片的两位主人公关宁和路空文，前者为寻找走失的女儿，四处奔波，6年仍未放弃；后者怀抱小说家的梦，6年无果，仍未停笔。他们都是生活的失败者，但同时，他们也都是直面悲剧的勇士。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疯狂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赤发鬼掌管，赤发鬼最善于蛊惑人心，他在人间发起一场造神运动，致使人间涂炭，百姓互残，而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做众人的神。面对赤发鬼的质问：“一介凡人，竟敢弑神！”他们并未退却，而是合力向前。最终，插在赤发鬼额头的剑被拔起，那把剑就象征着一种权力的原罪，一种合法性的瑕疵，只要有人自昏睡中觉醒，那罪终会被揭露，那神也终会被推倒。最后，在现实与小说的关系中，我们进一步体认了这种理想主义。但是代入一个创作者的心境，我们或许更能体会个中滋味。特别是当一个创作者的表达、书写、拍摄，一再被阻碍、被制止、被封禁时，他们依然能锲而不舍，笔耕不辍，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所以当我看到最后一幕，看到关宁坐在病床上续写了路空文未完的小说时，我特别能明白路阳想要表达什么。他实际想说，只要还有人愿意拿起笔创作，写人间苦难，写世态炎凉，这糟糕的世界就终有一天，会被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刺杀小说家》实际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接力。它自双雪涛的小说起，进入路阳的电影，又在电影中，徘徊于现实与小说之间，诉说着信念的力量，高喊着“只要相信，就能实现”的创作宣言。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言说又难免会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变得空洞，进而虚无。它并不相信小说能改变现实，它要诉说的也恰好与“只要相信，就能实现”相反，它讲的是：无法实现，仍然相信。原著中的父亲对找女儿这件事已经绝望，小说家对于替父报仇这件事也已绝望，但最终在创作中，在那虚构的世界里，这两个卑微的人认出了彼此，他们以精神的躯体去冲撞想象中的仇敌，并在创作与表达中获得心灵的救赎。某种程度讲，这才是艺术创作的意义，小说如此，电影也是如此。当现实走到尽头时，在那更宽阔的精神世界里，依然有光，在等着无家可归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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