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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公路旅行开始在文学、音乐、电影和摄影中崭露头角。虽然美国边境的神话长期以来就吸引着众多艺术家，而沃克·埃文斯和爱德华·韦斯顿等主要摄影师则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美国进行了开创性的旅行，在二战后的时代，更多的摄影师有目的地踏上了旅程，以创作关于美国的作品或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其中的地位。 在“美国公路旅行摄影漫谈”系列中，我们梳理了从1930年到现在，包括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 1932年；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35年；威拉德·凡·戴克的视角1937年8月至1939年；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1940年；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1948年；罗伯特·弗兰克1955年的《美国之旅》（1958）；乔尔·梅耶罗维兹（Joel Meyerowitz）1960年；英格·莫拉特（Inge Morath）1960年；埃德·鲁沙（Ed Ruscha）1963年；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1972年；乔尔·斯特恩菲尔德(Joel Sternfeld) 1978年；维多利亚·桑布纳里斯（Victoria Sambunaris）2000年；贾斯汀·库兰(Justine Kurland) 2001年；亚历克·索斯（Alec Soth）2004年；泰阳·昂洛拉托和尼科·克雷布斯组合(Taiyo Onorato and Nico Krebs) 2005年—2008年；马克·鲍尔(Mark Power) 2012等摄影师的美国公路旅行摄影。 公路摄影使视觉形式作为一种艺术陈述,摄影之旅本身就是一种类型，视为一种流派。这是探讨美国摄影公路旅行故事最独特的，重要的，和最具吸引力的主题之一。公路旅行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象征，暗示着可能性、发现和逃避——一个迷路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考察从2000年至今的一系列 “公路摄影在中国”。 按拍摄时间顺序排列：骆丹——《318国道》2006年；纳达夫·坎德（Nadav Kander）——《长江》2006-2009；张晓——《海岸线》2009年-2013；张克纯——《北流活活》2010年至2013年；王岩——《母亲河》2010-2014；范石三——《长城的尽头》2014；塞巴斯蒂安·蒂克西尔Sebastien Tixier和拉斐尔·布雷利Raphaël Bourelly——《山水》2016；徐晓晓—《饮马长城窟行》2017。 摄影师——徐晓晓
徐晓晓，1984年生于浙江青田，14岁移民至荷兰。 2009年，她以优等的成绩从阿姆斯特丹摄影学院毕业，之后在安特卫普影像博物馆（FotoMuseum Antwerpen）举办个展，从此开始从事个人项目。 2016年出版的摄影集《后院的航空学》（Aeronautics In the Backyard）在过去的几年间赢得了众多知名的图书奖项。 《饮马长城窟行》
我年轻时从中国移民到荷兰是我一生中非常有趣且意义重大的事件。这种重大的变化，从东方到西方的飞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我的日常工作变成了不确定的生活。由于这种移民经历，我讲故事的意愿增强了，并且我学会了远距离观察东西方。我既是一个内幕人士，也是一个局外人，连根拔起，身份不明，与双方疏远。摄影是我可以表达这种感觉的最佳媒介。通过拍摄引起我内心异化的地点，人物和物体，我仍然可以保持平衡。每一张图片，我都会更进一步地了解我的身份和我所生活的世界背后的故事。 我的祖国在中国，后来在荷兰居住，这给我带来了文化冲击。所有这些经验都为我今天的清醒和观察力做出了贡献。由于我的背景，我能够在拍摄时使自己尽可能不可见。因此，我创建的图像具有一种诗意和直观的氛围。 对我而言，摄影不仅仅是一种激情或痴迷；这是一种本能。摄影使我能够从外壳中爬出来，以一种有形和具象味的意义建立叙事。我的系列作品使我更加意识到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对现实的超现实主义特别感兴趣。我想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讲故事，为观众留出自由解释的空间，这些故事唤起人们的想像力，引诱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做梦。 ——徐晓晓 徐晓晓并没有把长城看作是一个承载着军事意义的屏障，怀揣开放的观点，她关注长城脚下的人类活动，捕捉着人们平凡的日常生活，抓住历史的凄凉氛围和忧郁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她以长城的神话，呈现出当代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镜像，让我们直接见证了摄影师寻访的那些古老传统仍有留存但逐渐消失的地方，这一过程的视觉转换成为了该项目的核心。 ——策展人：鲁小本（Ruben Lundgren） 谷雨影像访谈： 她沿着长城，一路捡拾那些俏皮与灵动 从山海关出发 “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看到这句话，徐晓晓停住了，“我和何伟的想法完全一样。” 那是2014年，30岁的摄影师徐晓晓翻看《寻路中国》。何伟笔下，独属于中国北方的荒芜和苍凉吸引她，包裹她。“那种氛围让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应。” 她渴望看到具体的人，真实的生活环境和氛围，感受到时空里的温度。 她找来一大堆关于长城的书籍、画册和几百集的纪录片，做了详尽的资料梳理和调查。2017年3月，徐晓晓开始了以山海关为起点的长城之旅。 驾车穿越中国北方的旅程中，原本陌生的风景和人，那些温情的、童真的、松弛的、平等的、自然的瞬间，意外唤醒了徐晓晓沉睡的童年记忆。而那背后，是一个幼年便与父母分离、14岁移民荷兰的中国女孩对温情的渴望，和想要确认自身归属的本能。 铺天盖地的荒芜里，超现实的亮色 一路上， 90%的长城都是残破的。天空是深青色的，石山是土灰色，树木细细高高地立着，也像是铁青着脸。沿着国道进村子，路上的老伯伯穿着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灰蓝和绿色的军便装，身上满是尘土，左手拿耙犁，右肩挑着一担碎柴。气氛本来沉闷，但碎柴里那簇明艳的粉打破了这一切。粉色的花，开了一大枝，插进碎柴禾里，散淡地开在伯伯的肩头。 此前，在温州度过少年时代的徐晓晓，从未到过长城沿线的北方。看何伟的文字，看关于长城的影像，她在头脑中想象出了一个“长城脚下”的氛围，那像极了她30年的成长中常常感受到的情绪：铺天盖地的荒疏和孤独。 但真到了北方，她总是被那种灵动而有超越性的瞬间捕获：破败的长城遗址边，一棵细细开着花的杏树；堆着土的坑洼空地上，一个小男孩放飞一只Hello Kitty的风筝。那些能给人希望的画面，总会不停闯入眼前。 有一次，徐晓晓碰到一辆满载稻草的手扶拖拉机。高高的草垛上，坐着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女孩，头发乌黑闪亮。看到有车停在前面，还有镜头对着自己，好奇的小女孩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驾驶位上，穿着迷彩服的老人歪带着一顶灰旧的鸭舌帽，草垛金黄，小女孩站得笔直，背后的天空清蓝广阔。 在村子里，她碰到一个躺在金黄色玉米堆上的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她的眼睛特别亮，面对镜头没有任何防备，表情沉静。 有些瞬间被徐晓晓视为奇遇。一座石山的半山腰，一眼望去，尚未融化的冰雪如同一匹飞奔飘逸的白马。当她转到山的另一侧，发现真的有一匹白马在低头吃干枯的玉米秸秆。 另一次，是要去陕西榆林附近的建安堡，那是明代长城线上著名的36营堡之一，也是电影《东邪西毒》的拍摄地。那天他们开了很久的车，一度怀疑究竟能不能找到目的地。刚一进村，就看到迎面走来的老爷爷手上抱着一只小羊羔。小羊刚刚出生，羊妈妈看到陌生人，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焦虑地在旁边直打转，偶尔还会舔一下小羊。 她还在中国农村遇到了超现实的场景。比如，一丛立在荒野中的巨大的香菇雕塑。她从村民那里得知，距离香菇雕塑不远的地方，是一个盛产香菇的村落。 他乡，故乡，生命灵动而俏皮 除了奇特的偶遇，更多的是平实的日常。比如，坐在山间抽烟的男人，扫墓用的祭品，村子里遇上刮风，用双手捂住脸的小男孩。 男人们在工地上挑水泥砌砖墙，在山脚下搬石料，在田间犁地，在晒场上收谷子，在山坡上放羊。 她看见的没有愁苦，男人们下着苦力，但表情是松弛的，有时带着笑意。实际上，她知道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认命。这些画面使她自然地想起幼年时熟悉的日常。那时，她生活的村子，周围的大人们也是这样劳作。那是她想念的日常。 出国后，在荷兰，气氛也是松弛的，人们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但徐晓晓总感到疏离。 事后回看，她发现自己总是忍不住拍下一切使她感到熟悉的东西，比如坐在村口横躺的水泥柱子上闲聊的男人。那是一种烟火气，是回了家的感觉。 这里有广场上玩耍的小朋友。他们总是很有活力，是苍凉环境里的亮色。 还有两个画着时兴妆容的女孩儿，她们靠在一起，平静地看着镜头。她还看到，两只小羊走着走着，突然躺倒在马路上，也紧紧地依偎着一起晒太阳。 温情，那是徐晓晓一直渴望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给她一个解释，她被迫与一种恐惧共存。幼小的她总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受到惩罚。 沿着长城的旅行像是一次补偿和治愈。当她专注地浸入到乡民的生活里，心中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儿像是被唤醒，她要求徐晓晓拍下那些有趣的小东西，比如罩着黑色面罩，只露眼睛和嘴巴，围着鹅黄色头巾的妇女；在河边扒着水桶专注地看着什么的小孩；在长城上喝啤酒的青年，手臂上纹着一大条可爱的鲤鱼。旷远的世界里，生命灵动而俏皮。 比如生命，从小羊出生到最终被屠宰，从无忧无虑的孩童到远去的丧葬车、葬礼和坟茔。 每次回到荷兰，徐晓晓总是要失落一阵，再重新适应。如今，聊起那趟沿着长城展开的漫长旅程，徐晓晓仍会想起当时的场景、氛围。她总是想再回去看看。 徐晓晓——《饮马长城窟行》 马特·邓恩（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摄影师和作家）/2020年9月24日 中国的长城，就像中国本身一样，是一个被历史、神话和必然性拼凑在一起的支离破碎的遗址。徐晓晓的新书《饮马长城窟行》提醒读者，长城虽然毫无疑问存在于记忆、历史和神话中，但真正存在的与我们脑海中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与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高耸、维护良好、华丽的景象不同，徐的书关注的是摇摇欲坠、破败、破败、无人照看的遗迹。事实上，整本书的存在是对一堵墙、一段历史和一段意象的无声颠覆。 第一张照片很美，但这是第一张真正强烈而清晰的图片:一张旧地图，一名清洁工，一棵盛开在倒塌的墙上的樱桃树。通过这个开场，徐预示了很多即将到来的东西:更安静、更少人参观的地方、自然的微妙恢复、季节的周期性回归(以及这种节奏的视觉象征)，以及作为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衰败故事。与此同时，生活和工作在附近的人们也有一种谦卑的尊严。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悄悄地探讨“中国”、历史和记忆的局限性。宏大而成功的小说被放置在破败的建筑旁，或是被遗忘已久的时代锈蚀的遗迹旁。集体记忆可能是伟大的，但现实与形象不符。 神话也许能哄我们入睡，但它不能改变劳动使我们筋疲力尽的事实，而且明天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前边的照片展示了靠近稻田的两段长城:对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过去吵闹的胜利，而是现在的必要性。马和雪的形象，似乎是马，似乎是如此隐喻，对神话，旅行和力量。接下来的两页是劳动，休息和努力——神话有一个功能，作为一个梦想，作为一个故事，但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徐巧妙地讲述了神话和记忆的力量，但也提醒我们它们的局限性:神话可能会让我们入睡，但它不能改变劳动使我们疲惫的事实，以及明天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该作品的另一个主线直接涉及三种形式的美:自然美、建筑美和人类美。通常情况下，徐会回到树木、花朵、岩石和生长的照片上。许多画面一飞冲天:小山、陡峭的悬崖、顽强的植物开垦出了严酷的空间。由于长城的一部分没有得到维护，自然回归，重新定义了这个空间，作为一个不同的历史故事:不合逻辑的美丽，石头慢慢地被树根打破。这些图像往往与刻在墙上的人类建筑环境的争吵不和谐地并列在一起，棱角分明，引人注目。 然而，人类之美无疑是徐晓晓作为一名摄影师的归宿——她的照片精彩而连贯。特别是，在我看来，她拍摄的儿童照片是无与伦比的。她捕捉到了玩耍的元素，捕捉到了孩子们强烈而好奇的目光，这往往让他们看起来异常成熟。许多成年人的肖像也很安静、冰冷和复杂。肖像是必不可少的;而写作的,放置在这本书提醒读者的故事,历史,和事件定义墙和使用它的人,她的肖像将我们带回到今天,仍然生活和工作的人,对他们的声誉墙是古怪的,与现实格格不入。在散落在玉米地里的一个孩子旁边，一群著名的征服者有效地抓住了日常生活的必要性，以及许多关于衰落的胜利的著名故事过于夸张的质量。 稍微远离本书的内容，这里有一些奇怪的设计选择。虽然许多两页扩展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完美无缺的，但似乎一旦双页扩展有超过两张图片，他们的视觉上就崩溃了。是的，墙壁是支离破碎的，是的，有竞争的元素，但太多的混乱页面，从这本书稍微减损。确实有一些复杂的页面可以在形式上和视觉上工作，所以偶尔的分散页面可能更能反映将多种视觉语言结合到一个分散页面上的困难。印刷是美妙的，纸张的选择-霍尔曼的TRND线-华丽。徐对色彩的运用一直是她的名片之一，这一库存和印刷是如此的柔和、丰富和繁茂，这是对她作品中这些元素的颂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要是那几个烦人的价差工作得好一点就好了。 在书的结尾处，徐晓晓开始拍摄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音乐、服饰、色彩和准备工作。随着中国各地的人们回到祖传的村庄和年长的亲戚家中，人们也会回归传统、神话和故事，把这一年统一起来，成为人们的书签。这里有一些东西执行得很好，书的前几部分有点颠覆神话，后几部分很明显地救赎了它通过我们生存的方式，统一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谁。 这些照片似乎有点古怪：如此明显的主题，在灰蒙蒙的日子和灰蒙蒙的墙壁中如此华而不实和极端。于是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张照片，一辆五颜六色的大篷车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驶向一条雪路。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一本书的结尾是出发、归来和光明。但这就是新年的意义，不是吗？这也是一个神话的意义所在。这些东西，共同地，使我们振作起来，使我们脚踏实地，使我们为新的周期做好准备，把我们带回家。只有如此精妙、清晰的拍摄和剪辑，徐晓晓才能用如此难以捉摸的力量演绎出如此典型的结局。 说到底，这并不是一本真正关于长城的书。《饮马长城窟行》不是为了看到长城，而是把长城看作一个空间，让人通过它旅行、观察和学习。徐晓晓在这里是一个旅行者，在她展示长城的同时，她实际上是在展示过去如何与现在联系(以及哪里不联系)，用旅行作为一种方法，来揭示那些永恒的和遗留下来的东西。她不会在方框上打勾，访问所有的站点或在地图上显示所有划定的点，因为她不需要这么做。相反，她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我们拥有共同的记忆，但没有什么会消逝，只是在改变——怀旧让我们安心，但过去的时光一年比一年消逝得多。 一本精彩的书，一个成功的项目。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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