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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陈承志先生，原籍山东省微山县，早年南下徐州谋生。父亲爱好武术，又有生意头脑，结识了不少朋友。 1940年年底，在日本占领下的徐州，我父亲经一个朋友介绍，认识了我母亲。父亲的这个朋友叫马介臣，是父亲生意上的一个关系，两人关系极好；同时，马介臣又是我外公家处得很好的邻居，他平日称呼我外公叫大叔。马介臣得知我父亲在徐州仍孑然一身时，就执意把我母亲介绍给他。 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徐州江北饭店的经理，秘密身份是国民党中统徐州调查室主任。江北饭店位于徐州火车站东边的繁华地段，是父亲与几个朋友合伙投资办的。父亲曾经在徐州铁路警务段任职，车站上下均是朋友熟人，因此生意十分兴隆。同时，父亲还开办了徐州铁路货运公司，货运业务覆盖了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 在日伪统治下的徐州，父亲利用自己丰富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把情报网渗透到日本在徐州的宪兵队、特高科、侦缉队，想方设法搜集情报，然后把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大后方的重庆中统情报机关以及相关的秘密抗日组织，包括受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在鲁南苏北的新四军、铁道游击队、山东鲁南军区的运河支队。他还秘密组建了一支敢死队，破袭日军的铁路、仓库和码头。  图1 父亲年轻时的留影  图2 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 为了掩人耳目、便于工作，1940年年底，父亲与母亲在江北饭店举办了隆重婚礼。大宴宾客之后，两人到附近的照相馆拍了这张结婚照（图2）。参加婚礼宴请的有父亲的同志、朋友，也有日军、汉奸。一位日本军官不顾中国礼仪，乘着酒兴，掀起盖在母亲头上的红盖头，嘴里还嘟囔着：“花姑娘，大大的漂亮，顶好顶好的……”母亲大惊失色，连连后退，对日本人是既怕又恨。母亲与父亲结婚以后，她无私地支持父亲的秘密抗日工作，开始了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交恶，内战爆发。作为国民党中统在徐州地区的负责人，父亲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徐州地区的社会治安和情报工作。解放战争前期，由于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和特殊的战争环境，加上父亲是长期活动在徐州的“地头蛇”，所以他一度成为徐州地区的权势人物，可以呼风唤雨，号令全城。记得有一天下午，学校放学后，上学的姐姐淑华迟迟没有回家，母亲很是着急，就叫人告诉父亲。父亲怀疑女儿遭到绑架，立即下令封城。一时间，徐州城门关闭，全城戒严。等到天黑的时候，淑华背着书包平安归来，一家人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原来，放学后姐姐淑华受一个同学邀请，到那个同学家玩去了。因为那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而且小孩子玩心重，一玩起来就忘了回家。不过，为了自己女儿的安危，父亲竟然可以号令徐州全城戒严，也足以说明他当时一言九鼎的权势。 可是，世事难料。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节节败退，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不得不撤出徐州。1949年初，父亲率领他的部下从徐州撤退到上海。按照事先确定的计划，父亲和他的同事是要撤退到台湾的，可是父亲放不下他的妻儿老小，希望带上奶奶、母亲和我们兄妹一起到台湾。一等二等，等母亲一行到达上海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事先备好的轮船被解放军扣押。于是，父亲被迫留在了上海。因为他当时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所以就自谋职业潜伏下来，直到1959年因身份暴露被捕。 父母最艰难的日子，是父亲关在监狱的十六年。这期间，父亲被关在济南的山东省第一监狱，接受改造；而我母亲和奶奶带着三个孩子在上海生活。除了物质生活上的拮据，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父亲为“国民党反革命”这个残酷的现实。在学校，我们姐弟三个被同学“另眼相看”，就像瘟疫一样被同学们疏远；后来“上山下乡”，我和姐姐都是首当其冲，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母亲一个人，收入微薄，上有老下有小，既当爹又当妈，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我的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她在我们眼中却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和伟大的母亲。  图3 父亲中年时的证件照 图3这张照片，是父亲在医务系统担任会计工作时的夜校证件照。当时父亲已四十五岁。为了增强自己的谋生能力，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人到中年的父亲仍然甘当学生，勤奋学习。每天下班后的晚间业余时间，父亲就去夜校听课学习。给他授课的老师是潘序伦先生。潘先生是海外留学归国的会计学专家，中国现代会计学的鼻祖、立信会计的创始人。父亲在夜校学习了新式西方会计学、统计学，拓宽了知识面，提高了自己的应用能力。由于父亲勤奋好学、与时俱进，所以他能够在江山易主、泥沙俱下的严峻环境下，谋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和发展空间。 父亲没有读过一天书，但他能写会画，文武双全。武，他喜欢武术，剑术和拳术都有很高的造诣，抗战前曾担任徐州铁路局保安警察的武术教习；文，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画得一手好画。解放初期，我们一家人在上海生活无着落。父亲的一位朋友叫颜寿亭，是个有名的星相先生，靠给人看相算命为业。因为父亲的毛笔小楷写得好，颜先生就请父亲用毛笔小楷代他批生辰八字。  图4 晚年的父亲在舞剑。 父亲因家庭原因未能撤退台湾，致使他的一批同僚和下属到台湾以后处境艰难；同样的，滞留上海的父亲，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也没有亲戚投靠，处境更是艰难。1949—1954年前五年，经人介绍，父亲在上海海防路江宁路附近的华森木材行担任会计兼采购，木材行的老板是一位姓赵的安徽人。抗战之前，父亲在徐州的汉台旅馆做过账房先生，有些财务技能，还会双手打算盘。父亲在华森木材行当差期间，经常出差到浙江、江西的深山老林里去购买木材，然后用船运到上海的苏州河码头。木材进厂加工后，再上市出售。解放初期，父亲进林区采购木材时，曾经两次遭遇劫匪，都被他化险为夷。因为中统的背景，他在临危处置方面，要比一般人占有优势。这位安徽籍的赵老板，为人谦和仗义，办事干练。除了经营木材生意，他还兼营杂货店、茶馆等。我也曾多次去他店里，最后一次见他是我与父亲一块去的，时间是1982年。赵老板是我父亲的患难之交。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赵老板总是慷慨解囊，施以援手。1975年，父亲特赦回到上海以后，也多次去看望拜访赵老板，感谢他当年给予的宝贵帮助。 1954年到1959年的后五年，经人介绍，父亲与一些国外留学归来的医学生、私人保健医生及前国民党的军医，合作开办了一所联合医院。父亲仍然出任会计一职。后来，国家对民营工商业进行改造，联合医院被公私合营，医院工作人员也被分流整合。之后，父亲进入上海卫生局会计处工作，担任主任会计，收入较高。这个时期我家的日子相对稳定和宽裕，直到父亲入狱。  图5 1980年的全家福 图5是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80年。照片后排站立的是我们姐弟三人，从左到右，依次是弟弟海元，目前他移民香港；中间是我，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的工作是在上海照顾失忆的母亲，并为她送终；右边的女士是姐姐淑华，已经退休多年，现在是上海老年模特队一线队员。前排坐着的，左起第一人是我的叔叔，他身材瘦小，1986年因病去世。这是叔叔与我父亲出狱后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我叔叔阔别上海二十多年后再次回到上海。入狱前，父亲在联合医院担任会计时，介绍我叔叔进了医院。叔叔聪明好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学会了英文、拉丁文，担任过护士、药剂师，还做过外科医生，直到与父亲一道入狱。 叔叔入狱后，婶婶与他离婚，两人的一个儿子判给婶婶。婶婶改嫁到甘肃，在一家地方医院工作，儿子随母亲生活。他们的这个儿子后来到地质队工作，拒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彼此之间只停留在书信往来上。出狱后，叔叔在山东微山县城开了一个门市部，靠修理自行车、手表为生。叔叔修表的技艺是在上海联合医院期间打下的基础，那时他医院的同事很多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不少人佩戴高档进口手表，我叔叔出于好奇，喜欢借来摆弄研究，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修理手表。出狱回到原籍后，叔叔以大队的名义在县城开店，向大队上交一定的费用，大队里给他算工分，利润上交后的盈余部分归自己。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大多数在乡务农的农民，叔叔的收入还算丰厚，日子过得也蛮愉快的。可是，好景不长，1986年叔叔被确诊患上胃癌，多方医治无效，最终形单影只地离开了人世。 言归正传。兄弟劫后重逢，父亲当然高兴，于是提议到照相馆合影留念。1980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时，母亲已经退休，父亲担任着上海市闸北区政协委员，并在上海红星阀门厂上班；姐姐在海鸥照相机厂当工人，弟弟在上海毛毯厂工作，脱产读上海广播电视大学。为了照这张全家福，全家人特地穿上比较像样的衣服。  图6 晚年的父亲与母亲 父母出生入死，颠沛流离，尽管生活中难免叮叮当当，吵嘴怄气，但是两人不离不弃，相互搀扶，白头到老，而且都得享高寿。而同时代的四姨夫妇也是在徐州结为夫妻；四姨父是共产党的功臣，在淮海战役追击国民党军队时被地雷炸成重伤。1959年父亲因暴露潜伏的身份，进了山东老家的省城监狱；三年后的1962年，四姨父相应政府号召，从山西铁路部门返回山东老家务农，直到去世。父亲与四姨父这对连襟，一个是“国民党反革命”，蹲了十六年大牢，出狱后，却被安排了正式工作，还当了政协委员，回上海过上了比较优渥的城市生活；一个是共产党的革命功臣，先是退伍转业到铁路公安部门，后又解甲归田回乡务农，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开始享受政府发放的抚恤金。一个夫妻白头偕老，双双得享高寿；一个中年丧妻，晚年生活凄凉。一对连襟、两个男人所走的道路不同，给他们及其家庭的带来的福祸转换，也堪称波诡云谲，耐人寻味。 我父母的感情生活经受住了考验。在父亲入狱的十六年间，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历尽艰辛。她就像当年的王宝钗，苦守寒窑等待夫君的归来。但是，母亲等的夫君不是那个将要衣锦还乡的薛仁贵，而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国民党反革命”。她知道，她等来的夫君不会给他带来荣华富贵而可能是相反，但她还是选择了等待。事实证明，母亲的等待得到了回报。父亲的归来，给了她一份坚强的依靠，给了她一个完整的家，给了她一个幸福的晚年。 父亲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安定而充实：在家里主要是写字画画，到外面是打拳舞剑，还带出一批拜他为师的学生。他画的下山虎和题字曾被《上海老年报》发表，并被亲友争相收藏。父亲最后因心脏病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00辑 父亲的传奇人生 陈龙元  冯克力 主编 2015年4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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