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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车开上台阶撞碎店门那一刹那，我忽然感到一阵无以言说的快意，太长时间的压抑瞬间释放。酒桌上的身不由己，人前人后的曲意陪笑，对客户的委屈奉承，对员工的无奈包容，在那一刻化为乌有。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开始一场久违的斗殴，幻想着青春年少时的头破血流。结果，那几个染着蓝发打着耳钉的小子除了喊了几声“你别走”外，选择了报警。不知是法治意识强烈还是色厉内荏的胆怯。我下车，锁上车门，走下台阶搀起坐在地上的丁叔：“叔，咋样儿？摔住了没有？”老人用力站起来，活动了腰腿，想要发作，又忍了回去。悠悠地说：“我没事儿。你走吧，我来处理。”我接受对方任何条件的经济赔偿和公安的相关处罚，只有一个要求，他们集体向丁叔道歉，并且把原本要卖给丁叔的纸箱一个个折叠码好装丁叔车上。我笑了笑，说：“没事儿，该这样。”然后领着丁叔走出派出所。“孩子，委屈你了。你的好，叔记着呢。”分别的时候，丁叔动情地对我说，眼神里有感谢，有赞许，也有心疼。我知道，我对丁叔的仗义里，夹带了自己的事情和自己的情绪。原来不值得丁叔这样的感谢。马伊莲原本不是这样，上学时她是文文静静、品学兼优、才貌双全、家庭优越又待人和气的标准优秀生，如果小学生懂得谈恋爱的话，马伊莲绝对是男生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当然，她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确实是男生竞相追逐的对象，但那时的马伊莲已不是那个小学时的优等生。每个人都会遭遇巨大的人生变故。马伊莲的父母在她10岁那年离婚了，母亲回到了俄罗斯，父亲把她送到乡下老家上学，独自去了南方下海经商。那是苏联解体的第二年。那时候我在干什么？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天真蓝，真干净，像小孩子干净的生活。不像现在，每天有无穷无尽的烦心事、恶心事。我们仍然约在星光超市后边的花儿餐厅，水煮牛肉、柠檬酸菜鱼、蔓越莓芒果沙拉和那个每次必点的平凡的土豆。破天荒地，没有喝酒。即使在马伊莲告诉我她离婚的事情我执意要陪她喝点的时候，依然没有。“我离婚了。”马伊莲说得很平淡，声音却掩饰不住地失去了平衡和稳定，有点嘶哑，有点飘忽不定，中气很弱。“哪有你这样的人！”马伊莲提高了分贝，基本恢复了正常的声调，“别人离婚了，你却说好。”“早晚要离的。”我依然故作平静，但心里却突突地刺痛，“早死早托生。”大约我后来补这一刀把马伊莲彻底震住了，她不再说什么，夹了几片牛肉和鱼片，放米饭上狠劲吃起来。“每个人都在孤独而沉默地行走。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涵。”我仿佛自言自语，却对着马伊莲字字清晰地说出了这句瞬间闪现脑中的话。马伊莲再也忍不住放声哭起来，引来远处几桌用餐人异样的眼光。我拉着她走出餐厅。马伊莲的父亲原是我们本地一家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那是一家省级国有企业，在前苏联留过学，娶了自己的同学马伊莲的母亲伊莲娜。那时候马伊莲多幸福啊，上学时经常带去套娃、大列巴和各样的苏式巧克力，她的舅舅是前苏联当局的官员，苏共执政的时候，贵不可言。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苏联会在一夜之间解体，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党会在一夜之间垮台，马伊莲的舅舅在楼顶的标志被拆除扔下的同时，在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回到俄罗斯的伊莲娜生活很难，作为前政府官员的家属，人们对她有强烈的敌意，甚至一度遇到生命的威胁。后来，她和家人一起辗转去了中东，从此杳无音讯。前段时间马伊莲送我本书，《二手时间》。原来这么多年来，她从未放弃过找寻母亲了解母亲。只是从未对人提起。包括对她父亲。“张总，咱们公司一楼接待处的门被砸了。”回去的路上，公司保安打来电话。“好的，我知道了。”挂掉电话，我继续开车向前。过桥的时候，雾霾似乎更大了，昏黄的路灯隐约闪烁。整个桥上，只有我自己的一辆车孤独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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