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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理群的《致青年朋友》，读到这样一段话： 有一次，在闲聊天的时候，王先生（钱的老师王瑶）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先生的特点。 读到这段话时，我有一种现场感。这倒不是说钱理群描绘得生动，而是我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师，在几十年前曾经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从丰县大沙河果园考取了江苏省连云港财经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终生难忘的唐德松老师。那时，我20岁出头，唐老师大概50岁出头，30岁的年龄差距，可谓忘年交了。唐老师教我们珠算和写字。按说，在财经学校，珠算和写字都不是主课，课时也不多，但唐老师以他独特的魅力赢得了我们的敬重。 唐老师很有些旧时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范儿。 他教我们珠算，采用的是百分制。百分制的意思是，给你一张试题，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完交卷，如果全对，就是100分，如果有一点点错误，就是零分。平时练习如此，考试如此，定级还是如此。这样的方法是非常残酷的，但同时也是非常锻炼人的。在这种方式的训练下，我们班的珠算成绩得到了很大提高，还出现了几个尖子选手。 唐老师教我们写字也有着浓重的唐氏风格。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练习本，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横格练习薄，要求我们每天数码字大写和小写分别写三行，汉字写三行，不能少，也不能多，但要用心去写。开始时，我们不理解，小小的练习薄，只写三行，这算什么练字啊？但老头子很倔，写多写少了都会挨批。于是，我们每天就只写三行，而且的确用心写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写的数码字已经成型，而且有了自己的风格，需要时，只要提起笔，就自然地写出带有唐氏痕迹、刘氏风格的数码字来。 他的授课，同样风格独具。他在课堂上没有废话，一句算一句。测验完了以后，他说一声停，我们必须停下来，立刻交卷。凡是没有及时交卷的，唐老师绝对不会等着收卷。他的招牌动作就是夹起收好的试题，转身就走。有同学跟着唐老师后面喊着交卷，唐老师头也不回，只是向后面摆摆手，意思是，回去吧，我不收了。 他的性格有些孤僻，甚至有些怪异。在学校，他与所有领导都是“老死不相往来”。他告诉我，有一天，一位领导调动工作，到学校来跟大家告别。别人都走出办公室送别这位领导，唯独唐老师端坐在办公桌前看报。领导也知道他的性格，主动到他办公室握手道别。“我不睬他，他睬我。”说完，唐老师露出一丝别人觉察不到的笑意。在家里，唐老师似乎无法融入普通家庭的那种伦理关系。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唯独老头子（唐大妈语）自己单吃。那时，他家还在学校里的一排平房住着，晚饭后如果没有当紧的作业，我就到他家去抽烟、喝茶、聊天。而我每次去，唐老师都待我如上宾，屏退左右（叫他的老太婆、儿子、儿媳等到另外一间屋子），烟茶招待。他家方桌两边分别放了两把椅子，我和唐老师落座后，就开始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很不好意思再去他家。然而只要有几天不去，唐老师见了我就会问：怎么回事？忙什么啊？咋不来了？于是，我就再去。时间久了，他家人见我来了，不需唐老师屏退，顷刻间自动散去，只留下我们俩聊天。 说是聊天，实际上是我向唐老师诉说自己思想上的苦闷。当时，我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喜欢历史文学，又不敢慢待所学的会计专业，内心十分痛苦。唐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漫无目的地神侃，他的阅历、坎坷，他的思考、困惑，就在神侃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地告诉了我。唐老师给我的唯一具体的指导是：把时间分配好。至于怎么分配时间，他也不加以说明，让我自己去体会、去把握。我理解老师的用意：让我合理分配时间，发展爱好，兼顾专业。 现在回想起来，唐老师对我说的话与王瑶先生对钱理群说的话何其相似啊！虽然我后来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爱好没有什么发展，专业也没有学精，但我对唐老师依然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在他的鞭策激励下，我读了很多的书，专业课也从来没有挂过科。在连云港财校的两年，我过得非常充实。 是的，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二十四个小时，而且这二十四个小时不会在某一点上作片刻的停留。记得在几十年前上初中时曾读到过一篇文章，文中主要议论了时钟的永远向前、嘀嗒嘀嗒地永不停歇。这文章读得我心惊肉跳，彻夜难眠，不到20岁的我，第一次思考如何面对“死亡”这个哲学命题。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虚度光阴时，耳边就会不自觉地响起那“嘀嗒嘀嗒”时钟前进的声音。这声音让我警醒，催我奋进。每当我面临着是读闲书、杂书，还是读专业书籍的困惑时，我总会想起唐老师“分配好时间”的教诲。 （前排右四为唐德松老师） 毕业后，我与唐老师以书信的形式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后来由于工作、家庭事务缠绕，我与唐老师的书信往来渐渐稀少，只是逢年过节电话问候。徐州离连云港路途并不遥远，但我和唐老师分别后一共才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出差去盐城，专门绕道连运港去看望老师。那时，老师已经迁入学校为教师们盖的庭院式的平房（就在学校的对面），房间多了，而且还有个院子，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当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打听了几个人终于找到了唐老师家，给了唐老师一个惊喜。他兴奋地拿出一包好烟，泡上一壶好茶，对我说了四个字：彻夜长谈！那是我们师生分别五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那天都聊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鸡叫三遍，东方露出鱼肚白时，唐老师到院子中小便，并且喊我一起来，我说这不合适，我还是去外面吧。他用浓浓的连云港话说：怕什么啊，尿吧！ 第二次见面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期，学校的篮球队去连云港财校参加财政厅厅属学校比赛，我携夫人一道随队前往，公私兼顾，主要还是为了看看唐老师。唐老师在家里设宴，隆重招待我们夫妇。我和夫人享受着座上客的待遇，只是辛苦了唐大妈。但唐大妈一再说不碍事、不碍事，老头子可想你们了！说这话时，唐大妈眼里挂着泪花。老头子脾气太坏而且古怪，平时在家里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见到我们，唐老师像过年一样高兴。唐大妈希望我们去，多少也与这个缘故有关。少年夫妻老来伴，毕竟她也希望老头子开开心心的啊！令我感动不已的是，我们夫妇离开连云港时，老头子坚持推着自行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自行车上面挂满了给我们带走的海产品。火车站在新浦街的东头，学校算是新浦街的西首，步行要走半个多小时。年近古稀的唐老师推着自行车走到火车站时已经汗流浃背了。 最后一次见到唐老师是世纪之交的事情了。我去连云港出差，在连的同学宴请我。他们知道我和唐老师的特殊关系，就主动把老头子接到了饭店。七十开外的唐老师那天十分高兴，还喝了大约二两白酒。因为众多同学在场，没能和老头子好好说说话。饭后去唐老师住处小坐，他毕竟年事已高，精神头与十多年前无法相比。怕影响他的休息，未敢多耽搁，说了一会话就匆匆告退了。谁知这一次竟是我和唐老师的诀别。 2005年5月，我在北京参加财政部的教材编写会议，住在香山上的一个宾馆里。晚饭后，几个熟悉的同行在月光朦胧的香山中散步，其中有连云港财校的贺老师。无意中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学校有一个老教师去世，今天遗体告别，我本该参加的，也赶不回去了。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惴惴不安地问他是哪一位？他说出了我最不愿意听到的那三个字：唐德松。我听后顿觉悲凉。月亮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香山笼罩在黑暗中。在夜幕的遮掩下，我泪流满面。 唐老师与我亲如父子，情同挚友。近年来，我处在人生最艰难的中年时期，疏于问候我师久矣！心里总想着专程再去看望我师，夫人也总是这样念叨，然而“时间老人”没有再给我们机会，就匆匆把我师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据贺老师说，唐老师的最后几年，基本上闭门不出，连家人也不愿意见了。我了解老师的性格，他注定是对人生、对社会看开了，悟透了，他不是不愿意与人交流，而是没有人能和他的神思遐想相呼应。与其说他陷入深深的孤独，毋宁说他在享受着自己的孤独。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能与他的深思遐想相呼应的人，如果是，当我师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他身边，也没有用其他方式给他一丝的安慰，对此，我师是否会嗔怪我呢。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天谅予乎？天谅予乎？ 张小娴说：“爱情让我们忘记时间，时间让我们忘记爱情。”我想说，浓浓的师生情让我们更加珍惜时间，时间的流逝也没有让我们的师生情有一点点的稀释。我们的师生情更像是自家酿造的美酒，愈放愈陈，愈陈愈浓，愈浓愈香。 唐老师，您在那边还好吗？ 2019年8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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