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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这一年，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学校也发生了一件在我看来是很大很大的事——储岳年老师因病英年早逝。 一 记得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989年9月10日，第五个教师节。 那天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好像是金书记来敲我家门（我们住在一个小区，前后排楼），他没有进门，直接告诉我，马上出发，去建筑工人医院，储岳年老师可能不行了。我赶紧下楼，随刘志新校长、金儒忠书记坐学校的小车赶往位于淮海西路的徐州市建筑工人医院。我们赶到储岳年老师病房的时候，储老师已经停止了呼吸。储老师的妻子黄女士哭哭啼啼地向我们简要叙述了储老师去世的过程。储老师身患胃癌，住院有一段时间了，我不止一次地去看望过他，目睹了他从患病到身体愈来愈虚弱、生命特征逐渐减弱的过程，应该说，对他的去世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如此，看到病床上已经永远闭上双眼的储岳年老师，我还是抑制不住悲伤流下了泪水。 黄女士叙述完情况后，对我们说，储岳年是学校的人，他的后事如何处理，你们看着办吧，我孤儿寡母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通知过有关亲戚了，夜里面会有亲戚过来，这儿就交给你们了，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呢，我得先回去了。 黄女士走后，刘校长、金书记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俩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作为办公室主任，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就在那一瞬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刘校长、金书记，这么晚了，你们都回去吧，我在这儿守着，陪储老师一夜，不会让家属失望的。” 校长书记走后，整个楼层只剩下我和长眠的储岳年老师。我立刻感受到了医院的寂静和来自我内心的孤独。因为和储老师既是多年同事，也是好友，所以我并不害怕，只是希望身边能有个人，陪我说说话，随便聊点什么。可是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只有我和白色床单下面的安安静静的储老师…… 走廊上的灯光昏暗，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可能白天是护士用的。我的责任是看守、陪伴储老师，不能远离病房，我每隔十几分钟便到病房里看看储老师是否“平安无事”，然后就从病房回到走廊，在走廊里来回踱步，过一会儿再从走廊到病房，就这样来回走着，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然而一坐下，就又感觉到了医院的寂静和内心的孤独。 大约是凌晨1：00，来了一拨人（不知道是什么亲戚），到病房里看了看，待了几分钟就都走了。 慢慢长夜，我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胡思乱想，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储岳年老师在学校里的音容笑貌…… （1982年学校第二届运动会后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一为储岳年老师） 二 储岳年老师是学校的元老。他于1964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校也是1964年创办的，创办初期教职工只有6人，随后储岳年老师就调入学校任语文教员。“十年动乱”，学校被迫解散，储老师被下放到工厂劳动长达十余年。学校于1975年开始复办，建校时的教职工陆续被调回学校，储老师也于1978年重新回到学校任教。 当时学校复办不久，教学和生活条件极差。教师手里除了一本教材外，其他一无所有（那时他担任语文课）。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储老师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教学工作。他到中学去借阅教参，到大学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凡是能借到的有参考价值的书籍资料他都不放过。晚上，全家五口挤在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内，家中唯一的一张方桌，成了五口人争夺的“阵地”：三个孩子要做作业，妻子要做针线活，储岳年老师只能退让。入夜，孩子们都睡了，他才可能进入“阵地”，开始紧张的“战斗”，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1981年，学校根据财会专业特点以及书法在财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决定把原来附设在语文课中的书法独立出来，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开设。同时，认定了既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又有良好的书法基础的储岳年老师就是最理想的师资。 语文老师附带教书法和独立进行书法教学是两码事。前者，只是帮助学生练练字，对教与学双方都没有过高要求；后者则是一门艺术，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是轻车熟路地继续教语文，还是迎着困难上，为培养人才勇挑重担呢？储老师毅然选择了后者。从那时起，他就把个人的命运和提高全体学生的书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储老师认为，要胜任书法教学，只能在提高自身的书法水平和书法理论上下功夫，别无捷径可走。在困难面前，他认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劳动，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 在教学过程中，储老师有的放矢地多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并针对学生写字常见的毛病进行分析，讲练结合，边讲边练边示范。 书法教学没有适用教材，他就自己编教材；没有教参，所有对教学有帮助的材料都成了他的教参；没有配套作业，他就自己设计，自己刻印……整个书法教学的全过程可以说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1985年教职工合影，前排右四为储岳年老师） 三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挺没劲的，我写的所谓“事迹”，哪个老师不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储岳年老师在我心目中堪称教书育人楷模，但是要写出他的事迹竟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太“普通”了，太“平凡”了。 我写不出储老师的“高大形象”，那我就老老实实地还原他最真实的一面吧。 储岳年老师，无锡宜兴人，六十年代大学生的分配制度让他变成了“徐州人”。他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很“无锡”：他身高1.73米，瘦瘦的身材，窄窄的脸颊，安静的时候文静文雅，与人接触的时候还没说话，先露出浅浅的微笑，说话轻柔婉转，慢声细语。 学生和青年教师叫他储老师，包括我在内的“老财校人”则习惯叫他老储。 我与老储相处10年，我们之间算是走得比较近的，接触也相对较多。和他在一起时，他很少聊工作以外的东西，更很少聊家常，即使我到他家里串门，他也很少提及老婆和女儿们，我们聊的要么是工作，要么是书法。因此我才会有一种感觉：能给他带来最大快乐的不是金钱，不是荣誉，不是享受，也不是家长里短，而是工作。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猜测，没有什么佐证材料。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说，老储是一个“醉心于工作”的人，或者说，能给他带来快乐的都是与工作有关的事情。 他每天除了上课以外，不是临帖练字，就是批改作业，或者是给其他科室和老师帮忙。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与人海阔天空地闲聊的情况，更没有看见他无聊发呆的时候。他总是在忙着手头的事情，而且是十分安静地忙碌着。连吃饭这样“天大的事”，对于他来说似乎都是一种额外负担。课余时间，包括中午休息时间，他的身边总是有学生在——那是一些受他影响的书法爱好者。学生来找他，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间，他都是笑眯眯地接待。无论哪个科室或职工找他帮忙，他也总是笑眯眯地应承下来。比如，学校每年运动会的秩序册、总记录表从设计到制作，都是他独自完成。学校大小会议的会标、各类活动的标语，也是出自他的手。学校会议室悬挂着他的书法作品，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主动更新一次，而每一次更新后，我都会与他交流，夸他的字写得好，内容选得好，老储只是微微一笑，然后有点自我陶醉地把书法作品的内容轻声读一遍：“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四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说：让学生们把你所教的学科看做是最感兴趣的学科，让尽量多的少年像向往幸福一样幻想着在你所教的这门学科领域里有所创造，做到这一点是你应当引以为荣的事。我希望你去争取自己学生的思想和心灵，跟你的同事们——其他学科的教师来一番竞赛。譬如说，你在八至十年级给200个学生教物理，他们都是你的学生。但是你还应当有另外一个概念：“我的学生”。 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话指出了两个概念：“我教过的学生”和“我的学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教师的基本职责，而后者是教师的成就与光荣。储岳年老师教过许多学生，他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有不少成为了“我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学生与书法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中参加各级各类书法比赛获奖的自不必说，更多的同学利用自己的书法特长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几年，在我们对往届毕业生进行追踪调查时，用人单位反映，徐州财校的学生字写得不错，把账本交给他们我们放心。如我校八八届毕业生孙玉松，参加工作后所编制的第一份会计报表，就以清爽、规范的特点，被省水利厅评为该系统会计报表编制第二名。 （储老师所带的八七级4班毕业照，照于1989年春，前排右一为储岳年老师） 五 与今天相比，八十年代的人普遍偏瘦，看老照片的时候对比更加明显。因此，老储的瘦弱并没有引起同事们的特别注意。 1989年春，有一天在上班路上我正骑车爬云龙山的西坡，遇到了老储，他推着自行车慢慢在爬坡，一步三呼吸，好像很吃力。我问他，怎么了，推着自行车还这么费劲？他气喘吁吁地轻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身上没力气……，你别管我，先走吧，我……过了山坡就好了……” 不久，储岳年老师就被诊断为胃癌晚期。 这一不幸的消息不胫而走，全校师生员工无不感到十分震惊。储老师毕竟还不满五十岁啊！他应该活着，他应该愉快健康地活着。学校的工作离不开他，中年的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离不开他……。学校领导、教职工、学生一批又一批地去看望他，大家无不含着眼泪衷心地祝愿他树立信心，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 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储岳年老师异常镇定乐观，他反复对看望他的领导和同志们说，学校的工作很忙，你们不要花时间来看我了！他在病榻上，给所带班级的全体学生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地要求全班同学认真参加毕业考试，圆满完成实习任务，顺利走上工作岗位。他给学校党组织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他刚刚被党组织接收为预备党员），表达了他坚定的政治立场，他给学校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请求把书写毕业典礼的会标、标语的任务交给他…… 六 徐州市建筑工人医院的病房。一夜未眠的我，陪伴了长眠的储岳年老师最后一夜。天色渐渐亮了起来，病房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了。我默默地向储老师作最后的道别。 这一夜，我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生与死的问题，思考了一系列哲学命题：生命的意义何在？人该怎样活着？活着的时候与这个世界应该建立怎样的联接？好教师究竟应该如何定义？…… 储岳年老师的英年早逝，让一些哲学命题具体化了。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老储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然而，英年早逝的储岳年老师仅仅是吐尽丝的春蚕、烧成灰的蜡烛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今年是储老师去世的第三十个年头。我在写作“职教生涯”的时候，就有八十年代的毕业生跟帖留言，在留言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当年的储岳年老师……。这样的被人怀念，是“春蚕”“红烛”可堪比拟的吗？这样的精神感染、薪火相传，不正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和升华吗？不正是一个人民教师的价值所在吗？ 写作本文时，已经退休的赵洪礼老师（也是老储的好友）、老储当年担任过班主任的八七级（4）班的学生干部冯茂才热心提供了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9年10月18日，10月20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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