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讲坛 | 郭沂：从《论语》到《子曰全集》系列讲座第二讲：《论语》类文献寻踪

hongzhuanyidui 2021-02-19

展开全文

一、《论语》类文献寻踪

可想而知，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余人，因而当时一定存在大量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论撰”是否意味着孔子死后，门人们共同辑录一部孔子佚语佚事的全集呢？非也。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即已分化，时称“儒分为八”，并且相互攻讦，他们怎么会坐在一起“相与辑而论撰”呢？故所谓“相与辑而论撰”是小范围的，顶多是各儒家派系之内的事情。今本《论语》只有一万余字，显然只是当时孔子言行录的很少的一部分。如上所述，它仅出自孔门德行、文学两科高足。

《论语》之外那些门人所记孔子言行录的性质与《论语》一样，故我们可称之为《论语》类文献。种种迹象表明，《论语》类文献是的确存在的。

首先，《论衡·正说篇》载：“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看来，作为孔门弟子笔记的《论语》有许多种，很难详知其总篇数，以至于汉代专门研究《论语》的人也“不知《论语》本几何篇”。王充对这些人虽不无嘲讽，但他本人也只能提出一个约数――“数十百篇”。从汉代出现的各种《论语》看，每种只有二十篇左右，其合并本也不过三十篇，因而王充所说的《论语》应兼含《论语》类文献，所谓“数十百篇”当指若干种《论语》类文献的总篇数。

其次，先秦两汉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孔子言行，其中只有少部分见于今本《论语》。以《孟子》为例，根据顾炎武的统计：“《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那些占绝大部分的，不见于《论语》的数据从何而来呢？我认为主要来自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其他各种《论语》类文献。

另外，所谓《逸论语》的问题。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引用了两条《逸论语》的资料。“瑮”字下解云：“《逸论语》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莹”字下解云：“《逸论语》曰：‘如玉之莹。’”另外，《说文》另有“孔子曰”十条，皆不见于今本《论语》，也可能出自《逸论语》。据朱彝尊考证，除《说文》外，《逸论语》还见于《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见《经义考》）。《逸论语》的出现，大概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有别种《论语》类文献的存在，当发现有些相传为此类文献而不见于《论语》的资料时，就把这些资料称为《逸论语》。其实，它们大多是其他各种《论语》类文献的篇章，不一定就是《论语》亡佚的数据。至于王应麟、朱彝尊等人因《逸论语》多为言玉事，从而怀疑《齐论语》的《问王篇》为《问玉篇》之误，并认为《逸论语》为《齐论语》所佚，皆出于臆测，不足为据。

有些《论语》类文献直到汉初还在单独流传。《汉书·艺文志》除列《论语》各种传本及其说解九种和《议奏》十八篇外，又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这些当然都是《汉志》明确著录的《论语》类文献。

《汉志·礼》家著录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隋书·经籍志》也说：“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我认为，从该书性质看，这部被称为“七十子后学所记”的《记》，也含有《论语》类文献，说详下文。

各种《论语》类文献的下落如何呢？它们并没有完全从历史上消失。在西汉及以前的古籍中，我们可以常常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文看，绝非私家著作的征引，而是某部书或某部书的某些部分。在我看来，它们其实就是各种《论语》类文献的佚文。不仅如此，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量失传两千余年的《论语》类文献重见天日，与传世典籍所载交相辉映，极大丰富了孔子乃至早期儒学研究的史料。

这样一来，现存西汉以前古籍中《论语》类文献的佚文大致可以分为九类：

1．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的有关文献

今本《易传》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包括《彖》、《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古《说卦》佚文），《干文言》的第一节（古《文言》佚文）。它们形成于西周初年《易经》成书后至孔子出生前这大约五百年时间里。第二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存于今本《系辞》中。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佚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第四部分为孔子的另两篇佚文。一篇为《续干文言》，包括《干文言》的第二、三、四节；另一篇姑名之为《干坤大义》，包括《干文言》的第五、六节和《坤文言》全部。后三部分全为孔子易说，其中第二部分显然是《论语》类文献。将以上文献编辑在一起，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乃汉人所为。至于帛书《易传》，大致包括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和孔子《易序》佚文两部分，其性质当然与今本《易传》的第二、三部分相当。

2．《孝经》

在十三经中，《孝经》的篇幅最短，内容也最浅显。但是，历史上有关它的争议，却丝毫也不比其它诸经逊色。这涉及此书的真伪、编者、成书时代、命名、今古文之争以及流传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考察的结果是：《孝经》确为孔子和曾子的对话，与《论语》性质相同，反映了孔子有关孝道的思想，并非伪书；《孝经》在曾子去逝之前就已成书，早于《论语》，其编者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孝经》在成书时就已命名，意即孝为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准则、道理、行为等，或孝的准则、道理、行为等；《孝经》与《左传》等书文字的雷同，皆事出有因，不可据以推断《孝经》晚出；和多数先秦古籍一样，《孝经》亦经由汉人整理，时有今古文二本；现存的通行本《孝经》和古文《孝经》皆非伪书。

3．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

大小戴《礼记》保存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先秦文献，过去由于对这两部书的性质和成书过程认识不清，所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令人十分遗憾和惋惜的。在我看来，大小戴《礼记》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本《礼记》，包括《论语》类文献。第二类为其他《论语》类文献，如《孔子三朝》等。关于《汉志》所著录的《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沈钦韩纠正道：“今《大戴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辩》《用兵》《少间》。”《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亦引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记》。”这就是说，《孔子三朝》七篇今存。第三类为七十子后学的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论语》类文献，如《缁衣》《表记》《坊记》之属。第四类为秦汉时的作品。

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的有关文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数年前从香港购回一千二百多支罕见的战国竹简，包括八十多种先秦古籍，总字数在三万五千左右，平均每篇才四百来字。从已经公布的情况看，除《易经》为春秋以前的经典，《恒先》、《彭祖》为道家作品外，大部分文献的性质同古本《礼记》相似，其中包括大量《论语》类文献。如《孔子诗论》《缁衣》《民之父母》《子羔》《中弓》《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君子为礼》《弟子问》《孔子见季桓子》《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等。至于《武王践阼》，又见于《大戴礼记》，是一篇古史文献，亦当传自孔子。当然，我们说这些文献的性质与古本《礼记》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古本《礼记》。

5．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阜阳木牍《儒家者言》

一九七三年，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四十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一部儒家佚籍，整理者根据文义编缀成篇，并定名为《儒家者言》。该书所载大抵为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言行，许多内容又见于《礼记》《大戴礼记》《晏子春秋》《荀子》《吕氏春秋》《新书》《说苑》《新序》《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学者们认为，简文提及乐正子春，故其成书时代当晚于乐正子春，而从其行文看，又当早于以上各书。今从文字等方面看，此书确为先秦古籍，如 “仲尼”的 “仲”在简文中皆作 “中”，而 “中”正是 “仲”的古文。所以，可以肯定它是先秦时期业已存在的《论语》类文献。

一九七七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除了出土了大批竹简外，还有三件木牍，其中只有一号木牍完整。这块木牍共书写四十七个章题，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与定县竹简《儒家者言》二十七章中的十四章内容相同，当属于同一种文献，故亦被命名为《儒家者言》。根据出土器物上有 “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最晚为“十一年”等材料，确认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一六五年），故木牍的下线不晚于此年。

6．定县竹简《哀公问五义》

《哀公问五义》是定县竹简中的另一篇，又见于今传的《荀子·哀公》、《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内容为孔子和鲁哀公的对话，自然也是《论语》类文献。

7．《荀子》中的有关文献

《荀子》最初为刘向所校订，后来由唐人杨倞重新整理编次。此书并非全部为荀子的著作。梁启超说：“杨倞将《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降附于末，似有特识。《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篇》虽间有精语，然皆断片。故此六篇宜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

《大略》等六篇的性质与其他各篇确有不同，但是否就象梁氏说的那样为 “汉儒所杂录”呢？从内容上看，这六篇大抵为孔子的言论，也有一些有关古礼的记载。所以，其性质与古本《礼记》相同，或许可称之为 “荀派《礼记》”。也就是说，其中的孔子言论，实乃《论语》类文献。

我们知道，孟荀都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前者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后者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如果说仁学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并易于任意发挥的话，那么礼学则主要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并难于改弦更张。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所以，荀子一定从孔门那里继承了不少具体的东西。当然，这些具体的东西既包括关于古礼的记载，也包括孔子言论。既然如此，荀子将其保存在自己的著作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这种推断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孔安国的《家语序》：“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孟轲、荀卿守其学习。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这就是说，荀子的确拥有大量有关孔子之语的记载。过去人们怀疑这篇《家语序》为伪作，理由是不充分的。退一步说，即使该《家语序》出自假托，也不能说明上述说法毫无根据。

总之，《荀子》一书至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荀子本人的著作，另一部分为荀子所承孔子之语和一些有关古礼的记载。这很象《子思子》的成书。

8．《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

孔安国的《家语序》曾较详细地介绍了《孔子家语》的成书与流传，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孔子家语》为结集《论语》所剩余的材料：“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如此看来，此书显然是《论语》类文献。其二，此书 “多有古文”，“与《论语》、《孝经》并时”，故为先秦古书。其三，成书时曾为七十二子所润色，故 “颇有浮说，烦而不要”。其四，尽管如此，“凡所论辩疏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其五，汉初 “乃散在人间，好事者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辄异辞。”其六，孔安国曾重新编辑整理：“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篇。”

据此看，《孔子家语》虽在成书时即为七十二弟子所润色，汉初又被增损，但仍不失 “夫子本旨”。

《隋书·经籍志》《论语》家载有《孔丛》七卷。注云：“陈胜博士孔鲋撰。”对于此书的形成，宋咸言之较详：“《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至汉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子》上下篇为一卷附之。”（《孔丛子注·序》）

看来，《孔子家语》传自孔安国，《孔丛子》传自孔鲋、孔臧，故《隋志》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所以，不可茂然把《孔子家语》《孔丛子》归入伪书之类。

王先谦说：“《王制疏》：‘《家语》，先儒以为肃之所为，未足可信。’案肃惟取婚姻、丧祭、郊帝、庙祧与郑不同者羼入《家语》，以矫诬圣人，其他固已有之，未可竟谓肃所造也。”我认为这种意见是中肯的。

这就是说，在《汉志》《论语》家著录的三种《论语》类文献中，《孔子三朝》保留在《大戴礼记》中，《孔子家语》虽经后人加工，但毕竟也保留了下来，只有《孔子徒人图法》亡佚了。

9、《新序》《说苑》《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中的有关文献

《新序》《说苑》《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等汉代传记中有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

关于《新序》《说苑》，班固说：“向采传记行事，着《新序》《说苑》五十篇，奏之。”（《汉书·楚元王传》）关于《尚书大传》，《崇文总目》说：“汉济南伏胜撰，后汉大司农郑玄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诸儒，故博引异言，援经而申证”；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附录》说：“旧本题汉伏胜撰，郑玄疏。据其玄序文，乃胜之遗说，而张生、欧阳生等录之也。”关于《韩诗外传》，《四库提要》说：“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

从这些书的性质看，其所载孔子言行，皆汉人杂记所读所闻，多与《荀子》《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书的《论语》类文献相参见。

不过，各书的史料价值并非等同。刘向本人就对《新序》、《说苑》的史料价值有所区分：“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说苑》。”（刘向《说苑·叙录》）这就是说，《说苑》中的史料远不如《新序》可靠。《尚书大传》传自伏胜，当大醇小疵。今观《韩诗外传》，基本与《说苑》类似。

以上是现存《论语》类文献的大体情况。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史料彼此互见。对此，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不是甲抄自乙，就是乙抄自甲。其实，孔子言行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自然难免互有重复，后来各派都有自己的传承系统，就理所当然地将这种重复的现象也保留了下来。所以，各种《论语》类文献彼此互见的情况，并不一定就是某书抄自某书。

这些《论语》类文献多称 “子曰”。自从欧阳修说《易传》之 “‘子曰’者，讲师之言也”（《欧阳文忠文集》，又见《易童子问》卷三）以来，学者盲从者不乏其人，以为 “子曰”不独孔子之语，其他诸子、学者之语亦可称 “子曰”。其实，早在欧阳修之前，邢昺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详加辨析。何晏《论语集解》云：“马曰：‘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邢昺注曰：

“子者，男子之通称”者，经传凡敌者相谓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称师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称”也。云“谓孔子”者，嫌为他师，故辨之。《公羊传》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着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然则书传直言 “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圣德着闻，师范来世，不须言其氏，人知之故也。若其他传授师说，后人称其先师之言，则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为师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类是也。若非己师而称他有德者，则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类是也。（《论语正义》）

今质诸典籍，邢氏之说不诬。“子曰”专指孔子语，确为古书通例，其他诸子、学者必称其姓氏。

事实上，欧阳修的论断，从《易传》本身便可攻破。《系辞下》载：“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这明明是孔子对颜渊的评论，与《论语》所载孔子对颜渊 “回也其庶乎”（《先进》）、“不贰过”（《雍也》）的评价并无二致，怎么可以说是 “讲师之言”呢？这段文字又见于帛书《要》。《要》称之 “夫子曰”，其下便记载了 “夫子”与子贡的对话。此 “夫子”显然为孔子。

也有些学者虽然承认这些文献里“子曰”的“子”确指孔子，但认为这些话只是假托于孔子名下，并不代表孔子思想。仔细推究起来，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其一，《韩非子·显学》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我以为，韩非子在这里只是强调孔墨后学对孔墨的思想各有不同的取舍，并不是说孔墨后学制造了假孔墨的文献。根据梁启超的考证，《墨子》中“《尚贤》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节葬》下、《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中下十个题二十三篇，是墨学的大纲目，《墨子》书的中坚，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样，可以证明是门弟子所记，非墨子自着。每题各有三篇，文义大同小异，盖墨家分为三派，各记所闻。”这就是说，墨子三派所记大同小异，皆为可靠的墨子文献，非假托也。因而，对孔子后学各记所闻的文献亦应作如是观。

其二，《淮南子·修务训》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从这里看，汉人似乎喜欢造假。其实，《淮南子》说的是人们为了增强自己著作的权威性，便假托于神农、黄帝等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但西汉建国离孔子逝世只有二百余年，且孔子弟子众多、影响甚巨，以至于秦始皇时的七十位博士全部为齐鲁儒生，因此，有关孔子的主要言论事迹当为儒者甚至一般人所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将某部书或某部书的某些部分假托于孔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三，《论衡·正说篇》云：“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看来，在西汉时期假造古文献是犯死罪的，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冒杀头之祸去制造假的孔子文献。当然，从上文看，将自己的著作托之于神农、黄帝不会被追究，这大概因为他们都是传说中人物，且无著述可考。

其四，以孔子弟子之众、影响之巨，故早期文献中保存大量孔子言论事迹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可因此而怀疑其可靠性。

当然，正因为孔子的言论事迹广为流传，所以将其演绎以至以讹传讹，或将片言只语假托于孔子，在所难免。但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个别的，与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类文献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各种《论语》在流传过程中，不是没有可能受这些假托数据渗透的。

二、综论各种孔子史料的可靠性

在现存的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孔子的史料，虽然一概怀疑是错误的，但完全相信也不足取。下面我尝试着把这些史料按照可信程度大致地划分为三大类，并略加甄辨。

第一大类为基本可靠的史料，其目有七：

1、《论语》类文献

从上文的辨析看，包括今本《论语》在内的《论语》类文献是基本可靠的。

2、孔子遗著

《孟子》《荀子》《庄子》等先秦古书皆载有孔子作《春秋》之事。《史记·孔子世家》更明确地说：“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春秋》是孔子所作的历史著作，虽然不是孔子对自己思想的直接阐述，但著名的《春秋》笔法却生动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所以孔子本人对此书非常看重。据司马迁记载：“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春秋》一书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的确发生了很大影响，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什么是《春秋》笔法呢？司马迁概括道：“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史记·孔子世家》）

从《史记》、《汉书》等可靠文献看，孔子曾作《书序》，应是历史事实。《史记·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汉书·艺文志》：“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相传今本《尚书·小序》即为孔子所作，但自宋代以来，多有怀疑。我认为，《古文尚书》和《小序》的可靠性不能轻易怀疑。郭店竹简引用了多条《古文尚书》的材料，其中大部分见于今传《古文尚书》（有几条不见于今本，说明今本有佚文）。更有意思的是，《古文尚书》中有一篇叫《大禹谟》，《尚书》的《小序》称此篇为《大禹》，而在郭店竹简中，此篇正叫《大禹》。这说明《小序》相当原始，这就为孔子作《小序》的说法增添了新的证据。

如上所述，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还保存了孔子的《易序》、《续干文言》、《干坤大义》等遗着。

3、《诗》《书》《礼》《乐》《易》

孔子曾经对其前的重要典籍作过系统整理。这正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当时《诗》《书》失序，故孔子为之“论次”；礼乐崩坏，故孔子从而“修起”。

从《史记》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记载看，孔子对《周易》的整理主要也是“论次”。其中，《系》即今之《易经》（卦爻辞皆系于卦爻之下，故谓之“系辞”）；《彖》《象》即今之《彖传》《象传》；《说卦》包括今之《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的全部；《文言》大部已佚，今之《文言》第一节即其残篇。也就是说，孔子曾对《易经》和其前业已存在的《彖》《象》《说卦》《文言》等早期《易传》都加以“论次”。

这五部经典再加上《春秋》，号称“六经”，孔子又以之为教材。

李镜池先生因《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之语，便推测“可见孔子没有拿《易》来教；人说孔子以《六经》教弟子，恐怕在西汉才有这个说法。”对此，我曾指出：“孔子早年尚未学《易》、作《春秋》，其教授科目盖只有《诗》《书》《礼》《乐》，久而久之，将四者并称便约定俗成；而《易》《春秋》为孔子晚年所治，故常常不与前四者并称。”[ 郭沂：《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今观郭店竹简，有多处将六经并称，如此李镜池之说不攻自破。

这五部经典虽然不是孔子直接阐述其思想的著作，但皆为孔子所整理，当然也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其中《乐经》已佚。

4、孔子所述其他历史文献

有些历史文献，虽不在六经，但由孔子转述传承，亦当含孔子之思想，如保存在大小戴《礼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的有关文献等。

5、《春秋》三传中的有关文献

《春秋》三传都是阐释《春秋》的，但方式有所不同。《左传》功在明《春秋》之事，《公羊传》和《谷梁传》功在明《春秋》之义。

《左传》作于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中有大量关于孔子的记载，当为信史。

《公羊传》出自公羊高，《谷梁传》出自谷梁子。两人俱为子夏弟子，故两书有关孔子的记载亦属有据。

6、先秦儒家子书

所谓儒家，实际上就是由孔子、七十子和七十子后学代代相传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所以儒家子书中有关孔子的记载，皆有其传承，其源头就是各种口传和笔录的《论语》类文献。也正因如此，儒家学者对孔子言行的真伪也相当了解。《孟子·万章上》载：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

《荀子·儒效》载：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

这一方面表明先秦时期就有人假托孔子的言行事迹，另一方面表明孟荀等儒家学者能够明辨真伪。

7、《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

《史记》一书虽成于汉代，但司马迁治史严谨，且此二篇是他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专著，后世谓之实录。

第二类为比较可靠的文献。有些文献虽然比较可靠，但来源庞杂，难免受各种传闻的影响，以致鱼目混珠。其目有三：

1、历代史书中的有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