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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家 昨天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2021），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通晓8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  一叶小舟——任尔东西 半个多世纪以前，施舟人母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如果我不能把我对新世界的信仰灌输给我儿子，那我就虚度此生了。”也许正是这样的寄托让克里斯托弗成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汉学家，施舟人说：“Chinese culture is too serious to be left to the Chinese alone” (中国文化的传承是世界大事，不能让中国人独立承担)。我们从施舟人这个中文名字就能直观地感到施教授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和精通。按他自己的解释，之所以取这样一个“道”味很浓的名字，是因为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老子是“周朝人”，庄子名叫庄周，都有个“周”字，故取其谐音“舟人”，同时包含有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渡人”的意思。 他从小就被中华文明所吸引，来自中国的漂亮的白瓷花瓶，幼儿读物里关于中国的故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52年，荷兰国立博物馆举办了远东美术展览，展室里一件件精美的中国艺术品令年轻的施舟人兴奋不已。这次展览让他领略了“太丰富、太美丽、太了不起”的中国文化，并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阿姆斯特丹读完中学后，施舟人赴法国巴黎学习中文、日文、远东美术史和宗教人类学。1958年起，师从康德谟和石泰安教授专事中国道教研究。1962年，以《汉武帝内传》而获得博士学位，这部论著是西方第一部对此政治与道教相结合的重要主题——中国最伟大皇帝之认识论与人类学的严肃研究。此论文，不仅以其学识，而且以其研究方法(承自葛兰言)而引起轰动，1965年被入选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严肃丛刊“法国远东学院学术书系”而正式出版。 在这之后，他接受石泰安教授的建议，赴中国台湾进行田野调查。初到台湾的施舟人在研究台湾民间傀儡戏过程中发现其与道教科仪颇多相似，这激发了他进一步探索那些在民间流传的中国古老传统的愿望。1964年，施舟人通过对道教斋醮仪式的亲身参与认识到只有亲身投入这种民俗传统文化之中，才能真正了解道教，解开神秘的道教科仪之谜，因此，他成为了一名道教正一派受箓的道士。1972年施舟人返回巴黎，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院(EPHE PARIS)的博导之一，1976年，施舟人在巴黎创办了欧洲汉学协会(AFEC)，在欧洲与各国汉学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之桥。至今，法国本土唯一的汉学学术刊物《Etudes chinoises》(中国学研究)仍然是由AFEC协会组织负责出版。 道之舟道——无用之逍遥 1982年，施舟人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道体论》一书，在十个环环相扣的章节中，他系统阐述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及其与信仰者的关系，以及仪式背后的神话意义，神话与道家哲学的关系等。《道体论》出版后，立即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特别是其1993年英文译本的前言，更是称之为欧洲道教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道教与传统的中国民间活动及日常生活习俗密不可分”，不仅使人们对中国文明有新的理解，对世界宗教史、宗教现象学的比较研究亦大有裨益。 在《庄子·逍遥游》中，庄子回应惠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回顾施舟人大半生，他做的多是“瓠樗”之事，“无用”之事。在1976年的欧洲汉学大会上，他发起欧洲的“道藏工程”，并亲任主持，对现存明《正统道藏》作全面、系统考述，对《道藏》中所收道典的年限、作者、内容进行考订并撰写提要，使这些看似深奥的内容变得明白易懂。并且申请到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在英国剑桥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德国法国等多所研究机构组织人马，6年后基金告罄，1500多种道家文化经典也整理完了一半。最终，在他的带领下，经过29位欧美学者历时近30年的努力，三卷本巨著《道藏通考》于2005年出版。这是世界道教研究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施舟人 施舟人通过对中国道教的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不仅发现了流传于民间的道教手稿文献，而且开辟了欧洲道教研究的新途径，在国际汉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学生涯中，他编撰了《〈道藏〉通检》《〈抱朴子内篇〉通检》等道教研究工具书，发表了《台南的传统的邻近地区联合祭祀》《道教的古典的和地方的仪式》等关于道教仪式和道教史的论著，以及出版了以《道体论》为代表的综合研究道教的专著，研究方法跨越了现代宗教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若干领域，还培养了一代汉学新人，使法国道教研究学者严谨、广博的学术传统得以充分发挥。有鉴于他的贡献，2004年法国总统授予他荣誉骑士勋章。 西观藏书——兼容并蓄 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2003年施舟人在福州大学建立了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有一个别致的名字——西观藏书楼。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观”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集西方正典的藏书楼。施舟人所以将自己这个藏书楼取名“西观”，是因为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名为“东观”。施舟人希望在10年时间里，将西观藏书楼建成10万册重要西方经典收藏量的西方典籍中心。他与妻子向西观藏书楼捐赠了两万多册图书。这两万余册英、法、德、荷兰、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拉丁等西语文化典籍涵盖面异常广阔，多半是施舟人的个人珍藏，其中一些是16世纪以来的珍本图书，更是施舟人的心爱之物。施舟人对“西观”藏书楼的态度淡泊宁静，他说“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藏书楼位于福州大学校内，如今有藏书近3万册，有私人购买也有海外赠送。自建起至今，施舟人和妻子袁冰凌博士是采购员、搬运工兼装修工。有人疑惑这些希腊文、拉丁文的书籍无人能懂能看，施舟人回答说，书在，终究会有人来学，这是他的信仰。 西观藏书楼 在“西观”楼外，有一棵需要四五人合抱的大榕树。这一情景有如《庄子》中的樗，“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寓言般投射出施舟人数十年来寻源问道的大自在。 翻译“五经”——舟人之渡 自从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将《四书》中的《大学》大部分翻译成拉丁文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就开始走上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典籍的艰难旅途。罗明坚曾经的助手利玛窦则对于这位同行和前辈的汉学水平有一定的怀疑，博学的利玛窦有这样的自信，他也翻译了《四书》，并把它寄回了欧洲。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理雅格（James Legge）翻译成英文的部分《五经》可能是《五经》翻译史上最出名的一个版本，他将这些书称之为“中国经典”。但是瑞典汉学大师高本汉对于理雅格翻译的《诗经》并不满意，他指出，理雅格基本上遵从朱熹之说，同时也偶尔附和其他各家的解释，但是他很大程度上疏忽了清代语文学家的意见。 尽管《五经》翻译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是现存的版本芜杂、翻译水准参差不齐，最主要的是没有一套可以通行的译本行世，这直接影响了西方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思想的了解。年届八旬的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教授汪德迈在《五经》翻译的工作会议上更是大声疾呼：“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五经》更紧急的事情。”饶宗颐先生也有一段心结，有一回在法国教育部和文化部的支持下有一个大的出版社希望出一套世界经典文库。他们将此计划发给饶宗颐看，有以色列的《摩西五经》等等，但找的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学性作品《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等。他说：“怎么可以呢？我们中国的经就没有了吗？”传说饶宗颐教授为此落下了眼泪。1978年，施舟人和饶宗颐在巴黎大学高等学院决定了中国应该有一个“五经”翻译项目。 中国“五经” “五经”，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不仅应该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还要翻译成阿拉伯文、马来文、印地语……多年奔走，2008年翻译项目启动，孔子学院总部支持，施舟人主持，并集合了当代国内外大学者，饶宗颐、袁行霈、汤一介、李学勤、许嘉璐、杜维明、包弼德、裴宜理等等。施舟人说：“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了，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首先我们要翻译英译本，尝试将它的本义梳理清楚，避免它不要受到一些古代儒家学者注释的影响，同时既要注意翻译的准确性，也要注意它的可读性。这绝不是说翻一遍就可以结束任务的，很苦，但是很值得。”他还说：“汉学要回到中国本土。就像耶路撒冷有一个国际圣经研究机构，‘五经’翻译也需要一个常设研究院，而且要无限期地做下去。希望能在我100岁的时候看到翻译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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