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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春节，一二线城市因“就地过年”而变得前所未有地热闹，本地生活服务业也随之迎来一波“反弹式”增长。 那些在北上广深送外卖、干家政、做推拿的从业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县城乡镇的小镇青年、农村青年，他们在城里过了一个“全勤营业”的春节。中国劳动学会和国务院参事室的调研显示，今年有77.61%的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 2021年春运第一天的广州火车站 但他们的县城、小镇，并没有因为他们不回家而变得冷清。 因为小镇上不乏年轻的面孔。 而且，许多人显然不是那种风尘仆仆从大城市回到家乡的打工人，有人拥有自己的小汽车，有人在为刚买的新房挑软装，许多女性热衷聊的话题是怎么把小朋友送进县里最好的幼儿园。 在2021年春节前夕，瞭望智库联合蚂蚁研究院，共同发起了一个返乡调研。过去一个月，我们分别走访了贵州、陕西、山西、安徽、河南等几个省的县城，访谈了数十位回家就业或创业的小镇青年。 我们发现一个隐然成型的新趋势：中国小镇正在重新热闹起来。这个新趋势还有待权威的基本面数据支撑，但在此之前，仍然值得我们抛出来，供大家一起关注和探讨。 1 家门口的新机会 不可否认，这些回家的小镇青年，相当一部分比例是出于居大城市不易的无奈：生活成本过高，入不敷出；在大城市的小生意维系艰难；一些女性则是因为要生育或照顾孩子。我们调研的对象中，很多人回乡之前，并没有明确的下一步规划。因为中国县城和小镇缺少适合以及能吸引到年轻人的工作机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但当他们回到家乡，发现了一些之前所不知道的机会。他们可以进入家附近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也可以从事像云客服、人工智能训练师这样的数字新职业。 这些新机会，都是随着产业和互联网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下沉市场涌现的。这些新机会在就业容量上还远没法和大城市相比，小镇青年们的优先选项仍然是先到大城市去闯一闯，但是它们确实给小镇青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家门口就能把小日子过好，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去不再是近乎唯一的选项。 因为这次联合了蚂蚁研究院，我们这篇回乡观察就聚焦在家门口的数字化就业。 这些数字化新就业机会一是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而来，基于成本的考虑，它们大量转移到了下沉市场，或转移到了线上兼职平台。二是随着互联网下沉，将城里人的数字化生活方式拷贝到县镇，从而在当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外卖小哥、跑腿、社区团购运营等。 这些新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能提供的收入低于大城市的打工人，但在县城里却富于竞争力。 除了收入红利，小镇新青年们还手握一个政策红利：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政策红利能让他们近乎零门槛地在县城落户，这意味着这些县城新中产、新精英们能在县城买房、买车、孩子能上不错的学校，从而拉动了县城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当地消费以及消费升级，进而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公开数据也能印证这一趋势：近几年在县城购买住房的人口从原来的1%上升到了20%。 这改变了小镇青年此前的奋斗路径：中学或大专毕业就外出到附近的大城市打工，极少消费，大部分积蓄都寄回家乡盖楼、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和消费、以及家庭生活是完全分开的。但回到家乡，曾经被分割的人生重新整合在了一起。 2 兴起的云服务小镇 毛蜜蜜是从北上广深“撤退”的其中一位小镇青年。 从下决心离开北京之日始，包括之后的两年，他做了很多传统打工人难以理解的选择。 第一，放弃了扎根北京的机会； 第二，放弃了时髦的互联网职业； 第三，在最不具投资属性的西部县城买了一套123平方米的房子。 毛蜜蜜用自己的选择证实时代变了。曾经只有大城市可以安放的青春，如今即使回到小镇也不算难。 “了解网络、有电脑”这种在北京属于就业地板的条件，却让他在老家，山西临汾市洪洞县靠给支付宝做云客服，一个月有七八千块，最高时有一万多的收入，这一收入远高于当地的平均薪资。 26岁前就买了房，在洪洞县，毛蜜蜜实现了。 当中国一只脚踏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要抬起另一只脚的挑战—— 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 传统制造业发展到极限，产业升级却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高收入工作的占比总是那么小； 广大后富地区如何才能不被先富地区拉开更大的差距； …… 毛蜜蜜们的选择让我们看到抬起另一脚的新的可能性：让更多生活在农村，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也能从容生活。 蚂蚁研究院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蚂蚁云客服平台迄今共有3.8万兼职者。他们主要生活在中部县城，女性居多，占了72%；他们都很年轻，平均年龄28岁；兼职状态比较稳定，最长的一做就是七年。 一位患有罕见病的90后在陕西老家的窑洞里做云客服，月入四千多，自食其力，还能赡养父母和奶奶。 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为大型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做客服的机会越来越多。微信、京东、拼多多、电信、联通、移动……都分别将人工客服大量外包出去。
另一种情况是建云服务中心。出于成本和助力脱贫的考虑，互联网平台的云客服基地基本都设在中西部县市，以及曾经的那些国家级贫困县。 黑龙江泰来县、七台河市，河南新乡……已经开始对外主打“云服务小镇”的名片。这些缺乏资源和产业支撑的城镇，因为互联网的下沉，开始出现人口回流。 泰安2018年数据显示，在小镇上做云客服的年轻人达1160人，占全县新增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 3 在大山里给人工智能打工 “云客服”这种职业，一度让毛蜜蜜的邻居亲戚很不理解——天天呆在家看电脑，也算是正经工作？ 在缺乏包容度的小县城，毛蜜蜜的父母为了躲避闲言碎语和好奇的打听，甚至减少了出门。 其实，数字技术一直在催生“让人看不懂”的工作。如今，它的影响下沉到了洪洞这样的小县城。 要保证中国人人均收入有较快增长，服务业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一是服务业可以吸纳较多的人就业，二是其薪酬整体高于农业和初级制造业。 但许多人对服务业往往有偏见，以为是干干餐饮、端端盘子。 事实上，服务业升级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向： 其一是质的升级，这主要是指金融行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这一块是北上广深这个量级的城市需要突破的方向。 其二是面的普及，这主要是指技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下沉，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有超出想象的巨大空间，并且已经在中国城镇创造出了众多的数字新职业，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路径。 比如“人工智能培训师”，这个职业几乎就是为小镇青年量身定做。它被收入了人社部的新职业目录中，是训练人工智能不可取代的一环。 陕西清涧人杨彦军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他日常的工作是给书的标题、目录、正文进行标注，平均两天能标注完一本书。 在当下，人工智能需要在这些标注的帮助下学习并变得聪明。 杨彦军在深圳打过工，在台州开过蛋糕店，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蛋糕店生意一直不太好。刚回到清涧时，杨彦军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工地上搬水泥。最终是接到当地扶贫办的电话，推荐他应聘一家当地公司，成为一名人工智能培训师。 这家公司的合作方是当地扶贫办，以及支付宝。2019年开始，支付宝公益基金会将其数据标注的外包工作定向落地到贵州、陕西等国家级贫困县。目前已吸引到近千名年轻人回到家门口工作。 作为公司最勤奋的人，杨彦军最多每个月可以赚到1万块，他的同事平均月收入则是4000元左右，在清涧，这算高收入了。 杨彦军每天都是公司最后一个走的人。 更为关键的是这还是一份坐办公室，有社保、医保的工作。杨彦军对现状很满意，他希望未来可以去做一名专门培训新手的培训师。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会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份工。 每天下班回到家，杨彦军都会给女儿讲晚安故事。 事实上，下沉的还不止这些数字新职业，还有互联网时代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从2017年开始，互联网平台不约而同开启了下沉运动，下沉到中国小镇、农村去要新流量，新市场。城里人能享受到的服务，眼下也纷纷复制到了县城、城镇：扫码支付、外卖点餐、共享单车、社区团购…… 伴随新服务、新流量下沉的还有工作岗位，最典型的就是骑手，还有收钱码地推。在移动支付向下沉市场线下渗透的2018、2019年，仅是支付宝二维码地推，就有约170万人。 4 乡村飞行员 十多年前，社会上曾经流行着一句话——回不去的家乡。 这个家乡包括农村，也包括五六七八九线的城镇。所以，第一批逃离北上广的，过了没多久大多又回去了。 但现在，中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新的分化，一方面，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减，另一方面，回老家成了越来越多小镇青年的选择。 2019年，中国进城农民工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一降就是204万，如果把在本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减去，就会发现越来越多农民工在老家就近就业。 比如中国外流人口最多的重庆，外流人口正在逐年下降；被誉为“中国吉普赛”的安徽，自2013年起已经连续7年实现人口持续回流。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张兵曾对外表示，人口单一涌向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历史已经改变。县城、乡镇将会重获发展良机。 小镇新青年们都会算一笔账：家门口的新工作，平均月收入普遍高于当地平均工资，刨去生活成本，能攒下来的钱也普遍高于在大城市打工能攒下来的钱。 除了各种数字新职业，像农民这样的传统职业也开始和数字化产生交集。 一部分农民随着电商的发展和下沉，成为兼职甚至全职的小店店主。淘宝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1年内，中西部淘宝镇、淘宝村增势迅猛，其中淘宝村数量同比274%。 300万淘宝村、淘宝镇，能够带动的就业超过800万，如果再加上拼多多、微商……可能已经有几千万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电商从业者。 此外，和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在农村出现。 美国农业之所以发达，不是那300万农民，而是超过200万为农业生产提供直接服务的人。随着许多高学历的人返回城镇、乡村，中国最难啃的产业升级骨头也出现了突破的可能。 “乡村飞行员”是刘俊的头衔。他的工作就是通过手机接到订单，然后带上上无人机前往指定的农田，调好无人机的参数，无人机就会自己飞到农田上空开始喷洒农药，在操作的过程中，刘俊甚至可以玩会儿手机。作业完毕，刘俊把喷洒结果通过手机发给用户，用户确认后，完工。 可能从来都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农业也可以如此“性感”。 极飞科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近4万小镇青年回到家乡，做起乡村飞行员和飞行员培训师。 还有更“性感”的。通过手机和卫星贷款，江西农民刘迎峰承包的土地从几百亩扩大至上千亩。 这一新服务的原理是，用户通过手机上的LBS定位画出自家承包土地的范围，卫星向网商银行回传土地面积、作物类型、作物成熟度等信息，网商银行以此作为数字抵押物决定放贷额度。贷款还可以随借随还，适合像农业这样的周期性资金周转需求。 2021年过，刘迎锋打算再追加1000亩土地承包，顺利的话，年收入可达80万。这和他们小两口之前在外打工的收入相比，翻了七八倍。 四年前嘲笑和质疑她回家种地的亲友，纷纷前来投奔，从刘迎锋手中各自分包几百亩地，成了“二级分销商”。 第一次见到刘迎锋时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她长得太不农民了。刘迎锋皮肤管理得很好，和城里姑娘一样，她也喜欢出门化妆、买爆款裙子、穿高跟鞋、做指甲。他们一家四口平时住在县里，回村种地时，开的是凯迪拉克。 刘迎锋笑说，种地基本都机械化和数字化了，大家对农民的刻板印象也该变变了。 5 当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出现了外卖小哥 当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西藏墨脱出现了外卖小哥，当山西洪洞县都有了“生产型服务业”，当越来越多小县城摇身变成了“云服务小镇”…… 我们感受到，重新热闹起来的中国小镇背后有着一些值得注意的慢变量。 第一，在生活消费上，小镇青年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大额支出和日常消费从割裂到合一。 过去，他们在大城市打工，工资基本不用于在城市消费，而是寄回老家。现在，能够在县城、乡镇找到工作并收入不错的年轻人，往往回乡三四年后，就会在当地买车、买房，从此安定下来。 越来越多安定的、有消费能力而且见过世面的个体与家庭，将进一步拉动县城的消费升级，商业活力，以及服务业的就业空间。 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城乡差距开始缩小，这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 家门口的新工作机会，大量来自于数字化相关，约五分之一更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外卖小哥、快递员、移动支付服务商、单车运营等，他们的工作加持了县城数字生活服务的渗透度和丰富性。这让县城里的生活方式与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 在安徽颍上县，我们认识了一位叫吴海涛的饿了么骑手。他刚从大城市回到老家做外卖小哥时，发现县里还有好些餐馆没有上线外卖平台，于是在送外面的空隙一家家上门推广外卖平台。如今，当地餐馆几乎全部都能支持扫码支付、扫码点餐和在线配送外卖。 第三，在公共服务上，中国城乡差距也开始缩小，这也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 在江西新余，我们发现，当地政府因为手机上的数字公共服务已经做得足够全面，叫停了一座造价两亿元的市民中心的建造。 在中国最后一个接入国家电网的西藏阿里地区，甚至在2020年入网前，当地居民就已经能在支付宝上缴电费了，当地的医院，也可以用微信挂号和支付了；在因为接壤印度，去一趟还要办边防证的西藏亚东县，当地喇嘛都会在手机上充话费和缴纳寺院的电费了…… 在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西藏墨脱县，电信的员工正在给一户居民拉网线。 这些极值地区的状况，可以看出数字化公共服务在整个中国下沉市场的渗透度和覆盖率。 我们认为，这些以人为核心的变化，正在让中国县城热闹起来，并有望持续性地热闹下去。 小镇新青年在家门口有好工作、好生活、好的生活服务，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就越来越不再是近乎唯一的人生选项。这对于分流大城市人口，避免拉美、南亚、非洲等地区曾纷纷陷入的“城市病”，助力中国的城镇化，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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