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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过疫情时期的第一个跨年夜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线上讨论会，决定在新年成立属于自己的播客，并将播客和线上对谈的栏目名字同步，最后在两轮投票后，选用了「席地而坐」这个名字。这是一档以创作者为核心的文化沙龙，我们渴望以雅俗共赏的方式分享自己对公共议题的看法，把有趣而不乏深度的内容传递给读者。 选择播客，是因为它可以与文字形成互补关系。过去一年，我们曾举办过七八次线上对谈，并将文字稿发布在网上，聚集了一批可贵的朋友。但是文字仍有它无法抵达的地方，“太长不看”的声音，萦绕在我们耳边。我们保留文字，但也希望加入一种更有利于跨界的形式，而当下最适合我们的场景，就是播客。它是平等的声音艺术，用轻盈的方式可承载严肃议题，播客的订阅者多为过去纸媒、公共空间的受众。 我们这一代是在论坛、微博和谈话节目中成长的人，小时候每周末听《锵锵三人行》，放学后去看天涯、人人网、虎扑（最初的虎扑很有学术气息）的讨论，长大一些，奔赴北京，我在一家叫706青年空间的地方生活过。 在华语文化里，播客最早兴起于港台地区，但长期处在小众的位置，疫情初期，播客曾有一段井喷期，但它慢慢被更多人接受的背景，是传统纸媒和线下独立公共空间的衰亡，当我们的线下被商业氛围浓厚，或者权力话语等级明显的空间占据，真正平等的、公民广场一样的公共空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在从前，有单向街、万圣书园、季风书园、706青年空间本部、定海桥等等地方，但过去几年，不少公共空间已经关停，而在更长的时间线，从2008年以后，就是一个纸媒黄金时代逝去、媒介转型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希望用一个新的形式，它成本不高、鼓励交流，又尽可能留存话语的锋芒，传递给城乡奔波的青年，播客这种载体，恰好适应这种需求。所以，我们做一档自己的播客，或许也是在找寻儿时的记忆。那些公共空间的温度、老友真挚的回响，在疫情时代，播客成为线上公共空间的进行时，它不是一个完成的样态，但它是可贵的实践，在不远的将来它可能会催化出更丰富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图景——一个去中心化的公民大会。而这何尝不是互联网创造者的心愿。我们想做这么一档播客：以创作者为核心，对文化议题抒发出彼此真诚而保有差异的看法。这些议题既包括公共热点，也包括重要但却被遮蔽的小众话题。我们不想盲目追随主流声音，也无意重复温吞、四平八稳的腔调，在众声喧哗中，哪怕不够讨喜，也坚持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在对差异的宽容中，慢慢搭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小共同体，这是我们这一档播客最基本的价值底色。我们给播客取名叫“席地而坐”。顾名思义，你可以想象众人盘腿而坐，在大地上畅所欲言的场面。它回归到最质朴的交流状态，却也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最平等的场合。席地而坐，而不是困守空中楼阁，我们取这个名字，是渴望保持一种平等、宽容、接地气的交流状态，对具体问题，我们观点不同，但在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上，我们是共同的伙伴。因此，“席地而坐”谈论文化议题，更关注背后的性别差异、权力关系、话语区隔和被忽略的声音。在这里，我们既谈论文学隐藏的权力场域，也关注青年空间、实体书店遭遇的现实难题。我们邀请职业作家做技能分享，也渴望跨界，与记者、社工、程序员、外卖骑手等不同群体展开对谈。呈现差异，这是“席地而坐”贯穿的特质。比起彬彬有礼的话语同质化，我们更渴望看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理解。而“席地而坐”的另一重含义就是接地气。这个年代虚头巴脑的学术黑话已经足够多，吹捧名人的软文也比比皆是，我们希望用更接地气的方式，来进入公共议题。席地而坐手机界面 ©小宇宙 但是，即便在即将发出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仍有忐忑。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上的播客已经足够多，我们再做一档播客，是否有真正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也会害怕，如果心血来潮做了，没什么人听怎么办？如果自己录音，却被证明连自己都没法忍受并不好听的声音，自己能否面对陌生人真实的批评和冷落？想起小时候老师讲课，结果课堂上空出许多座位，老师讲完一段，问：“哪位同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台下众人低头，无人回应，老师尴尬地自己接过自己的话匣。所以我们并非没有犹豫和忐忑，而如今是带着忐忑开始，不奢求过高的目标，唯愿自己能认真做好每一期，不辜负听众/读者对我们的每一分信赖。就像前阵子，有成员问我：“为什么要在文字领域之外，继续做一档播客？它能够赢利吗？会不会担心流量不好？”说实话，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志愿者团队志同道合聚在一起，并没有公司作为财力和物力的支撑，但既然在做，我们就会认真以对。或许，我们的心愿其实很简单，不过是用这种形式，把走散的朋友又叫回来。我想起有一次，自己邀请706认识的朋友来做客，那晚平等的讨论、没有顾忌的交锋，恍然想起My Little Airport 的新歌：“那阵时不知道，置身的日子都发亮。”
所以，走散的朋友还能否归来？发亮的日子，或许还可延续。我们还有很多困惑，渴望一腔赤诚，在世界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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