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最痛苦的事是啥？遭人陷害令其锒铛入狱，对方欲将自己置于死地而后快，而且还不给任何辩解的机会——我想这种痛苦绝对是人生痛苦的顶点，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假设我们遇到这样的事会怎么样？不用想，必然会崩溃！然而，大文豪、书画家苏轼对此并没有，反而是一笑而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笑”才成就了他后来的艺术地位。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任湖州知州期间因写诗调侃朝廷变法被抓入狱，就是后来著名的“乌台诗案”。此时王安石变法失败已罢相，由王珪担任宰辅总览朝政并且又推新法。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就百般阻挠，不过老王比较仁慈，政见不合不会致人于死地，最多把你外放当官；而王珪可不一样，他的理念是挡我者死，“枪打出头鸟”苏轼这回正好撞在枪口上了！
王珪协同御史台李定等人以其写诗诋毁朝廷且妖言惑众为由，欲将苏轼置于死地；还好有太后等人求情，就连曾经的对手王安石都写信给他求情，苏轼免于一死，之后被下方到黄州，当了个团练使。
苏轼先生的这段经历，恰恰对应他的那句词“人有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经历，如果是普通人早就疯掉了，然而，东坡不但没有疯反而因此还让自己的艺术达到了最高峰。
下放黄州的几年里，他先后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其中有《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等。最让人称道的是在这期间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又或者叫《黄州寒食诗帖》。这些对于苏轼而言，我想应该是喜出望外的。
也许会有人质疑：《寒食帖》中的诗没有一句让人高兴的，像“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这种糟糕不能再糟糕的心情，说此时苏轼开心岂不是胡扯吗？但是，我不认为他不开心，反而是很高兴。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官场失利锒铛入狱，马上就要掉脑袋之时，他看清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为其求情的多数是王安石变法一派，而当时苏轼则是站在对立面的保守派，当年称兄道弟一起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此时没有一个出来给他说情的，竟然还有出来添油加醋火上浇油的。
然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见证了与弟弟苏辙的兄弟之情。苏辙得知兄长祸从天降，马不停蹄前往湖州给哥哥报信，同时上书神宗：我愿用所有功名换取兄长的性命，只要不杀他，我们立刻启程回眉州老家务农。
最后，失彼而得此，官场失利却成就了他的艺术。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倘若没有这次真实的生死经历，苏轼不可能写出那样振奋人心的诗词，也不会写出“天下第三”的《寒食帖》书法，更不会有后来的文学艺术地位。
以上这三点，还不值得开心吗？是，他当时心情肯定是无比痛苦，但他用这种痛苦换取了真朋友、见证了同胞之情、获得了文学艺术成就，这种交换是值得的。因此，我认为苏轼先生绝对很开心，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
高俅这个名字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就是那个北宋蹴鞠高手。正史记载高俅曾是苏轼的学生，苏轼被下放时将其送到驸马王诜处，后结识端王赵佶，因其溜须拍马的功夫到家，后来赵佶登基成了徽宗，于是他得到了重用，官职做到了太尉总览军政大权。
如果苏轼也和高俅一样，会迎合上级，不去调侃变法，不坚持己见追求自己认为的理想，与那帮变法派同流，他的官职会一升再升，担任下一届宰相也未可知。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他用实际行动力争己见，他用坦荡的胸襟去面对生死，他用高尚的艺术去表达理想。
这种人生观点，正如他所写的那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痛并快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