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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自从大清替代大明起，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就和过去不同了。此时的朝鲜人，早已不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着“中华”了，而代之以鄙夷和蔑视。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怠政30年不上朝，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也许会列入“昏君Top10”，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为什么？ 在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万历皇帝派出大明军队，倾全力支持朝鲜抵抗日本丰臣秀吉，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从政治和文化得到朝鲜全方位的认同。  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始终坚持明朝的纪年。 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那时，清统一中国已经60年，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仍然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 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对神宗再造之恩的感谢，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对于大明王朝，朝鲜士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的文化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朝鲜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文化上的向心。 因此，在整个大清帝国时期，朝鲜士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在朝鲜奉清正朔百余年后，在18世纪中年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明朝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 “从周边看中国”，历史的另一面。 （半艺斋读史，庚子仲冬。）  书目：《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葛兆光，中华书局，2014年1月北京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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