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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科协立即启动科普应急机制，先后印制有关抗震救灾、外伤急救、防病防疫、心理调适等方面的科普宣传品550万份；全国有40余家出版社安排出版了90余种抗震救灾的图书，总计670万册；灾区天空的波段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省广播电台等不断播出紧急制作的防震减灾系列广播节目。 在一个个忧虑余震的日日夜夜，科普宣传稳定了灾区民心；在抗震救灾的特殊时期，科普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科普宣传，挺进了抗震救灾第一线，让人们切切实实际地感受到了科普的力量。 6月20日上午8：30至9：30，中国科协网邀请科技史家、科普专家、中国科技馆原馆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王渝生研究员，科技出版专家、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副主任、《科技导报》副社长副主编苏青研究员，就“抗震救灾中的科普”进行了在线访谈。 主持人：各位网友，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王渝生研究员和苏青研究员两位专家，就抗震救灾中的科普问题进行在线访谈。我们知道，科普工作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建设，科普的力量和效应往往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能够显现出来。但是，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后，我们却看到了科普宣传积极挺进抗震救灾第一线，感受到了科普宣传的巨大力量。王馆长，那段时间，我看到您曾接受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专题访谈，我想问您，大地震后，您都做了哪些科普工作，您都关注抗震救灾中的那些科普问题？ 王渝生：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方面是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积极抗震救灾，一方面也引起了科技工作者的思考。我曾应邀去中央电视台去讲相关的科普知识，也在苏社长主持的《科技导报》杂志上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我认为，地震发生后，以及之后的抗震救灾，科普工作都非常的重要，它对于安定人心、稳定社会，减少灾区和救援人员生理、心理上的伤害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王馆长，作为一名科普专家，在抗击这次重大灾害期间，您认为那方面的科普宣传工作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渝生：印象最深的就是各个媒体所做的科普宣传工作。比如中央10套所做的节目。此外，还有两本杂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是《科技导报》，5月下旬即第10期就出版了“汶川地震特刊”，后续的有关地震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征稿表明该刊还将继续关注这一重大事件。《科技导报》第11期又刊登了苏社长写的“抗震救灾中的10大科学技术”文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一本是《牛顿科学世界》，它也出了汶川大地震专刊。《中国国家地理》好象也有一期这方面的专刊。这些期刊都把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结合起来了。另外就是报纸，登了很多介绍地震方面科普知识的文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主持人：王馆长刚才说到了《科技导报》“汶川地震特刊”和最新一期里刊登的“抗震救灾中的10大科学技术”文章。我注意到，苏社长写的这篇文章提到了“海事卫星电话”，据我了解，很多人也是从抗震救灾的报道中了解到了“海事卫星电话”。请苏社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科技导报》这篇文章所提到的10大科学技术好吗？ 苏青：将汶川大地震和1976年发生的唐山地震的救援工作相对比，我们发现这次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有了重大改进，科学救援成为主旋律和亮点。唐山大地震救援工作刚开始基本上都是依靠人力等比较原始的救援工具，主要宣扬的也是舍生忘死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汶川大地震的救援抢险工作，我们从电视等媒体上看到，救援人员开始大量使用高新技术抗震救灾设备、工具，并起到了事半功倍、安全高效的作用。除了宣传我们永远需要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外，更多地是强调科学救援、理性救灾。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抗震救灾中的10大科学技术”这篇文章就是想对汶川地震后科学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予以梳理，向公众介绍这其中大量运用到的一些科学技术，为公众进行抗震救灾科普宣传。 我归纳的这10大科学技术包括：海事卫星电话；卫星遥感和卫星导航设备；生命探索仪；野战医院；搜救犬；遥感技术和航空遥感飞机；直升机、救援工具——包括小气垫、液压钳、钻岩机、裂石机等；爆破技术；心理危机干预等。 我认为，每一个突发公共事件都给我们提供了一次绝好的科普机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我的这一观点。一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后，公众提出了大量相关科普知识的迫切需求，科普宣传的重要性立马凸现。比如，汶川地震发生后，公众马上就会提出，为什么这次地震没有被预报？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还会不会有余震？地震来临时应该怎样避险？如何科学、有效地抢救遇险者？怎样防止震后疫情？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怎样消除堰塞湖的威胁？等等。这些科学知识都是公众最为关心，最为迫切需要的。科普宣传此时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开展的科普宣传效果通常也是最好的，效率往往也是最高的。因为这个时候宣传的科技知识，不仅人们非常关注，而且还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留给公众的记忆也是最深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十分珍惜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科普宣传机遇，就此开展相应的全民科普宣传。 主持人：王馆长，您是科普专家，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各方面的科普工作都做得很出色，您能给我们总结一下这次科普工作都有哪些特点？它跟我们平时的科普工作又有哪些不同？ 王渝生：最大的不同还是苏社长刚才说的科学技术在抗震救灾中的大量应用。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生产和社会进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科学普及就是要把那些科技创新成果普及到亿万公众当中去，让他们受益。各种自然灾害，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海洋灾害等等，原本是一种客观自然现象，但却对人类造成了伤害，因而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这，以达到减灾防灾的目的。我有幸参加过《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和战略研究工作，我国未来15年科学技术发展的10大重点领域，其中有一个就是公共安全，包括国家公共安全应急信息平台、突发公共事件的防范与快速处置，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防御。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科协正是紧紧围绕着《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样一个重点领域，启动了相应的应急科普工作。我记得，5月12日下午，科协党组就和四川科协进行了联系；13号上午立即召开了党组会议，马上布置了应急科普工作，要求把地震成因、地震预防、灾后救治等方面的科技内容向广大群众普及。事实像刚才苏青讲的那样，运用科学技术开展抗震救灾，确实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苏社长刚才提到了搜救犬，人的感官对生命现象的探知比起搜救犬那要差远了。搜救犬的嗅觉是人的百万倍，听觉是人的18倍，眼睛还可以在微弱的光线下识别，如果有两条搜救犬同时在某一地方没有发现生命迹象，那这个地方也就没有必要再努力了。所以说，如果不是科学救灾的话，这次地震将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抗震救灾中进行科普宣传，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还包括精神层面上的，如心理干预等，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更大的损失。 主持人：王馆长您刚才提到了应急科普，很多网友反映不太了解这个词，请您解释一下好吗？应急科普和日常科普又有哪些不同呢？ 王渝生：应急科普就是针对突发事件，根据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所开展的科普。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公众需要什么，我们就要马上提供这方面的科技知识内容。苏青刚才归纳的抗震救灾中的10大科学技术，有很多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因为需要，公众马上要了解它，科普工作者有时候也要现学现宣传。当然，如果我们事先就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就能更好地搞好应急准备，比如如果掌握一些防震自救的知识，地震真的来临时，我们就能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减少自身所受到的伤害。 苏青：结合王馆长刚才讲的，我认为应急科普具有以下3个特点。 一是时效性强。因为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所以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相应的科技知识传播出去，以解决事件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过了某个时间段后，科普宣传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抗震救灾第一阶段，重点是抢救被掩埋在废墟里面的生命。当从电视中看到我们一些解放军战士，由于他们不是专业救援人员，在递运从废墟中被施救出来的遇险者时，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方法，有可能给伤员尤其是颈、脊椎骨折伤员造成二次伤害，宣武医院的一位大夫马上编了一条抗震救灾现场急救常识口诀，让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反复播讲。这就是应急科普，它能指导救援人员正确地施救，科学地救援，非常有效地减少各种损失。过了最佳生命抢救期后，这样的科普宣传效果就会差多了。 二是针对性强。突发事件通常都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事件，这个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常常针对性也是非常强的。还是以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为例，第一阶段要解决的科技问题就是怎样高效地救治废墟下被掩埋的生命，如何尽快打通通往受灾严重地区的道路，恢复与灾区的通讯联络；以后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防止疫情的爆发，怎样消除堰塞湖的威胁，等等。每个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性都非常强，应急科普由此也需要有针对性，要有的放矢。 三是挑战性。每一次突发事件都会提出许多新的科技问题，它不仅对科普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对科技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消除堰塞湖威胁问题，过去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规模、如此复杂、如此紧迫的堰塞湖危机局面，这是一项全新的挑战。这个危机最后是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一面研究一面解决，最终予以化解的。相应地，这个时候，我们的应急科普也遇到了挑战，要求我们学会在一个可能很陌生的领域如何开展科普工作。 主持人：汶川地震发生后，抗震救灾节目在中央电视台24小时不间断播出，广播、互联网和报刊媒体也都有上乘的表现。这次应急科普是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应急科普做得最好的一次，或者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呢？ 王渝生：可以这样说，相比2003年的SARS危机，这次应急科普做得更好。我们从地震后即使灾区也没有出现社会不稳定，民众也没有出现持续的恐慌就能得到印证。这和信息公开、媒体报道透明、科学救灾以及卓有成效的科普工作是分不开的。比如说非常敏感的地震预报问题，媒体通过向公众科学介绍地震预报的有关问题，使老百姓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按照目前地震科学研究的水平，要想准确预报地震目前来讲还是不可能的。地震预报和天气预报是两码事，天气预报还有不准的时候。人类已经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深入地下最多也只有12公里。科学家对地震发生的宏观、微观机制了解得还不清楚。所以，我认为这次地震科学方面的科普宣传非常冷静，非常理性。在考虑灾后重建、重建选址和建筑抗震等问题等时，有关的科普宣传都给我们介绍了国内外很多地质、防震、减灾方面的科技知识，做得很成功。 主持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不是跟我们国家这些年来重视科普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王渝生：自从《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之后，我的感觉是，除了中央电视台和有关报刊媒体更加重视科普宣传的报道外，许多地方省区市和一些机关学校也加强了科普报告工作。现在大家对科普工作确实比较重视，这次地震发生后媒体所开展的科普宣传工作也得到了广大公众的认可。 苏青：我补充一点，我认为，突发事件发生后，我们的科普工作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经验。拿正面的重大公共事件来说，像围绕着载人航天发射所开展的科普宣传工作，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许多航天方面的知识已经深入人心。汶川地震作为一个负面的重大突发事件，围绕着它我们所开展的科普宣传工作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觉得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这次科普宣传的成功得益于各个方面的精诚合作。这里既有科普工作者的功劳，科技工作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更是功不可没。因此，要重视科普宣传资源的整合、共享问题。 第二，科普宣传工作要研究针对性问题。要注重研究不同突发事件情况下的科普宣传内容、宣传模式、宣传手段的研究，要使当不同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科普都能发挥最大的效能。 第三，不要过于夸大应急科普的作用，以免科普工作功利化。科普工作的重点还在日常，贵在坚持，长期的、持续的、潜移默化的科普宣传工作才是最为重要的。 第四，科学地、理性地、冷静地开展科普宣传工作，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尤为难得，极为可贵。 主持人：刚才王馆长谈到了地震预报问题。这在学术界本身就有争论，老百姓也非常关注。请苏社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另外，像这类有争论的学术研究问题，应该如何向公众进行科普呢？ 苏青：我个人认为应该把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两者区分开来。因为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探索和观点争鸣，在探索和争论过程中，应该允许失败和出错。学术研究的对象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它应该限制在科技工作者或者说科学共同体的范围内宣讲、讨论、争辩。但是，科普宣传却不同，我们不能把不成熟的或者说还没有研究定论的东西“灌”给公众，尤其是像地震预报这种既和科学研究有关又和社会管理有关的非常敏感的问题。 因此，要严格区别学术研究和科普宣传这两个界限。有些问题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你尽可以放开讲，比如说预测到了某某地方将发生地震，我已经找到了预报地震的办法，等等。但是，面对公众你就不能这样宣传，你必须非常慎重。这里面还有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如果你把一些还在学术层面上讨论的东西，不加考虑地就当成科技知识向公众公布的话，就有可能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社会效应。 主持人：刚才王馆长和苏社长都谈到了理性的科学知识传播问题。我也注意到，汶川地震前曾有报纸报道蟾蜍大规模迁徙现象，有人认为这是大地震的前兆。这是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纳？ 王渝生：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作为所谓的地震前兆，蟾蜍大规模迁徙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它并不是地震必然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苏青插话：汶川地震后，据媒体报道，广东深圳等地也发生了大规模蟾蜍迁徙现象，但那些地方并没有发生地震。）我们在从事科普工作时，不仅要注意普及科学知识，还要考虑普及科学知识的过程当中，科普宣传的社会性、文化性，甚至政治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过分普及科学研究上没有成定论的东西，如认为根据一些动物反常等方面的前兆就可以预报地震，最后就可能使老百姓大到对政府小到对地震工作者产生不满情绪——有了这些先兆，你怎么就不预报？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因此，科普工作者还有社会责任，不能过分宣传那些没有经过理性思考或还没有形成定论的东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科普工作者不仅应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掌握科普宣传科学的方法，还应拥有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精神。 主持人：在2003年SARS危机期间和这次汶川大地震期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理的甚至是迷信的东西出现，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需要进行科普，王馆长？ 王渝生：SARS期间，一度确实非常恐怖，我们科技馆也闭馆了。一天，我走到大街上，简直就是万人空巷，我突然感觉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但是，这次汶川地震，尽管有那么多人遇难，损失也非常惨烈，但整个社会很稳定，人们还是能够科学地、理性地对待它。我是重庆人，也有亲戚在四川的成都等地，地震发生后，我不停地请他们到北京来避难，他们反而安慰我说没有那么严重。这就是说人们可以科学、理性地对待地震这样的巨大灾害了。我认为，这和我们卓有成效的科普工作是分不开的，这方面的经验应该好好总结，尤其是应急科普的经验。这对我们科协和全社会今后进一步做好科普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人：刚才苏社长说科普工作应该是一项长期的、持续的社会文化工程，但应急科普又是一个非常时态的科普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王渝生：应该说，这是一种普遍性和偶然性、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在应急科普中开展的一些工作也应该纳入到日常性、经常性的科普工作当中去。日常性的、经常性的科普问题如果考虑得比较多，应急科普时就可以信手拈来。比如，我平时比较关注科普工作，《科技导报》出版“汶川地震特刊”和后续与地震有关的刊期时，我就毫不费劲地写出了两三篇与地震问题有关的“科学顿悟”栏目文章，如“从大陆漂移说-板块构造理论看汶川大地震”、“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与地震成因理论”、“中国古代地震研究史料”等。一下子就把这些知识和应急科普联系起来。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平常有这样的积累。有网友问，应急科普是不是“临阵磨枪”？当然，我们平常就要好好“磨枪”，但是，临阵的时候我们更要“磨枪”。这又有什么不好？两者都需要结合嘛！ 苏青：应急科普过程中，实际上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这就为平时的经常性科普工作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 主持人：抗震救灾的危急时刻，时间就是生命，救援需要快速反应能力，科普也需要快速反应能力。刚才王馆长和苏社长都强调了平时的经常性科普工作，那么，应急科普是不是需要平时科普“物资贮备”一类的保障机制呢？ 王渝生：为保证突发公共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公共安全，国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物质贮备保障机制，如资金的准备、物资的准备、人力资源的准备等。所以，我认为，科协的一项主要工作，除了对全社会进行科普，提高全社会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外，还应该制订针对不同自然灾害的应急科普预案，积累如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火山爆发、突发性火灾、水灾、地震等方面的科普知识。此外，还应该建立相应的救援队，如科普宣传队、救援队、科技小分队等，必要时深入到灾区参加救援抢险。为此，科协有关部门不妨专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科普应急小组也好、工作委员会也好，搞出一些预案来，并把这些预案通过像今天这样的在线直播或者其他媒体形式，广泛地传播到公众当中去。 苏青：我补充一点。除了王馆长刚才强调的那些以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应急科普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科普，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科普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普工作绝不能有侥幸心理，决不能用应急科普的那一套来对待平时的科普工作，我们所有科普工作的立足点还是应该建立在平时的、常态的、日常的、持续不断的科普工作当中。 我们常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要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和规划我们的科普工作。这一点很重要，也很艰巨，短期内也许看不到效果，但危机真正来临时，它的作用立马就会显现。地震后，网民大赞“史上最牛的校长”叶志平，他领导的安县桑枣中学无一伤亡。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位校长具有长远的眼光，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十分注重校舍的安全，采取了各种加固措施，经常向师生宣传防震减灾知识，定期开展震后紧急疏散的演练。他这样做，尽管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甚至认为是在瞎折腾，浪费钱。但是，真正等到地震这样的大灾难来临时，这位校长所做工作的真正意义就全部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基础性的、长效的、贵在坚持的的科普工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王渝生：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国外，特别是我国的邻国日本。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但日本的地震很少出现超过两位数的死亡人数（苏青插话：6月14日，日本东北部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到目前为止，只有十几人死亡）。这让我很吃惊，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学习、借鉴。温家宝总理说“多难兴邦”，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众多发生的那些自然灾害中的经验教训，以此来振兴我们的国家，振兴我们的家庭、振兴我们的个人。所以说，“多难兴邦”，我理解，更多地是指从灾难中汲取经验、接受教训，把灾难变成后人的一笔财富。 我看了一些资料，作为一个地震多发性国家，日本非常注重抗震救灾科普知识的宣传，搞了很多与地震有关的科普馆、博物馆，可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些东西到了关键时刻就能起作用了。汶川地震后，温总理就说，北川要建一个地震博物馆，彻底另建一个新的北川。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认为，中国科技馆尤其是奥运公园的新馆，也需要考虑放进地震这方面的科技知识内容。其他科技馆、博物馆和体验馆不妨也学习日本，搞一些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普宣传体验馆，生动活泼地开展相应的科普宣传。比如日本的地震体验馆，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但在里面经历了惊险、刺激的体验，你就会积累地震这方面的知识。科技馆一定要注重趣味性，要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们科技馆设有一个对付火灾的演习：屋子里面冒着烟，让孩子们低头顺着墙根往外爬，学会如何自救。还搞了一个灭火演练：喷头的火焰一出现，孩子们就拿起水枪对准火苗根部喷水灭火，高兴得不得了，都排着队去喷水。这样的科普就是寓科普于乐，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也很有市场。一旦真正遇到这样的问题，孩子们就会懂得如何应对了，因而也是富有成效的。 主持人：汶川地震发生后，《科技导报》及时出版了“汶川地震特刊”。请苏社长能不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谈应急科普问题？ 苏青：科普工作不仅仅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科技工作者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他们所做的工作有时甚至不是一般科普工作者能够替代的。比如像地震预测预报这类专业性很强的科普问题，一般的科普工作者由于受专业水准的局限，在解释或者传播有关科技知识时，就有可能不那么到位，不那么全面、准确。这个时候，科技工作者就有责任站出来，承担相应的科普知识传播的责任。 《科技导报》“汶川地震特刊”大多是学术研究层面上的文章，也有一些高级科普的文章，这些高级科普文章大都是专家学者写的，或是记者采访专家学者写的。地震研究专家陈运泰院士在接受采访时，科学地解释了地震预测预报为什么还是一个尚未破解的科学难题，同时更加强调了地震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强调了地震预报要知难而进。曾在美国从事地震研究的史保平教授，专门介绍了美国在防震减灾方面的经验，并且列举了一些美国这方面实际的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老地震专家邓明德教授则介绍了他开展地震预报的遥感探索工作。吴立新教授提出了纠偏当前地震监测预报一些误区的观点，并对进一步做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王飞跃研究员根据万维社会媒体具有速度快、影响广、简单易施的特点，呼吁重视“万维社会媒体在防灾应急中的作用”。这些专访或论文，既是针对科技工作者所开展的学术研讨，同时也是面向社会大众所进行的科普知识传播。 这一期“汶川地震特刊”还有一篇陈运泰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5月17日我国地震台网宣布将这次地震的震级由最初公布的7.8级修订为8.0级。这也印证了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震级最大，伤级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地震。为什么要对震级进行修订？修订的依据又是什么？这是当时老百姓非常关注，也是公众议论得比较多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从事地震研究的权威人士站出来解释。陈运泰院士的这篇“汶川大地震的震级和断层长度”的论文，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解除了老百姓的疑问。这篇论文以及前面提到的3篇专访的内容，后来被许多报刊媒体所转载、报道。 主持人：你前面讲了要注意划清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的界限，那么，如何保证学术研究成果科学普及的恰适性呢？ 苏青：我说过，并不是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都适合于科普宣传。“汶川地震特刊”里面就有两篇分别探讨汶川地震发生前震区周围出现云异常和温度异常现象的学术论文，我们就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尚属于学术探讨阶段，不适宜提供给媒体进行科普宣传，以免误导公众。 为加强学术期刊的科普宣传工作，自去年1月开始，中国科协建立了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每月向报刊媒体发布中国科协所属学术期刊发表的重要原创性学术论文成果。这个机制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保障措施，就是每次发布前由我来组织召开的待发布论文成果的审核会。审核会成员由与论文相关的学者和新闻传播专家组成，从科学性、新闻性和社会性等角度对提交的论文成果新闻稿进行审核，严格把关。那些发布出去将会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的论文成果，即使学术含量再高，我们也会把它筛选掉。我想，学术研究和科普传播恐怕确实存在一个要注意划清不同的受众人群的问题。 主持人：苏社长刚才提到了“高级科普”，请问王馆长，您怎么看“高级科普”？ 王渝生：所谓“高级科普”，第一，我认为是一流的大科学家亲历亲为所开展的科普；第二，对应的科普内容，比起一般科普文章来，它的学术性更强一些，针对的受众人群文化程度也高一些。比如，《科技导报》最近两期刊登的有关地震方面的学术文章，尽管我不是从事地震研究的，但我都看了，而且也很喜欢看。这类文章一般老百姓就有可能看不懂。我们姑且就把它称之为高级科普文章。但是，高级科普并不意味着科普工作有高级、中级、低级之分。我们所有的科普工作都是同样重要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这一点是我需要特别强调的。 苏青：我完全同意王馆长的意见。 王渝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觉得，这次汶川地震特大自然灾害降临时，不仅在第一线救灾抢险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以及公安干警是英雄，包括科普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同样也是英雄。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用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武器，向公众宣传科普知识，救死扶伤，心理抚慰，为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科普工作者一定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一样英雄有用武之地。 主持人：这次地震受灾地区大都处于龙门山地震多发地带，请问王馆长，科普工作在灾后重建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王渝生：灾后重建包括多方面的工作，如房屋的重建、城镇的重建、经济工作和社会生产的重建，还有民族文化的重建，以及我们心灵家园的重建，等等。因此，灾后重建的确是一个综合性的重大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力量发挥作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科普工作。我相信，科普工作者在灾后重建中是大有作为的。 主持人：这次地震尽管发生在汶川，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请问苏社长，这次地震后所开展的应急科普工作对其他地区今后开展相关的科普工作有哪些启示？ 苏青：还是前面那句话，居安思危。我们所有的科普工作都应该建立在长效、持续、非急功近利的机制上。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地震科普宣传一度非常热，许多地震防范知识一度深入人心，妇孺皆知。但是，随着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发生大的地震，人们开始放松了警惕，有关地震知识的宣传普及也大不如那段时期。这次汶川地震又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愿能更加敲响我们的警钟，进一步增强我们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意识。 为科学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尽量减少重大灾害降临时的各种损失，我们许多部门也做过相应的预案。但是，这些预案做出来以后，绝不能束之高阁，要真正按照预案定期实施必要的演练，把预案的实施细节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有备才能无患，才能少患。否则，再好的预案也将成为纸上谈兵。正像刚才王馆长强调的，日本这方面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主持人：感谢两位嘉宾出席中国科协网在线访谈，希望两位嘉宾对我们的访谈提出更好的指导意见，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广大网友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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