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忠于明室，还是割据自雄？

郑成功，究竟是否有着如他自己诗中所说的一般，“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的态度呢？

 

在东亚的传统道德语境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郑成功更加特殊的英雄人物。他的身份定位出人意料：汉民族主义者视他为“反清复明”的豪杰之士；满清朝廷将他当成维护东亚领土一统的金字招牌；遗老们在各色著作中不吝笔墨地美化他作为东林门生的身份；甚至连日本人都大力褒扬和宣传郑成功，突出他所成就的一番事业。那么真实的郑成功，在明末清初的巨大历史变局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民族观？尤其是当他面对新兴的满清以及摇摇欲坠的南明朝廷时，究竟是否有着如他自己诗中所说的一般，“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的态度呢？

郑成功雕像

 

• 进取与颓败：积重难返的弘、隆两朝

 

尽管1644年的“甲申之变”宣告了明朝在北方统治的覆灭，然而南方的多个省份却依旧在明朝的控制下，介于明朝政治体系中“两京制”的贯彻落实，以金陵为政治中心的南部官僚体系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作中。加之崇祯时代频仍的自然灾害对南方省份的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影响甚微，如果此时大明内部能够涌现出一位具有卓越战略眼光的领袖人物，重整旗鼓，振臂一呼，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力量整合与分配，明朝的国祚能否延续下去，重现一个新的东晋或南宋，亦未可知。

 

然而此刻的东林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斗争中，南明朝廷中的不同派系都希望借由拥立新皇帝这个政治决策获得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地位，于是，“立福”和“立潞”两派在朝堂上相互攻讦，彼此之间明争暗斗，甚至炮制出了“大悲”“太子”和“童妃”三大疑案来对政敌进行打击。这种内耗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南明内部的政治凝聚力，虽然最终福王朱由崧得以继位为弘光帝，但是仅仅维持了一年，弘光朝廷便被南下的清军攻灭，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宣告倒台。

 

面对弘光皇帝被俘后群龙无首的局面，福建地区的军阀郑芝龙拥立了唐王朱聿键，是为隆武帝。这是南明的第二个政权。隆武帝具备相当的才具品格和雄心壮志，不仅为大儒黄道周所称道“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且于藩王时代就曾有过组织义军勤王的举动。但是郑芝龙拥立隆武帝的本意并非是要光复中原，而是一种出于投机，希望通过将皇帝掌控在手中用以维持住自己在福建地区的权势不发生动摇的心态。这就与隆武帝在其诏书中所说“恭行天讨，以光复帝室；驱逐清兵，以缵我太祖之业”的进取之心背道而驰，因而隆武政权与弘光政权一样，从建立伊始便矛盾重重，莫说是北伐收复疆土，就连自身的存续都危在旦夕。

 

隆武帝

满清对南明反抗势力的不断绞杀，外部压力的层层进逼，隆武帝曾试图将政权由福建迁徙至江西赣州的湖广巡抚何腾蛟处，却为郑芝龙所阻止。隆武帝与郑芝龙之间的矛盾愈加激化，最终郑芝龙在满清征南大将军博洛以闽粤两省总督之位的劝诱下，选择投降，隆武政权随之灭亡。可是，郑芝龙的降清，不仅没有给他带来预想中割据一方的地位，反倒被软禁起来，失去了原有的权势。郑芝龙所领导的郑氏家族内部，也对他的降清举动提出了异议，其中以其长子郑成功的态度最为坚定。

郑芝龙

 

• 犹疑与果断：郑氏集团的分歧之路

郑芝龙决定降清前，与郑成功曾有过交流，内容被记载在清初文人江日升所著的《台湾外纪》之中。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后来的历史发展也验证了郑成功的判断，南下清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博洛在诱骗郑芝龙进入营地后，立刻将郑芝龙和随从强行软禁并裹挟到北京。郑成功与其叔郑鸿逵当机立断，率领尚未接受到降清命令的残部撤退到金、厦一代，勉强维持局面。群龙无首的郑氏家族，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然而，令满清始料未及的是，郑氏家族并没有因为郑芝龙被擒而走向毁灭，不久，郑成功便重新组织起来与清军继续对抗，并成为清军东南地区最大的威胁。

 

出现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况，答案还是要从史料中寻找。从郑氏父子的对话中，至少能够读出其中潜藏的二点信息：其一，在支配郑芝龙投降的因素中，对满清的畏惧大于其希望从明清对峙中攫取更大权力的冒险欲，从郑芝龙对郑成功的答复中便可窥见一二，满清在极短的时间内扫平南明弘光政权，而江北四镇的十几万军队几乎无力抵抗，给郑芝龙带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其二，郑成功远比郑芝龙更加具备战略眼光和头脑，即使尚未有过真正军事经验，郑成功依然依赖对局势与环境的判断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满清朝廷绝不可能像他们许诺的一样真正给予郑芝龙高官显爵，更加不会放任郑芝龙保留庞大的武装力量，郑芝龙的投降极大可能会有去无回。

 

然而在这两者之外，另外一点耐人寻味的是，郑成功作为郑芝龙精心培养的长子，竟然跟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根本性的理念冲突，乃至于公开质疑父亲为家族存续所做的决策，这在封建时代以“父为子纲”为本的伦理道德支配下是不可想象的。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郑氏家族的组织架构迥异于明清之交的其他武装力量。

 

郑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军阀势力，尽管他们也有着“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朦幢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的庞大舰队；以及“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的丰厚收入。可从郑芝龙自海上贸易起家开始，从一开始跟随华人海商李旦和颜思齐开拓航线，组织移民台湾；到后来积累实力后积极追求明朝的招抚，担任海防游击，泉州总兵，再利用官方身份收拢整编东亚海域的其他小股海上势力，郑芝龙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商业力量变得更加庞大。可以说从一开始，郑氏家族就将自己放在了“武装海商集团”这个定位上，其主导思想为“武装力量为商业贸易服务，政治地位用以保障财富积累”，而纵观郑芝龙一直以来的行动方针，也完全按照此思想行动。

 

既然是武装海商集团，其凝聚力和认同感建立的根本是经济利益，郑芝龙对于郑氏集团的定位也就不同于辽西将门出身的吴三桂亦或是大西、大顺的张献忠和李自成，更像是一个盟主。而郑氏集团内部的势力结构也更多是小股海寇或者海商力量整合组成的大联盟，郑芝龙并不能享有威服自操的绝对主导权，更加做不到号令通达的上行下效。

 

这直接导致郑氏集团在面对胜算颇高或势均力敌的对手，如刘香和荷兰人时尚能团结一心，而当遇到了势如破竹且几无败绩的满清，便产生了内部分歧。郑芝龙出于畏惧满清加上对已有条件的眷恋，不愿冒着损失现有地位和财富的风险放手一搏，而是选择降清，直属于他的势力遵从并认可了郑芝龙的决定。另外一部分不认可满清异族身份，再加上对其一贯以来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剃发易服”政策不满的力量则投效到郑成功麾下，进一步对抗满清的统治。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误认为郑氏集团也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军阀势力，从而采取控制郑芝龙来达到收编整个郑氏集团的决断，是满清在清初东南问题处理上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失误。

 

图片来源于百度

自1647年正式在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旗号反清开始，直到公元1662年在收复台湾后过世，郑成功的军事生涯持续了15年时间。在这15年时间内，郑成功将原有的武装海商集团打造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反清军事集团，而自身也真正成为了一名政治领袖。在这种情况支配下，郑成功面对南明的永历政权以及满清朝廷所采取的态度，也有着复杂的表现，影响其对明对清策略的原因，也应从几个方面综合考量。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