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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随父母住在一个有些年代的大型国营工厂，听说最早是“三线运动”时候，从大秦岭中搬出来的军工厂，养活了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那个时代，所有的劳动都是充满激情的，多少产品流出、多少价值的创造、多少血汗的付出，甚至为了按时完成交货任务全厂的男人们居然推着火车走了十几公里。过年更是热闹，厂里的工会早早就贴起对联，挂上灯笼和彩灯，厂里的职工和学校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保养设备、打扫街道、清理杂草并且排练新年的节目，过年的气氛被渲染的热烈又欢快，现在和朋友们提起来都会调侃一句“充满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干劲儿”。 作为厂矿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所有的同学父母都是同工厂、同车间甚至同班组的，甚至与父辈同读一所学校，每日走同样的路回家。过年的时候，早早写完寒假作业，便三五成群地在家属区呼朋唤友，买来擦炮、仙女棒、窜天猴、旋风雷等等，胆子大的就玩雷管炮，零花钱多的还买花盒，想方设法地玩出更刺激更有新意的花样儿。整个厂区从年前开始就是噼噼啪啪的炮声，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当然阵仗最大的是厂里的烟火盛会，每年正月十五在厂属的体育场里停着拉烟花的卡车还有灭火的消防车，集中燃放各种各样新奇的焰火，有罗马烛光、金银喷泉、龙飞凤舞、火树银花、年年有余、丹桂垂柳……几个小时下来眼花缭乱又兴奋不已，我们小孩子打着灯笼去看，因为凑得近，衣服和头发都落了厚厚的灰，有的还被火星燎出了几个洞，免不了回家被爸妈一顿数落，却依然乐此不疲。  年的声音，是烹饪美味时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守岁的说话声，是伴着春晚节目对弈时的落棋声，是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归家的脚步声，更是熟悉的腔调和乡音。 后来，出门念书的日子很长，家乡成了放假时清晨飘来的豆浆油条米线豆腐脑的香味、爷爷春天种下的葡萄和草莓、后院生锈的自行车、奶奶缝制的落灰的纸鸢、佝偻着背推着小车去市场上买菜的老人、楼前住的老爷爷带着狗遛弯时兴致所致吼几句青筋暴起脸红脖子粗的秦腔……从前的小伙伴三三两两地随父母离开，逐渐有了各自的圈子，只过年偶尔相聚，话题也从小时候家里的哪道菜好吃、爸爸妈妈给买的新玩具新衣服变成了考试成绩、理想大学和未来职业。 席间大人们推杯换盏，谈天说地，分享着新年的喜悦，联络起许久不见的感情。小一点的孩子们依旧玩闹、追逐，有时带倒瓶瓶罐罐惹来几句埋怨，而小辈们都在帮忙擦桌、搬椅、上菜、倒酒。志同道合的朋友趁着过年秉烛夜谈，说说今年的成果与心情，念念明年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这大概就是过年的意义吧。  拜年去的时候，姥姥年复一年蒸着老虎花馍给我们吃，总念叨着：“生龙活虎，顶立门户，来年都健健康康，顺顺利利。”而教了一辈子书的姥爷却总教我们背诵梁先生的《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曾经只知玩闹的小孩子在众人的期冀和勉励中一年一年逐渐长成满怀憧憬的少年，盼望着去远方看看世界，也希望能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那时的新年，如“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所言，满是长剑破楼兰的豪情壮志。  我们从小到大过年最烦的就是那些“别人家的孩子”，讨厌听到又总是听到他们的丰功伟绩。总会被念叨：谁家孩子考了班里第一，谁家孩子得了奖学金，谁家孩子考上了好大学，还有谁谁硕博连读。长大一点以后就变了词藻：妈妈同事的孩子签到了西安银行工作，姑姑的熟人的孩子考上了哈工大的医科，哪个同学的哥哥做大了生意云云，谁谁和你同龄都已经结婚生子。被比较、被鞭策、被催促着加快人生的进程，不要落后太多。 而现在，每年都有新的面孔出现，新妇、新婿还有素未谋面的下一代，孩子们依旧愉快的玩乐，无所畏惧的冲锋。我们却变成了大人，忙碌又唠叨，繁琐又担忧。“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怆然。”以前的那些比较、鞭策和催促的唠叨，如今却成了常年在外的大人们最难得也最想听到的乡音，因为有着家乡亲人和朋友的消息，有长辈谆谆的教诲，有亲友深厚的牵挂和关心，这里面不再被讨厌充斥，更多的是回忆、思念和眷恋。 妈妈曾经讲给我除夕的传说，我也讲给了怕响炮声的女儿，告诉她不要害怕，那是大人们在吓唬小怪兽，祈愿我们新一年的平安。姥姥又给小一辈蒸起了花馍，延续新年的祝福。姥爷又拿出了二胡把陶渊明的“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谱了曲唱给孩子们，等他们都懂了的时候应当也如我们一般变成了大人。 如今的新年，是“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的延绵与传承，人生代代更迭，不变的是积极勇敢、努力前行的心态，更是家乡、家人和朋友们深深的羁绊。 （作者简介：寇瑞杰，1994年8月生，西安市临潼区铁炉街道办事处干部，热爱文学，喜诗词、绘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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