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结构

hudip 202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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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

salt

2013-12-19 看过

钱德勒生于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海军服役5年。此后，他在北卡罗莱纳大学获硕士学位，并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于1951一196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1963-1971年转到霍普金斯大学，1971年被哈佛大学商学院聘为企业史教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近80岁才退休。

熊彼特对钱德勒有过直接影响。1948年，哈佛大学成立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熊彼特在95年去世前任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而钱德勒和另一位后来成为伟大经济史学家的兰第斯(David Landes)则是该中心的成员。这个中心于1958年被关闭，但熊彼特的遗产长存。到1970年初，钱德勒和兰第斯又双双重返哈佛大学执教。

如果说熊彼特提供了一个企业在推动经济变动方面发挥中心作用的理论框架，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比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 Jr.}为这个框架提供了更多的实质内容。钱德勒是历史学家出身，他以包含多个经营单位并由职业经理人员来管理的企业(multiunit firms)来定义西方工业国家的现代工业企业。对这种企业产生原因的解释，发展过程的分析，社会后果的估量，以及对它们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发展的比较研究，就是钱德勒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如一的主题。他的研究成果为发展中的动态企业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证据和思想源泉。以下将围绕着钱德勒的三部主要著作对他的研究作一简介。

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中使用的是“多部门”企业（multidivisional firms）一词，而在《看得见的手》和《规棋与范围》中使用的是“多单位’企业(multiunit firm)一词，并以后者定义现代工业企业。显然，在钱德勒的概念中，多部门企业是多单位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

钱德勒的这三本书都是巨著:《战略与结构》 462页，《看得见的手》608页(中译本760页)，《规模与范围》860页(中译本1140页)。以本文的篇幅来介绍这三部著作，当然难免粗略。为避免翻译错误，本文的引用全部由作者译自英文原著。

战略与结构:组织创新的动态框架

钱德勒的第一本书是发表于1962年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上的篇章》( Chandler 1962 )。这本书的主题是美国大企业的成长以及它们的管理组织结构如何被重新塑造以适应这种成长。

当钱德勒开始研究美国企业组织的结构变化时，他发现自20世纪初以来，最大企业的组织演变的主要特征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多部门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下，公司的总办事处(the general office)计划、协调并评估若干分部(即事业部)的工作，并向它们分配必要的人员、设备、资金和其他资源;负责分部的执行经理把处理一个产品主线或服务所必要的职能管理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每个执行经理都要对他的分部的财务结果和市场成功负责。这就是事业部制或所谓的M型组织结构，它被美国企业界习惯地称为“分权”的结构。因此，美国企业如何从原来的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转变，就被钱德勒定义为大企业成长过程中组织转变问题的焦点。

历史上，最先发明了多部门结构的公司是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公司和零售商业的西尔斯公司。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开始发展它们的新结构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于1925年开始重组，而西尔斯公司则开始于1929年。不仅如此，这四家企业的管理者是在相互独立并独立于其他企业的条件下分别开始发展他们的新结构的。他们之间没有模仿。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而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都是真正的创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创新变成许多美国企业实行类似转变的模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钱德勒在此书中选择这四家企业作为主要案例来研究向多部门组织结构转变的原因和过程。

毫无疑问，转向这种新结构的决策是由企业管理者做出的。但历史经验表明，除非受到最强大的压力，管理者很少会改变他们日常的惯例和权力地位。因此，创造新组织形式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如何意识到企业面临的紧迫需要和机会，而他们的相应决策就是一个战略问题。于是，钱德勒提出一个战略与结构互动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战略决策导致组织结构变化的过程。战略被定义为“企业长期基本目标的决定，以及为贯彻这些目标所必需采纳的行动方针和资源分配”。结构则被定义为“为管理一个企业所采用的组织设计”。基本的假设是结构跟随战略，因而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压力和机会)下所产生的企业扩张战略导致了多部门组织结构的出现？为此，钱德勒在本书第二至第四章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别对四家先行企业：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一罗巴克公司的经验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战略与组织结构的互动

美国这四家先驱企业的历史经验表明，扩张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变化跟随。根据钱德勒的分析，多部门结构是在企业规模扩大，积累了相当资源，并经历了早期合理化之后，向新的产品和地区市场扩张时被采纳的。创造新的组织结构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企业规模本身，而是在多样化扩张战略下，当企业开始在若干不同的地区市场或若干相关的产品市场上运营时，高级管理人员要做出的决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钱德勒把管理决策分为两种:关系到企业长期增长和健康的战略决策和关系到使企业平稳高效运转的日常活动的战术决策。多部门结构成功的基本原因在于，它把对整个企业命运负责的高层经理从日常的经营活动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时间、信息甚至心理上的义务感去做长期的计划和评估;同时，它把日常管理的责任和必要权威置于在明确规定的市场上运营的事业部的总经理手中。这就是使美国大企业的决策程序在实践中表现出这样的结构特征:在日常运营的层次上(事业部以下)，管理决策由经营单位的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尽管他可能听取职能部门专家的建议);在战略层次上(公司总部)，管理决策更多的是由集体(董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做出。因为，企业现存日常经营有更多的惯例可循，它的中心问题是执行，所以必须要有个人负责;而战略决策考虑的是长期的、更复杂和不确定的，而且不必马上决定的问题。

多部门结构的产生和扩散是因为它能更有效地协调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所以钱德勒总结说

战略性的增长来自更加有利可图地利用现存的或扩张中的资源。如果要有效率地经营一个被扩大了的企业，新的战略就要求一个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调整过的结构……没有结构调整的增长只能导致无效率……没有(集中的)行政职责和结构，企业中的个别单位……作为独立的单位无疑可以有效地，或甚至比如果它们是一个较大企业的组成部分时更有效地运行……只要企业负责人不能创造出把若干行政职责有效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所必要的行政职责和结构，他们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

因此，《战略与结构》一书的中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企业面对新的机会(进入相关的产品市场和地理扩张)可能会采取一个投资战略；但这个投资战略就生产工艺、产品和地理来说目标越是远大，发展出一个能够协调投入流量和产出分配的管理结构就越是关键；因为只有这种相应的结构才能协调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企业生产过程，从而证明大规模投资的合理性。这个命题在钱德勒的第二部巨著《看得见的手》中被表述为速度经济是企业存在的经济原理。

看得见的手：行政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

在发表于1977年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钱德勒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了他早期的主题，把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和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即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在企业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综合起来，定义为管理革命。这个管理革命的结果就是“看得见的手”(现代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协调)，成为现代工业经济中的主要资源分配者。

钱德勒并没有否认市场对经济变迁的催化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必须强调、新型经理式企业并没有取代市场而成为决定提供物品和服务的首要力量”，但“新型企业确实取代了市场来协调和一体化从原材科生产经由若干生产过程到梢售再到最终消费者的物品和服务流量”。

本书的中心问题是：美国现代工业企业出现和发展壮大的原因是什么?钱德勒回答这本问题的方法是回答历史问题:这种企业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如何出现和发展的。根据钱德勒的研究，现代多单位工商企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工业中，这种企业在1840年以前还没有任何踪迹，它的先驱者是从1850年成熟起来的铁路公司，在那里产生了最早的由职业经理所组成的管理层级(managerial hierarchy)；工商业中的这种企业则是1880年以后经由横向合并和纵向合并发展起来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钱德勒把现代工业企业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技术。

美国管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钱德勒把美国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790 - 1840年)是传统经济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在欧洲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早期美国经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协调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没有新建立的经济制度(economic institutions ) ,也没有发生工商业经营方式的革命。虽然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刺激了对美国大宗农产品如棉花和小麦的需求，一个在1787年宪法下被加强的中央政府加速了全国经济的形成，但钱德勒否认这些事件对企业的组织结构有任何基本的影响。美国早期企业史的主要发展是由市场扩张而促进的不断增加的专业分工推进的。在铁路和电报到来之前，工商业活动继续由从中世纪以来就广泛出现的单一单位的企业所主宰。交通通讯太慢、太不规则也太不稳定，无法使高通过量 ——现代工商企业出现的必要前提条件—成为可能。

第二个阶段( 1840 - 1880年)，以市场协调和小企业为特征的传统经济的平衡被三项划时代的技术进步所打破:铁路、电报和无烟煤的广泛使用。全国交通通讯网络的完成加速了市场的扩张，蒸汽力取代了风力和畜力。钱德勒特别强调了铁路对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的深远影响：为了安全可靠地运营，铁路公司是历史上第一批雇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的企业，发展了最早的管理层级。因此，现代工商企业到内战发生时已在美国的铁路公司中出现。因交通通讯革命带来的市场扩张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不仅增加了贸易量，而且大大提高了贸易和生产的速度。到19世纪70--80年代，单个工商企业的规模因实行大批量分配和大批量生产已迅速扩大。

第三个也是最具革命性变化的阶段开始于1880年左右。到那时，生产企业开始把大批量分配结合进自己的经营过程，现代工业企业—-今天巨型公司的原形—由此而生。这种成长通过两种途径迸行。（1）一些小的单一单位的企业直接向前结合，建立它们自己的全国性和全球性销售网络以及采购组织，并向后结合取得自己的原料来源和运输设施。(2)其他企业则是先通过横向合并:许多家族或个人拥有的单一单位的企业合并成为一个全国性大企业，先实现生产管理的集中化，然后再向前和向后结合。美国烟草、麦考密克收割机、胜家缝纫机等企业通过前一种途径成长，而标准石油、通用电气、美国橡胶、杜邦炸药等企业则是通过后一种途径。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完成的。管理革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协调生产和分配上的高通过量的需要促使企业大量雇用职业经理，从而促进了管理层级的发展。第二个方面是产权革命，即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导致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逐渐控制了企业的管理。

这里概括一下钱德勒关于美国企业产权革命过程的论述。美国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在传统的单个业主企业向多单位大企业的过渡中分离的。这个过程经历了若干形式和阶段{详细论述见第十章}:价格的持续下跌在1873年的经济恐慌后形成长期的不景气，为应付产量上升和价格下跌，大多数厂商不得不组成全国性的同业公会，缩减生产以维持价格;但同业公会所管理的产业卡特尔因个别厂商的投机行为而无法稳定。其失败的原因是协议不具有合法合同的约束力，无法由法庭强制执行: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联合，托拉斯应运而生，其手段是成员公司把股份转交给理事会托管(如果是合伙制企业，则必须改为股份公司，以便股份能够转让)并得到等值的信托证券，而理事会有权对加入托拉斯的成员公司做出经营和投资的决策。但托拉斯只是权宜之计，它很快就被国会于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宣布为非法。于是，需要把各成员公司合并成为法律所承认的单一实体，这个途径就是控股公司，它是把经由合法合并的企业联盟转变成现代工业企业的第一个重要步骤。钱德勒指出，现代企业高层管理的实践和程序是从通过合并而成的工业企业中发展起来的(详见第十三章)。在新的合并企业中，一个家族或一个合伙人集团很少能够占有全部拥有投票权的股份。前面已经指出，合并企业中的最后成功者必须实现管理集中化(即建立起管理结构)并超越横向结合战略而转向纵向结合。当这个过程开始后，一方面这些公司为进行改组和统一利用各种设施，不得不通过出售股票筹措资本，使股份的持有更加分散; 另一方面它们所面临的管理问题也非常复杂，必须雇用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从事高层管理工作。合并企业的管理集中化和纵向结合使美国工业中第一次出现了经理式的企业，这个过程一旦被完成(即过渡到大规模管理型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就扩大了:广泛持有股票的分散所有者很少有机会参与任何一级的管理决策，而经理当中也只有少数人拥有大量具有投票权的股份。在这个基础上，几个创立了新的管理模式的先驱合并公司—杜邦、通用电气、新泽西标准石油和美国橡股—对财务控制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并建立起由各种职能机构组成的公司总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最终导致家族世袭管理方式的废弃:随着公司早期领导人的退休，他们的职位被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所取代，而曾拥有企业的一些家族的成员〔如洛克菲勒)甚至都不再列席董事会 (只享受红利):.因此，美国企业的产权转移是管理革命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的结果，或者说股份化是这个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

钱德勒关于企业存在原因的理论命题:

钱德勒关于“看得见的手”的主题隐含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或企业的功能是什么?当然，钱德勒是从现代多单位企业的特定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但他的命题完全可以被一般化。

从钱德勒的论述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速度经济。或者说，只有当置于行政协调之下的组织过程比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更高的物质通过量时，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才会出现。钱德勒认为:“基本的组织创新是对协调和控制高额通过量的需要的反应。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更主要地是来自通过量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提高而不是工厂规模的扩大。这种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来自结合和协调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的能力，而不是来自工厂内更高程度的专业分工。”生产上的速度经济还对企业产生了纵向合并的压力，因为保持生产过程的高通过量需要保持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稳定。而在集中化管理下的纵向合并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形成和管理革命的发生。

钱德勒的论点最可能引起争议的是他把产生组织创新的原因全部归结为技术。他的逻辑是，只有技术进步带来潜在的速度经济效益时，企业组织结构才会因实现这种效益的要求而发生;正是不同的生产技水使不同的工业有不同的速度经济，所以现代大企业才会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工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保持高额通过量需要管理结构的协调和控制，但管理控制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由于钱德勒把劳动问题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他显然忽略了速度经济实现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内容和人力资源的利用问题。尽管如此，把速度经济而不是交易费用看作是企业存在的基本经济原理，使他区别于所有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企业理论，因为他把企业内部的组织过程和管理活动看做是生产率的源泉。

规模和范围:企业能力发展的组织基础

钱德勒的视野在1992年发表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 1990)中扩展到了世界舞台。他对以现代大企业为基础的管理资本主义在三个西方主要工业强权—即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虽然速度经济仍然被坚持认为是企业存在的理由，钱德勒在这本书中所用的中心分析概念却是组织能力。于是，以世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演变为背景，现代管理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又一次被置于新的框架中加以阐述: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经济持续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在本书中，钱德勒比以往更加明确无误地表述了他的反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主题：不是市场塑造企业组织，相反，是企业组织塑造市场。

主要理论命题:

根据钱德勒的论述，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生产技术的重大创新造成了可以利用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约空前成本优势的潜力。但实际运用这种潜力的关键步骤不是发明，甚至也不是技术的商业化，而是投资。正是企业家对大规模生产设施、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的互相联系的三重投资（three –pronged investment），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崛起，钱德勒特别强调对管理组织的投资，因为它是使前两种投资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的充分条件。钱德勒指出，当技术和运输方面的创新为通过利用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获取空前的成本优势提供了巨大潜力时：

这些潜在的成本优势并不一定会被充分实现，除非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能够被不断地保持，从而保证对生产能力的有效利用……决定成本和利润的两个关键数字曾经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额定生产能力(rated capacities)和实际通过量( throughput)，或者说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被实际加工的数量……在资本密集型工业中，为保持效率的最小规模所需要的通过量，不仅要求仔细地协调通过生产过程的流量，而且要求仔细地协调来自供应商的投入流量和流向中间商和最终用户的流量。

然而，

这样的协调，没有也确实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它要求管理团队或管理层级的永不中断的全神贯注于由额定生产能力所衡量的潜在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是生产设施的物理特性;由实际通过量所衡量的实际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是组织性的。这种经济效益依赖于知识、技能、经验和团队合作—依赖于为利用技术过程潜力所必须组织起来的人的能力。

从历史上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首先进行了这种三重投资的第一批行动者(first movers) ,“不仅是利用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优势的领袖，而且它们在发展所有职能活动的能力方面也具有先行者的优势”。这种企业一诞生就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它们所处的工业迅速变成由少数第一批行动者所主宰的垄断竞争结构。除非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新企业很难进入这些工业。当受到跟进者的挑战时，“这些先行企业更强有力地为市场份额而战，并通过职能的和战略的效率来提高利润”，“按相关于自己工厂生产能力的需求和竞争对手的价格来定份”。因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而被磨练锋利的管理技能是包括工人技能在内的新型现代工业企业的各种组织能力中最可宝贵约。这些组织能力是高度产品特定和工艺特定的，而且通常决定了少数先行者及其挑战者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依靠赋予了它们独特竞争优势的现存生产设施和组织能力的基础，这些企业通过利用规模经济继续推进地理上的扩张，并通过范围经济继续推进产品的多样化。这些企业努力利用基于组织的竞争优势还推动了它们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这样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还在国际工业领袖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增长动力。

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坚持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中心作用，钱德勒从三个国家各选取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并通过考察它们从1870-1990年的动态发展情况来比较他提出的“美国竞争性管理资本主义”( competitive managerial capitalism)“英国个人资本主义”(personal capitalism)和“德国合作的管理资本主义”(cooperative managerial capitalism)

美国

对于美国，钱德勒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比欧洲在更短的时间里出现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现代的、综合一体化的、多单位的企业？为什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管理层级的出现变得比其他经济更广泛，而所有权和管理的分离变得更分明？”钱德勒再次描述了使美国成为管理资本主义策源地的初始条件：被铁路和电报一体化的大陆规模的市场，以及铁路对工业融资和大规模管理层级发展的影响。然而，这些在《看得见的手》中被更详细描述过的发展，在这里的意义却是“为在生产和分配中利用规模和范围经济建立了技术和组织的基础”。在具备了这些带来新机会的条件后，解释竞争性管理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变量就不能不是“企业家的反应”(entrepreneurial response) ,虽然钱德勒从来没有直接明了地解释清楚，除了客观条件的诱因，为什么美国企业家会比他们的欧洲对手更积极、更普遍地进行了对生产设施、销售组织和管理结构的三重报资。

根据钱德勒的研究，美国企业家对新机会的反应首先是在分销领域：大规模批发和零售商业代替了靠收取佣金的传统商业。然而，新式交通通讯所带来的更大的革命是在生产领域。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没有任何创新能比爱迪生和西门子及其他发明家的导致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电力的创新更影响深远的了。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出现，第一批行动者广泛地出现在美国工业企业之中。在那些一两个先驱企业进行了三重投资的工业中，这些企业迅速主宰了市场。然而，美国的现代工业企业更多的是在合并或兼并之后出现的，它们成功的充分条件也是要进行三重投资。这些先行者在1880-1941年期间一直保持着领导地位。

钱德勒首先介绍了美国石油工业，因为它是“规模的成本优势影响企业增长和决定工业结构的惊人范例”。石油工业的第一行动者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它是世界上最早对生产、销售和管理进行三重投资的企业之一。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从一开始(1860年代末期)就在能利用规模经济潜力的石油加工基础上建立起近乎垄断的地位。巨大的产量给予他们强大的武器来使铁路提供优惠以降低运输成本。较低的生产和运输成本又给了洛克菲勒经济支配权力来组成标准石油公司联盟，它通过以自己的股份换取对其他30多家炼油公司的控股权来组织整个石油工业，协调销售和分配以稳定价格。在挑战者的刺激下，标准石油联盟在1870年末以超过自己总资产(300万美元)10倍的投资(3000多万美元)铺设输油管道，然后在原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其目的是提供一个法律手段为联盟建立一个中央办事处。到1880年中期，在设在纽约的多层大楼的这个总部里，一个庞大的管理层级开始协调、监督并计划这个全球性的工业帝国。它能够通过关闭、重组和新建炼油厂来重组生产过程并协调从采油到消费的流量，以使工业合理化并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托拉斯炼油设施的重组使每加仑煤油的平均生产成本从1880年的2..5美分降到1885年的1. 5美分，同时利润却大幅上升。

美国石油工业在20世纪头l0年里经历了从近乎垄断到寡头垄断的突然转变，起因是市场对石油产品的需求从煤转到燃油，同时在美国国内和远东、东欧发现了新的原油产地。一批新的石油公司成长起来：到1910年已有8家综合一体化的石油公司名列美国2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行列。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被反垄断法解散，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转变:在分离出来的16家大型企业中，有5个列在1917年200家美国最大工业企业的名单上。它仍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为在快速增长的汽油、润滑油和新燃油市场中获取份额，通过纵向一体化迅速成长。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石油公司继续通过向前结合(销售网络)和向后结合(勘探和采油)在海外扩张。大萧条时期，一些大公司从海外撤资，把海外资产卖给了3家在海外最活跃的公司，即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真空石油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另外2家，即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和海湾石油公司，则保留了海外业务。因此这5家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石油需求的巨大增长中大获其利。它们再加上英荷壳牌及英国石油公司—即所谓的“七姊妹”—继续主宰着战后世界石油工业的寡头垄断结构。

美国石油工业的领头企业从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体历史提供了一个现代工业企业崛起和增长的范例。第一行动者通过法律上的联合、管理集中化和对炼油、销售和管理的持续大量投资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只是在对特定精炼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以及新的原油来源出现以后，其他美国公司才有了能挑战标准石油公司支配地位的第一个真正机会。成功的挑战者是那些进行了三重投资的企业，它们先通过纵向一体化来增长，然后更多地通过职能效率而不是价格来为市场份额和利润互相竞争并与标准石油公司的继承者竞争。到1920年，所有的企业都由那些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管理着，他们绝大部分人只拥有所管理企业的极小比例的股份，在前标准石油公司的后继公司中，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甚至都没有以外部董事的身份参与管理。

在描述了石油工业的例子后，钱德勒从先行者和挑战者的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大企业在美国主要的工业部门中的发展。美国企业扩张的集体历程是由以下四个途径按顺序展开的：横向合并、纵向一体化、海外扩张和多样化经营。钱德勒指出，在这四大战略中，只有后两种是依靠组织能力。横向和纵向结合都是为了控制市场，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保证对市场的支配。使合并企业成为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先行者的条件是在合并的基础上实现管理集中化，并对生产、销售和管理进行集中投资以使企业的结构合理化。先行者和少数挑战者一旦确立，就会立即继续为市场份额和利润竞争，并以组织能力为利器向外国市场和相关产品市场扩张.以这两种战略进行的扩张日益依靠职业管理人员的协调，他们和高层管理者在多年竞争和增长中发展起来的职能管理和一般管理的能力强化了管理权和所有权的进一步分离，并增强了职业管理者对企业决策的控制。:因此，管理结构的兴起是发展组织能力的关键因素，而且它似乎也是钱德勒用来解释三个国家企业不同模式形成的关键变量。

英国

如果靠个人操作是美国管理型企业发展潮流中的例外，那么这种风格却是英国的普遍模式。与美国相比，在英国200家最大企业中，“比美国高得多的比例是生产消费品而不是工业品(生产资料)的企业。更多的企业集中于建立已久的老工业中，如酿造、纺织、出版、印刷、造船及化学和机械工业较老的部门。少得多的企业是在新的、技术先进的增长工业中。的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石油、电气设备和轻型机械工业中的最大企业还是美国或德国企业的附属”。不仅如此，英国企业的规模比美国的小，在1930年和1948年的200家英国最大企业名单上，只有大约50家的资产可以使它们被列入美国的200家最大企业行列。

根据钱德勒的研究，英国大型工业企业很少的原因是英国企业家没有进行对生产、销售和管理的三重投资。那么，为什么英国企业家对新的技术和市场机会的反应如此不同于美国企业家呢?钱德勒分析了这样一些因素：英国的国内市场规模较小、增长较慢，而出口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由于英国在运输革命发生之前就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以铁路、电报和轮船的出现对英国工业制度的冲击比对英国的要小得多，铁路也没有像在美国那样为管理、资本市场和政府管制提供新的模式；以牛津和剑桥为主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培养绅士和官员，它们对新工业企业的需要反应迟缓。

然而，无论市场规模、政府政策、教育传统有什么样的影响，当钱德勒分析企业的例子时，个人及其家族控制都成为解释企业行为的重要变量。“在整个19世纪末叶，英国企业家继续以个人眼光而不是组织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企业，把企业作为应该培育并传给继承人的家族财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驱者们只招募了较小的管理团队，而创业者及其家族继续支配着企业的管理”。

家族企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倾向是保证稳定的现金收入。由于企业利润是企业主的个人收入，所以这些企业宁愿把利润作为红利支付出去，也不愿留在企业作为投资基金。“在这种个人管理的企业中，增长不是基本的目标。……许多企业主宁愿享受眼前的收入而不愿对他们的企业进行大规模长期再投资”；“……有相当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即在英国，家族的大量稳定收入比企业的长期增长更有激励效应”。同时，“英国组织能力的发展之所以受到阻碍，不仅是因为缺乏企业之问的激烈竞争，而且也是因为企业创始人及其家族希望保持控制权。这种愿望阻止企业在遥远的地方或对新的来经验证的产品和工艺进行被企业主看做是相对有风险的投资。如果为这种项目筹资而需要新的资本，由此而引起外部持股或长期债务增加就会对家族持续的控制造成威胁”。因此，即使是效率较高的英国家族企业也不如美国管理型企业富有进取心。

因坚持个人管理而在三重投资上的迟缓使英国工业付出了高昂代价。在新工业中，机会之窗持续的时间短暂。在许多工业中，从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最初商业化到出现决定支配者的三重投资之间不过10来年的时间。当英国企业家踌躇不前时，美国人和德国人进行了使他们得以支配英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投资，使美国和德国的工业产值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超过了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英国新工业中的企业空前的机会来赶上美、德这两个对手。一个主要的成功例子是石油工业。1909年，在缅甸采油的伯马赫公司成立了一个子公司—英波(斯)石油公司—来开采在波斯湾发现的大油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英国政府购买了英波公司51%的股份，以保证海军的燃油供应。这个交易不仅提供了资金，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该公司变成不为个人所有和管理的企业。这个条件使当时任常务董事的人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要建立一个绝对一应俱全的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公司扩大炼油设施，并组建全资的英国油船公司以进入批发和销售业务。其继任者于1925年仿照美国管理模式对公司进行了管理改组，使公司到1927年时成为一个集中化的、职能部门化的、由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控制的管理型企业。195年，当公司在伊朗的基地被伊朗政府收归国有后改名为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rn或BP)，它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依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继续扩张，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

英国石油公司的成功之处在于：因突破个人和家族的控制而进行了三重投资。但这在英国企业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模式。在纺织工业中，工业组织结构基本保持未变。在有色全属和钢铁工业中，企业的规模小和家族控制互为因果，阻碍了战后遍过合并和管理集中化进行合理化的可能。轻机械工业始终被美国企业支配着，而造船工业继续衰落。只是因为依赖美国的技术和管理，英国的电气设备和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才取得有限的成功。总体上，英国工业因没有普遍发展出组织能力而受到削弱。

英国工业地位的相对衰落说明：掌握领先技术并不是经济成功的充分条件。直到1870年，英国钢铁工业由于首先采用两项基本技术创新—发明于1859年的贝塞默转炉工艺和在1860年晚期完善的平炉工艺—还在大批量生产钢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却是美国和德国钢铁企业在1880年为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成本优势而进行了三重役资，仅仅10年的工夫，英国钢铁产品就被挤出英国本土和英帝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市场，而且永远失去了这些市场。英国在有机化学工业(染料)中的失败尤其令人触目惊心。1856年，英国的泊金第一个发明出化学合成染料的工艺，使英国人直到1870年还掌握着无与伦比的技术领先权。同时，英国拥有丰富的基本原料(煤)，而英国的纺织工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最大的单一染料市场。尽管具有这些优势，英国还是输给了德国，因为是德国企业家投资兴建了巨型工厂，招募了管理团队，建立了遍及世界的销售组织并教会了顾客使用新产品。

德国

第一批德国现代化工产品的生产者是BASF、拜耳和赫希斯特三家大公司和四家小公司。它们首先是在茜素染料生产上兴建了大得足以获取规模经济的工厂，从而获得了先行者优势。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三个最大企业开发或生产许多品种染料、药品和摄影胶片的设施—这些设施使用相同的中间产品和工艺。到1900年，三大企业各自生产几百种不同的染料；到1913年拜耳生产的品种超过2 000种，对比之下，它们的英国竞争者或者生产很少的品种，或者质量低劣)。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些领先者先对分销系统、研究设施和人员大量投资以改进产品和工艺。它们具备遍及世界的分支机构和经纪人网络的新销售组织置身于世界最大的行列。这些分支机构不断向客户发出有关产品优缺点的信息和改进建议，这种信息是中间商难得有能力提供的。新的和扩大了的实验室在半个多世纪里都是有机化工方面的世界领袖。

与美国相似，德国的现代工业企业兴起于运输革命完成之际。但德国工业体系很快表现出自身的特点，而最突出的是银行的作用。由于德国国家官僚机构的控制，铁路的诞生没有对管理组织和劳动关系产生多大影响，但对工业金融却造成和在美国一样的深刻影响。1840-1850年建筑铁路的高潮导致对资本的空前需要，以国家规模甚至国际规模提供资本的信用银行在1850年后的德国大量出现。1880年后，随着铁路网的建成，少数很大的信用银行—称为全能银行—开始向工业企业集中、在这个过程中，比英美银行雇用多得多的职员的德国银行发展出对特定工业和公司的深入知识，并因为在工业融资中的重要作用而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德国全能银行首创我们今天所称的风险资本，它们为集中于重化工业的大型德国企业集群提供了为利用规模和范围经济并因此获得先行者优势所需的巨大启动资本。

德国法律不禁止卡特尔，也没有反托拉斯立法。随着对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投资增加，卡特尔的数量也增加，从1875年的4起增加到1890年的109起，再到1905年的385起。然而，由于合作合法，也就缺乏在整个工业范围的兼并以限制竞争的动机。由于钱德勒认为整个工业的合并是整个工业重组和合理化的绝对必要条件，所以他认为“这种合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的发生远远少于美国”。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是德国公司治理结构上的双会体制。188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股份公司要有一个负责日常经营的管理层董事会和一个负责控制和指导长期政策制订的监事会。但在实践中，监事会逐渐由非全时的代表所组成，既包括大股东(包括母公司)的代表，而且包括外部利益集团(如银行、有关社区)的代表。于是，监事会对公司的控制职能逐渐减弱，而由公司经理人员组成的董事会就决定长期政策和短期经营决策，虽然企业所依赖的银行和母公司的代表继续影响政策制订，而且监事会也因包括银行家和其他公司的官员而为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德国合作管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企业有大量投资的银行宁愿合作而不愿竞争，尤其当竞争威胁到利润时更是如此。不仅法律允许合作，而且教育体制为工业培养出来自相同社会阶层、接受相同技术和商业训练的管理者。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战后的危机使德国工业家相信，只有合作才能使德国工业复兴，从而巩固战前发展起来的合作的管理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在地理位置、政府政策、金融和教育体系上有什么不同，德国工业力量的崛起都是因为德国企业家能够为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进行三重投资。对于这种行为，钱德勒更多地是现象描述而不是解释。然而与英国相比较，最关键的因素似乎是德国企业家愿意依靠职业管理人员队伍。德国的大型现代工业企业在比美国更高的程度上集中于生产资料工业中，尤其是在重型机械、化工和金属工业中，而它们的组织能力是德国工业的核心力量。虽然德国的家族控制更强一些，美、德两国的企业都逐步成为管理型企业，它们之间的差异小于德、英之间的差异。那么为什么德国企业家能够比英国人更多地打破家族所有的局限?钱德勒给出了一个猜测：

因为德国有悠久的官僚式管理机构的传统，管理人员班子的概念也许不像对英国企业家那样生疏。在文职人员受到高度尊重的国家。领取薪水的新管理人员即使处于最低的管理层次，也被冠以私营企业高级职员的职称。而在英国，即使是最高级的领取薪水的管理人员也总是属于‘公司服务人员’，他们在1920年以前只有极少数进入董事会。而领取薪水的德国管理人员，尤其是握有学士学位或工程博士学位的，到1900年就能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而且还常常处于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经济到1924年稳定下来，工业开始复苏。那些在战前没有建立起组织能力的次要工业恢复缓慢并继续被外国企业支配着，但那些在战前就发展了组织能力的工业则开始了强劲的复苏，重型机械工业的企业—那些因利用了范围经济而在1914-年前获得成功的独特的德国企业—又迅速成为欧洲生产机器的领先厂商。电气工业中的领先企业西门子和AEG从它们毁灭性损失中迅速恢复过来，在短短几年内又重返国际市场。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都进行了战前所难以做到的合并及合理化。1925年，八家化工企业一一拜耳、BASF和赫希斯特—合并组成巨大的法本化学工业股份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管制委员会将法本拆成三个继承了上述名称的公司，它们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德国三家最大的化工企业。德国工业在德国两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复兴，更加证明了组织能力的决定性作用。

管理资本主义的逻辑:

钱德勒所诊释的历史证明，是工商企业—通过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主题一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后者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依靠生产函数的概念，即把产出的增长源泉处理成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增长，或这些要素的生产率的增长。但对钱德勒泉说，使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对物质资本的投资率，也不是政府、企业家个人品质或文化等(虽然这些因素都起作用)，而是支撑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发展的专业管理和组织体系的发展。钱德勒所阐明的正是主流经济学的盲区：组织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而对生产、分配和销售中的管理系统和结构的投资是总资本形成的组成部分。

以管理结构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如此重要，以至于钱德勒不认为技本本身是决定性的。英国人曾在炼钢和有机化工等领域掌握了领先的技术，但却是美国人和德国人通过三重投资所创造出来的大规模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获取了这些技术的经济收益。钱德勒早在《看得见的手》中就阐明了他的观点:生产率的潜力只有通过企业内部的组织过程才能被实现，而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能够有效进行计划和行政协调的管理结构〔他在这里继续深化了这个主题：新技术仅仅提供了生产率的潜力，实现新技术的潜在经济效益是一个组织性的问题，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可能的经济效益只有通过组织创新才能被实现〕。

对钱德勒来说，由三重投资所带来的组织创新的意义在于创建决定企业和国民经济绩效的组织能力。事实上，从扩张战略导效多部门结构的出现，到行政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再到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三重投资，钱德勒一生的工作都在证明管理和组织结构对于发展组织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管理层级的作用在于快速高效地协调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而缺乏这种协调只能导致涣散的行动，阻碍实现新技术机会的经济收益潜力。

以结构为基础的组织能力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为保持领先者优势的源泉，其动力是自我持续的。从钱德勒所提供的效据来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名列第一或第二的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保持第一或第二位的概率，在美国是0.57，在英国是0.56，德国是0.31.所以基于组织能力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其原因在于这样几个机制：（l）先行者因率先实现规模经济而在所处工业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2)先行者在所有的职能领域(生产、销售、财务等)都对跟进者具有学习优势；(3)挑战者的进入成本更加高昂，因为它们不得不面临先行者竞争性反击的不确定性。因此，如果先行者不犯错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以及技本和市场的根本变化，跟进者很难战胜在创进组织能力方面的先行者。

钱德勒没有忽略宏观方面，他系统分析了各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条件对工商企业的影响。所以对他来说，英国的个人资本主义是当时英国阶级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结果，而英国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多单位企业的发展空间。在德国，因为缺乏有组织的资本市场以及德国工业化时对更大规模经营的要求，银行发挥了比在美英更大的作用；没有反托拉斯传统的法律结构减轻了企业合并的需要，这又缩减了在工业范围内重组的机会。但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钱德勒却并没有把它们看做是决定性的，因为对他来说，决定工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始终只是一个—即管理者通过三重投资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决心和能力。的确，几家采取了这种战略的英国企业，如英国石油、联合利华和ICI公司就取得了与它们美、德同行可媲美的成功。钱德勒以这个逻辑有力地表明：一国经济的发展更关键地取决于建设企业层次上的组织能力。

不朽的钱德勒

钱德勒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背最出发，毕生致力于企业史的研究。他的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西方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企业史领域，B. C.(公元前)的意思是Before Chandler(钱德勒之前)。”在钱德勒之前，企业史的研究局限于对个别企业和个别企业家的经验描述上。钱德勒与前人不同之处是在众多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理论意义的主题( McCraw, 1988 )，因西他的研究对经济学、组织理论、管理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同任何学者一样，钱德勒的一些观点也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却没有任何人否定过他的研究的价值。由于钱德勒的理论命题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最大的疑问很可能是:纵向一体化的大企业是否过时了?就美国本身而言，新的、小的企业大量进入新工业并推动其发展的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些新进入者之所以能够找到市场、技术来源从而在技术创新上发挥作用，则是因为联邦政府、大企业和大学提供了基础结构。大量的经验证据支持钱德勒的观点，Harrison （ 1994）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企业在创造工作机会和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被严重夸大了，大企业及其战略伙伴仍然主宰着经济发展过程。在最近由十几名美欧著名学者对半导体、计算机、软件、机床、化工、制药和医疗器械七个高技术工业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中，他们发现这些工业中领先企业的经验符合钱德勒对工业领导权源泉的分析，而先行者优势在获取工业领导权方面是重要而持久的。至少，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使中国工业感到压力的不是那些灵活多变的外国小企业，而是那些能对其遍及全球的投资、生产和销售进行行政协调的巨型跨国公司。

国内曾有人把钱德勒与交易费用经济学相提并论，这至少是个误解。实际上，钱德勒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划清了他与交易费用理论及其他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企业理论)的界限。他在文中列举了经济学中的四种企业理论，即新古典企业理论、代理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钱德勒说：

我和威廉姆森的基本区别在于，对他来说，‘交易是基本分析单位’，而对我来说则是企业及其特定的物质和人力资产。如果企业而非交易费用是分析单位，那么企业设施和技能的特定性质就成为决定什么由企业做、什么由市场做的最重要的因素。

对他来说，只有以企业及其通过学习得到的能力作为分析单位，才能理解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来的大企业成长史。因此，钱德勒明确表示了对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同情。

钱德勒的企业史研究为动态企业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基础和历史概括，从而成为该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钱德勒从来投有提出过有关企业和工业组织的正式理论，也没有有意识地讨论经济学理论，但他的研究成果却摇撼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在钱德勒看来，市场调节的过程并非自动发生的，市场结构也不是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相反，是管理决策和影响企业组织的制度框架塑造了市场结果。但企业决策并不表现为连续的最优选择，在技术和市场条件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某些决策影响企业后来几十年的命运。企业的发展轨迹存在“路径依赖”。不仅如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可利用程度由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

这个主题与潘罗斯关于企业增长极限由企业管理力量决定的主题相通，而与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相悖。在经济学标准教科书中，个别企业的成本结构是给定的(表现为U形成本曲线)，由市场结构和生产的技本条件决定，而企业惟一能做的就是“发现”自己的“最优”规模。从速度经济原理到三重投资的战略意义，钱德勒所揭示的一个主题是：成本曲线的确定离不开基础结构、组织和企业的战略，而企业的成本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企业组织能力的内生变量。这是一个能够让一般均衡理论大厦坍塌的命题。因此，虽然没有去直接论述，钱德勒支持了动态企业理论的中心思想：特定的组织能力是特定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来源，是解释企业之间长期经济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而把新技术提供的机会转化为可持续优势的组织能力取决于管理团队的战略行动。钱德勒的一些观点可以受到挑战，但他的成就却是一座任何经济学家都绕不过去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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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结构 9.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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