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你没想到的，《天道》丁元英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伟天英 202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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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会影响批评

第一节中国智性小说的引领者

所谓智性小说就是以故事内容，以思想为主题，在故事的发展进程中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严肃深入的思考，并能引发读者的思考和讨论。它的特点是思想性强。

当代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愈来愈高，但在这一高速发展的社会里，精神文明建设却没能跟进。现代性生存的焦虑、不安、异化无处不在地侵扰着人们。人们对慰藉自身的思想、文化、信仰有了更深一步的需求。

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相比其他思想性强的史论、哲学著作来说，能够影响的人更多，范围也更广。在当下社会还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受众面。因此，相对比非文学性书籍来说，它拥有更多的优势。

智性小说能够培养人们对知识的愉悦感。大量术语和详尽的逻辑分析隐藏在复杂而有趣的故事间，使得人们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不知觉间领会到其间的知识。在得到文学艺术享受的时候，得到了对知识的愉悦。

智性小说能够有效地培养人们独立思考的思维习惯。由于智性小说有极强的思想性，其间的观点皆深刻或独特。这就必须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判断观点的优劣得失，正确与否。在判断的过程中，小说中的观点和读者自己的观点不断交锋，思维反复往来其间，则有利于人们独立思考的思维习惯之培养。

智性小说有助于人们理性地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现实，关心社会，是每个人的权利。然而热心并不等于正确，有热情并不等于有能力。现实社会人们关注现实和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大部分是带有太多的情绪在里面的，以至于看不清现实社会。智性小说在思想上含量巨大，思想间的交锋程度极强。这种情况能够使人们看待社会现实时怀有理性的眼光去关注、审视。

《遥远的救世主》这部小说的出现，涉及到了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涉及到了对当下农民生存现状的思考，涉及到了人们寻找灵魂归宿的思考，涉及到了山寨现象的思考，涉及到了如何拯救农民的思考，当然还有天国之恋的爱情思考。作者以她渊博的学识和严密的逻辑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精彩的人物形象，编织了一个大故事，将自己的思考置于其中。

无疑，当代需要这种小说。作者的实践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社会意义是因为作者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并且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小说中，贪官、黑恶势力、包养二奶、大庄家操纵股市、山寨、扶贫等现象都有所反映，作者还对“扶贫”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认为，扶贫不能以输血的方式，而应让贫困人口会造血，关于造血，作者反思到了文化层面，使贫困人口接受强势文化，拥有独立人格，去作为主体而不是等待救主的客体自己掌握命运。然而，弱势文化根深蒂固，消除它只能是一步步地来，在这过程中也需要强者的帮助，因此构建强者文化中的个人道德平台就为强者的独立人格取得了社会的肯定，同时，强者个人道德平台的提升也在经济上帮助了弱者。社会文化实现了转变。

在中国文学史上，智性小说出现得较晚，钱钟书的《围城》，近些年来麦家的《解密》《暗算》徐坤的《含情脉脉水悠悠》等都算不错的作品。《围城》是用洞悉人情的慧眼观照，以辛辣而幽默的笔调书写，戳破虚伪的面孔，显露真实。在这方面，徐坤的《含情脉脉水悠悠》与《围城》相近。但麦家的《解密》《暗算》却是与人的感情和心灵呼应精神智力游戏，在智力游戏中融入作者对命运温厚的关怀。《遥远的救世主》这部小说在智力游戏上比《暗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思想含量上更是丰富，更贴近现实。它设计的“杀富济贫”招数，容纳着佛教、人格、民主、拯救的思想，反映了现实贪官、操纵股市、扶贫等诸多现实。这些都为智性小说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第二节接受空间——读者与文本的精神相互批判和阐扬

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和姚斯的接受美学的角度讲，读者对文本具的演进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前者在“作者—文本—读者”三个基本环节中更强调“文本—读者”这一环，对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阅读中的阐释作用，且认为阐释可以超越作者的原意。后者同样强调文本的开放性与读者的参与性，并且认为读者接受时文学演进的内在逻辑。

因此，读者在参与文学活动过程中，对文学的再创造具有的意义。在思想层面，这部作品有较大的争议。一方面是提出自己对于丁元英本人做法的意见。此类争议水平还在于对丁元英个人评价之中，属于人格人品方面的评价。文本呈现了社会人士对丁元英做法以及本人的评价。褒贬不一，各有道理。

如文中第四十四章《是法律的失败还是文化的失败？》一文摘录中，提到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只能解决最表面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觉悟解决。文化属性即为民族的主，主其兴衰浮沉。当一个民族最强调道德的时候，正是这个民族道德最沦丧的时候。表面上这是对法律和文化失败的探讨，深层次却是强调道德的沦丧，由此影射了丁元英道德水准的低下。

《最好的强盗最坏的英雄》中谈到丁元英间接地杀了乐圣公司总裁林雨峰，把乐圣这个民族品牌葬送了。这是杀富济贫而非扶贫。丁元英借“扶贫”的名义奴役了农户，败坏了市场风气。丁元英用一种卑鄙的手段达到了貌似高尚的目的。丁元英是个不折不扣的道德败坏者。

从《痞性？德性？道性？》这样的标题中，写文章者对丁元英的痞性、德性、道性一一质疑，对这个无法界定的人以“？”这种否定形式来间接否定这个人。《强者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的标题同样对丁元英本人提出了质疑。如果文章的作者认同丁元英是强者逻辑，那就没必要再提出一个强盗逻辑来。强者逻辑与强盗逻辑不同，前者敢于和任何强者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后者只能是运用非常手段破格获取。从这篇文章的标题中可以读出文章作者对丁元英行为的否定和对丁元英本人人格的贬低。

这类评价与思考体现了作者与读者对丁元英本人品质的肯定与否定。这是一种个人道德评判，它囿于对个人的评定，没有由此引发出更多更大的社会性思考，属于社会对个人的评判层次。

可是读者对这种评判未必认同。在作者创作出文本之后，文本便有了独立的品格，读者完全可以阐释文本，甚至超过作者的原意而阐释也是允许的。由此，我可以不认同上述文章的看法，认为丁元英本身的做法有可取之处。这种做法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引发了社会的讨论，开启了社会对这方面的思考。同样可取。

读者对文本进行阐释，文本对读者有着制约。两者相互否定，文本不断影响着读者，读者也可以再阐释文本。在文本的不变与读者阐释的变化中相互批判，相互阐扬。

另一方面，由于这部小说展示的情节在社会中出现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相似的思考不止出现在文本中，还会跳出文本，成为效仿的榜样和社会精神文明构建的参考。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弱势文化如何能得救？强者的道德平台如何能更好地建立与发挥作用？

《给强者的道德构建一个文化平台》一文指出法律治标，文化治本。法律的神圣是缘于道德文明的崩溃。对弱势多一点关注，激励强者构筑更高的道德平台以获得社会的综合效应，就一定会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构建。在《关于杀富济贫的思考》一文提出构筑强者的道德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对道德平台的高和低进行了分析，太低则挤压了弱者的生存空间，太高则不利于操作。其理想高度，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与人人平等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平衡。主流的文化优胜劣汰，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但也应该关爱弱势，正视道德，正视等级。在此基础上由量变引起质变。《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一文中提出计划经济的弊端适宜弱势文化生存、繁衍，解决它要靠政治理想教育。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靠社会利益调节机制去解决。获取平等，就必须付出惰性的代价；获取活力，就必须付出等级的代价。在现代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则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

对道德平台的构建，作者通过设置不同的文章来发出不同的声音。读者在解读的过程中添加自己的看法，阐释不断地丰富，形成了一个接受空间。

所有由文本引发的关于现实的思考都只需要包含在其中。上述观点是由此现象引发的社会思考，属于个人对社会环境的思考层次。

无疑，作者为受众提供了一个从社会对个人评判到个人对社会环境的无限思考的话语场。在话语场中，读者与文本相互诘问，相互质疑，相互印证，相互辩难，相互提升，从而螺旋上升地提升个人和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这也就是本文所提出的精神批判与相互阐扬。

结语

《遥远的救世主》所呈现出来的思想魅力是其在智性小说领域独树一帜重要原因。这部作品在独立人格方面的高扬，对“拯救”与个人道德平台的思考开启了新的高度。在中国智性小说领域，它达到了引领时代的高度，在读者与文本的批判和阐扬中，小说文本不断地被丰富，给社会与时代以良性影响。虽然在艺术上还有不足，像丁元英形象在思辨和才力足够，但在感情上却不足，因此，能给人以震惊却不能给人以震撼。说明性语言的难以表达丰富而独特的感情，艺术性上有所欠缺。另外小说在结构上的旁逸斜出影响了作品结构本身的紧凑，同样未能满意。总之，这是一部思想性大于艺术性，社会影响大于文学影响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