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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先生的国画《虎》。 可以想见，我陆续收到多位学者的回信，他们感动于我的《勘误表》，留意我这样一位核工业“老干部”的学术兴趣。浙江大学邵培仁先生还给我邮来了两本赠书《媒介经营管理学》《新闻传播学》，让我备受鼓舞。吴飞老师还打来电话，说没有及时回信，就电话表示感谢。我还电话向桑义燐老师、黄旦老师、邵培仁老师等学者请教过学术问题。 不敢想象，这些大学者的谦和与耐心。多少年以后，我当了高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如果对方是个跨专业报考，连个新闻ABC都不懂的年轻人，我肯定会劝他：别考了，不要瞎子点灯——白费蜡！说个实在话，跨专业报考，需要很强的自学能力和信息抓取能力。既需要独立思考，又要善于借助外人的帮助。“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可以豁然开朗。 本来我计划是第一年备考练兵，可以不去应战。后来一想，反正水深水浅，还得自己蹚一把，那就仓促上阵吧。反正有工作，试验的成本不高。不然，第二年还是考研战场上的“新兵蛋子”。 第一年英语差2分，没有入围复试。即使入围了，也未必能录取，因为那个分数不占任何优势，何况我还是跨专业的同等学历考生呢？我后来的经验，那时完全不懂可以调剂到其他院校。如果万一行得通的话，早几年上学，人生可能大不一样的。但是，好与坏也难说。
有了第一年的经历，后来我考研就属于“老战士”了。但是，道路没有那么一帆风顺。断断续续我又参加了几次考试，报考过后来的浙江大学新闻系也不理想。 其间，单位领导高看我。1999年10月拟提拔我为宣传处副职，我婉拒了。因为同意了升职，就失去了报考机会。这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话说2000年，我阅读了复旦大学丁法章先生的《新闻评论学》，该书附录中引用了广西大学曾建雄教授的新闻评论史研究成果。一个全新的念头冒出了，报考广西大学如何？因为广西大学2001年招收新闻学方向研究生名额高达19人，传播学3人。这在当时全国也不多见，足见当年广西大学新闻专业办学实力。 可以说，备考广西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压力不大。因为我已经是老江湖了，考试不在话下，就看运气了。考试具体分数现在有点忘记了，我拿到分数单一看，因为英语、政治都过线了，三门专业课也过了60分以上，但是总分偏低，好像是320分吧。我觉得还是有点希望的。
那一年，核工业企业内部还举办了一次六七十人的通讯员培训班，邀请了中国核工业报编辑部主任讲“消息写作”、三峡晚报机动记者讲“如何采访”，内部还邀请我讲“通讯写作”。我精心准备了一下，讲课很轻松。讲着讲着，我发现会议室最后一排坐着公司党委书记，他边听边微微发笑。 下课了，我恭敬地走到书记大人身边聆听教诲，他却来了一句：你小子还真能摆糊！挺好挺好，晚上一起吃饭，陪一陪中国核工业报的领导吧。 晚上，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核工业报编辑部主任和我，四人围坐。两位领导席间说，公司缺个宣传处长，你看怎么样？我只好应承下来说，好呀，好呀。但是，内心还是渴望能去读研究生。官不官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好干呀！ 2001年4月初，我收到了复试通知的挂号信。那一年，我们企业处在低谷，工资少，还不能按时发。我手头连点闲钱都没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向郭姓老同事借了1000元作路费，至今不忘。
4月下旬，我请假奔赴南宁，顺利参加了复试。复试的新闻学方向来了30人，只录取20人。传播学方向来了20人，只录取10人，还“借”了来年的招生指标。 6月初，学校来了一封信，要调档政审。报告给领导，结果上级单位人事处长不同意，说在岗的干部档案怎么能随便调呢？我说，这点事连总经理都知道。她非不信。于是，我们一起到总经理办公室，人家一摆手，放档案吧，这事儿我知道…… 为什么总经理知道？不是因为我找过他，或者送过礼。因为我敢于拒绝更高职位的提拔，这是罕见的，他因此就懂得我的“决心之大”。 若干年后，我和原总经理在北京集团总部共事。他评说当年，感慨地说：年轻人读书是对的，我历来是持鼓励的态度，卡人不是办法。学成了，又回来做贡献，不是挺好的事吗？
2001年7月份，我收到了广西大学公费录取通知书，而且可以转户口和档案。8月底，我顺利办理了调动手续，迁移了户口，在同事们的祝福声中又回归了学生身份。 后来，3年的研究生生活，是充实而快乐的。毕业后，我在武汉一所大学教了4年书，同时也备考了4年博士研究生。有了考研落榜和折腾的经历，我的内心足够强大，也有足够的学术支撑底气，又先后考过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最终意外地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又享受了3年博士生活的洗礼。 人生是一条长路，读书学习是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今天早上，打开人民日报客户端，看到一则图片新闻： 台湾105岁的老爷爷赵慕鹤先生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旁听（下图），他准备报考个博士。他说：工作不是负担，无聊才是。这才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好榜样！向老人致敬！（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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