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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三月。春风拂面之时，南方的鄂东人，可以出门踏青，赏桃红，看柳绿。年复一年，景色依旧，人却不同。 四季分明的鄂东，房前屋后，常见的就是桃树、枣树、桔树、栗树、柿树等南方的果木。但是，春天最惹眼的，莫过于桃花朵朵，花开满眼春。 1979年秋季，在祖宅的后坡上，父亲主事，建了三列大三间泥房子，比原来的两列小矮屋强多了。 即便如此，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眼里，还是比不上曾祖父时代，昔日大家族住过的几进几重老屋的奢华。可真相谁知道呢？也许那只是老人们的怀旧情结和晚年落寞的情绪化表达吧…… 记得新屋还未动工，父亲就在西侧的坡岸上，种下了一株桃树，据说还能辟邪驱鬼。桃树不同于枫树，很少长得直溜溜的，用“亭亭玉立”形容桃树，那估计是造句者搭错了神经吧。 桃树颇像个妖艳的女子，腰身从来就没有挺拔过，枝枝蔓蔓的，故意要扭曲成婀娜多姿的“三道弯”、“四道弯”、“水蛇腰”…… 在我印象中，那株桃树应该是父亲移栽来的野苗儿，至少有几年的树龄。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中的老徐，自损为“歪脖树”，若是形容我家的桃树最恰如其分。那树就是偏不直线长，最粗大的枝干如射向西天的炮管…… 桃树栽下就活。我那时还是小学生，日日馋着盼着吃上《大闹天宫》中孙猴子吃过的蟠桃。看着春来桃花开，枝头的花朵儿，像一个《红楼梦》剧组中的女演员们，尽情地争奇斗妍，争着风中招展花枝，争着被蜂蝶儿包围，甚至争风吃醋呢…… 待春风吹过，待春雨沐浴过，枝头的花儿眨眼之间全凋谢了。满地的花瓣，遇上林黛玉会来葬花，会悲悲戚戚地吟唱起“花谢花飞花满天”的《葬花吟》。 而我儿时调皮捣蛋惯了，受着父母无尽的恩宠，哪有闲情去惜春、伤春。看那一地的落英缤纷，伴着泥土和雨水，我眼中更像看到土灶大锅中的一堆炒花(鸡蛋)饭。 等再过些日子，枝头就露出了小小的绿色毛桃儿，如尾巴倒挂在枝头的小毛猴儿，在风中快乐地摇曳…… 毕竟是野桃品种，那树的桃子长不大，定型了，也就如乒乓球大小。我等不及了，趁人不备，用竹竿打两个下来。尝尝味儿，可想而知，哪里会好吃呢？ 大约一年的秋冬之季，父亲请来一个乡村的农技人员。在我注视下，技术员动手锯掉桃树上面的枝桠，如让风华正茂的桃树“剃度为僧”，只留下半截树桩，上面留有四个枝桠。用刀一一劈开来，中间绑上另外的桃木，再用尼龙等包裹好。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套活儿叫做“果树嫁接”。 第二年春来，四个枝头上，惟有一枝冒出绿色的枝叶，另外三个好像睡不醒了。两三年工夫，桃树又获得新生了，枝繁叶茂了。另外三个没有生长的枝桠就腐朽了，嫁接处长了一个大大的节疤，像乡间患有大脖子病的人们一样难看。 农业技术真是神奇，嫁接桃树的新枝上，每年花开得更多更艳，果子结得更多更大，最终结的果子像成人的拳头一般，紧紧地攥在枝头间。父亲说，以前叫野生的毛桃，现在是大蟠桃，品种差异很大。 每年夏天，能侥幸地躲过乡村顽童们偷袭偷吃的几个大桃子，味道好极了。在那个缺吃少喝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的桃树，无疑是乡村孩子们的眼中“宝贝”，勤思冇想地摸到树跟前。 孩子们仰望枝头的风景，口水兴许会流下来，双手必定会痒得难受，恨不能赶紧找个石头或者竹篙来“作案”呢…… 多年以后，我记不清桃子的滋味了。年年三月，一树的桃花盛开，那是老家门前的一幅立体的画卷儿，每天的景致略有不同，灿烂地映入我的双眼，填满我简单的童心，生活也仿佛添了无限的希望…… 人生苦短。无情岁月，如一只小鸟惊恐飞过。在我上中学期间，桃树枯萎了，末了只好作柴了，引燃了灶中的一把火，烧得噼里啪啦，那是它最后的一幕。而在我在武汉教大学期间，父亲突然走了，最后凝成家族祠堂里矗立的一个小小的木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来自古老的《诗经》中的句子，是多么美好、多么生动的语言呀。 记得我还中学时，就翻过父亲买回的一本《国风译注》，闲来庭院里翻看，借助白话译文，读得津津有味。 后来，我离开故乡，辗转数地，一路向西，再向南，后向北。漂泊如海中的扁舟一叶，求学、求生，还求爱，且幸运地读到多种版本的《诗经》。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诗和远方，总在我左右。 可是，故乡版的桃树没了，制作我的母版的父亲也没了。他们残忍地从人间“逃”之夭夭了，留在我的心头，只有两个被岁月掏空的大洞。 随之，在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忧伤，那是再见不到桃树、也见不到亲人的伤痛，那是永远无法填补的情感无底洞呀…… （感谢书画家李建先生，配图是他创作的多幅魏碑作品，为本文增色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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