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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包括楚雄以西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区，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蜀—身毒道最迟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然而，直到西汉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巴蜀物产，汉朝廷才知道蜀—身毒道的存在，继而多次遣使探路。发现该道滇西段被嶲、昆明控制，西汉时虽然在滇西设了郡县，但仅限于澜沧江以东的昆明人区域。直到东汉初年哀牢内附，汉朝才在澜沧江以西设郡县，控制蜀—身道的滇西段。对于这一过程，前人围绕汉朝探求蜀—身毒道的过程、汉朝在滇西郡县设置以及汉朝对外交通等问题多有讨论，而且基本达成一致，依据《华阳国志》“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澜沧，为他人。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1]的记录，认为西汉滇西地区的郡县已达到澜沧江以西。[2] 然而，根据《史记》、《汉书》，西汉在滇西地区的活动主要是为了突破昆明对蜀—身道的控制而与昆明征战，并在洱海区域设了郡县，但并未完全控制洱海区域的局势，不时有反抗发生。《史记》、《汉书》中没有西汉越过洱海区域与哀牢有往来的记录，也没有西汉在澜沧江以西设郡县的记录。东汉设永昌郡，统辖哀牢、博南、嶲唐、不韦、楪榆、邪龙、比苏、云南诸县，若按照嶲唐、不韦在保山，则以下事件的一些现象无法解释。“建初元年（76），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嶲唐城。太守王寻奔楪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3]如永昌郡守避乱为何舍近求远，不到离郡治嶲唐较近的博南、不韦避乱，而越过不韦、博南到楪榆？是不是有另外一条不经过不韦、博南的道路可以越过澜沧江？ 《后汉书》也记录了汉朝在澜沧江以西设郡县的内容，情节与《华阳国志》所记相似，只是将时间改为孝明帝时期。孝明帝即东汉孝明帝。《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4]认为东汉时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江。也就是说东汉时才将郡县推进到澜沧江以西。从以其地置哀牢、博南县的记录来看，澜沧江以东的永平也是哀牢的势力范围。 《后汉书》与《华阳国志》的记录在时间上相互矛盾，孰是孰非呢？除了根据《华阳国志》的记录推测西汉时有一条经过洱海以北渡过澜沧江到达保山的路线，西汉时沿此路线设了比苏、嶲唐、不韦等县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华阳国志》的记录是错误的，《后汉书》的记录才是正确的。即西汉时并未越过博南山，渡过澜沧江，甚至澜沧江以东的博南等地也仍被哀牢控制，西汉只是在洱海地区设了郡县，嶲唐、不韦、云南、楪榆、邪龙、比苏等地都在澜沧江以东。 东汉时汉朝的郡县才推进到澜沧江以西。东汉时第一批哀牢内附实为往东迁移，进入益州郡洱海区域，但益州郡守驻在滇池区域，比离越巂郡守驻地还远，故内附的哀牢诸邑王向越巂郡守请求内附。汉朝将内附的哀牢安置在洱海区域，并以其分布范围设为益州郡西部都尉。此时东汉在滇西的郡县数量和空间范围与西汉时相比没有变化，只是增加了所辖人口。到永平十二年（69）时又有部分哀牢内附，汉朝在其故地设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辖诸县合并，设为永昌郡。设永昌郡标志着汉朝控制了蜀—身毒道滇西段，并开辟了博南道。本文即讨论两汉时滇西昆明、哀牢对汉朝在滇西的郡县设置和交通开拓方面的影响。 一、蜀—身毒道上的昆明 昆明人是两汉时期滇西地区控制着蜀—身毒道的群体。一般认为昆明是从事牧业的人群。[5]然而，随着洱海区域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在洱海区域发现了新石器以及青铜时期的农耕遗址。苍山马龙遗址有农田遗迹，其所种是适于旱地的农作物；[6]剑川海门口发现了炭化稻、麦、粟、稗子、桃核和野栗子等农作物，还有栏杆建筑遗址，有冶铸石范；[7]宾川白羊村遗址也有白色粮食粉末与稻壳、稻杆痕迹；[8]洱海以东区域还发现大量螺蛳壳遗存。这些考古遗存反映的是农耕、渔业等生产方式，与司马迁所记的随处迁徙的生活方式不同。 目前学术界基本认为洱海区域的农耕文明是昆明人之外的另一族群创造的。如张增祺先生提出洱海区域不是单一族类，“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的主人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族，他们和‘随畜迁徙，毋长处’的昆明人没有文化上的承袭关系”。[9]李东红教授认为洱海区域的昆明包括从事游牧的昆明族群，以及从事农业的昆明之属的僰人、靡莫、廉头、姑缯、楪榆、邪龙、姑复等部族。[10]林超民教授认为洱海区域的农耕文明是司马迁没有记载的古代洱海人创造。[11]他们的结论建立在昆明人是单一经济文化生活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汉书》均有汉军征伐昆明获得谷物的记载，也有昆明人控制蜀—身毒道的记载，还有昆明人“亡君长”的记载。谷物和控制商道表明昆明人的经济生活不是单一的，“亡君长”说明昆明社会是多元的部落联盟体，各部落之间的经济生活方式可能会有差别。虽然昆明“亡君长”，有的控制了商业，有的从事牧业，有的从事农业，但并不影响他们都被称为“昆明”。 实际上，昆明人的经济生活是多元的。昆明人地区有牧业，也有农业。弥渡苴力石板墓葬中发现大量青铜牛、马模型被认为跟司马迁所记昆明人从事牧业有关，[12]也和汉军在与昆明人的战争中掠得大量马牛羊相互印证。然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东汉建武十八年（42）越嶲郡姑复，益州郡楪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人反叛，被镇压后，汉军掠得谷、畜。[13]值得注意的是，对“建伶昆明”断句会影响对该史料的解释。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及《云南史料丛刊》均断句为“建伶、昆明”，[14]认为昆明与楪榆、弄栋等是并列关系，但在西汉、东汉时期益州郡和永昌郡所辖县有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而没有昆明，[15]因此正确的断句应是“建伶昆明”，意思是楪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等地的昆明人反叛。汉军镇压昆明人获得谷、畜，表明谷、畜是昆明人所产。 洱海区域不仅有畜牧、农耕，还有渔猎、冶铸。近年来洱海东岸岛屿、半岛附近也发现有青铜文化遗存。这些遗址大都覆盖着厚厚的螺蛳壳，并伴有青铜剑出现，甚至有铜柄铁剑。考古调查人员认为，“遗址的主要经济来源为捕捞和狩猎”。[16]冶铸遗址在剑川海门口和弥渡合家山有大量发现。弥渡合家山发现大量青铜器时代的陶范、石范，被认为属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些范的形制、纹饰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弥渡苴力等地的器物纹饰相近，部分与滇文化、洱海区域文化类型也相似。[17]剑川海门口的文化类型则跟剑川鳌凤山、楚雄万家坝、昌宁坟岭岗等地有相似之处。[18]这些现象表明这几个区域之间保持着一定的经济文化交往。 既然昆明人是多元经济生活的部落联盟，有农耕、牧业、渔猎、商业等经济生活，但为何司马迁只记录了“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呢？昆明人不仅生活在洱海区域，甚至在金沙江流域的盐源、盐边、永胜等地也有分布。这一区域是昆明人的东北边缘，也是司马迁亲履其地、有所见闻的区域；但因司马迁在世期间，蜀—身毒道“终莫得通”，司马迁“南略邛、笮、昆明”[19]只限于昆明人边缘区域，未进入昆明腹地洱海区域，所以司马迁了解到的只是昆明人与邛、笮相邻的“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并未记录洱海区域从事农耕、渔猎、商业的昆明人。 二、蜀—身毒道上的哀牢杨终《哀牢传》是目前所见的最早记录哀牢人的文献。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任东汉显宗朝校书郎。该书已亡佚，常璩《华阳国志》、范晔《后汉书》等是现存对哀牢较早的记录。此后，郦道元《水经注》、杜佑《通典》等都有记录。哀牢在东汉才进入汉朝的视野，但其部落、居民早已存在。杨终《哀牢传》载：“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20]可见哀牢与汉朝接触时，至少已有八代以上王位世系。哀牢贵族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21]社会等级特征明显。 哀牢的地望，方国瑜先生认为“哀牢地广人众，当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明、清时期之孟养、木邦等地，其南则为凤庆及临沧至西双版纳及以南地带，甚为辽阔也”。[22]澜沧江、怒江中游的昌宁、施甸、龙陵、腾冲、云县、双江、凤庆等地，存在一种靴型铜钺、弯刀、牛纹编钟、案、盒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遗存，尤其是坟岭岗和大甸山墓地代表了这一区域的特色文化。[23]这一文化区域与方国瑜先生推测的哀牢人的分布范围相吻合，极有可能坟岭岗、大甸山墓地的主人就是哀牢人。 明代董难《百濮考》引起了后人对濮人族类的讨论。朱希祖认为哀牢为濮族大宗，初为沿海民族，而分化为百越、百濮，汉时的儋耳、珠崖、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为百越之地，犍为、越嶲、益州、牂柯为百濮之地。[24]范义田认为哀牢的族系与昆明相同，也与南诏相同，都崇拜龙，属于氐羌民族。[25]此后有关哀牢族属的讨论基本沿此两种观点进行。方国瑜先生认为哀牢是多族类的区域，但以濮人为主要，哀牢濮人与江汉濮人、夜郎濮人都有区别，哀牢濮人是孟高棉语族居民，滇越是哀牢的首邑。[26]张增祺先生认为哀牢既不是单纯的濮人，也不完全是澜沧江流域的昆明人，而是以濮人和昆明人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且认为哀牢濮人不是孟高棉语族的濮人。[27]学者们在哀牢种类上的不同观点表明哀牢的居民种类复杂。哀牢国除了有刻画其身、穿鼻儋耳、衣着尾的居民外，还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等多元种类。[28] 哀牢的族类多元而复杂的特点，当与哀牢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哀牢处于澜沧江以西、伊洛瓦底江以东。这一区域在秦汉以前就有商贸道路连接巴蜀、江汉、岭南、滇池与印度，商贾往来于哀牢造成了哀牢地区的多元族类、多元文化特点。如大甸山墓葬有土坑墓和土洞墓两种葬式，“推测土洞墓这类墓葬的主体民族可能更多的与来自长江中游的百濮民族的族群相关。……土坑墓这类墓葬可能属于来自中国西北的氐羌民族的遗存。”[29]坟岭岗出土器物与剑川、楚雄等地器物的相似，甚至与川西青铜文化也有一定关系。[30]这些相似表明这些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郡县设置与开通博南道自张骞得知从蜀地经过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的道路之后，“天子乃令王然于、伯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31]《史记·大宛列传》曰：“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32]又曰：“置益州、越嶲、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33]又《汉书·武帝纪》曰：“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34]此事就是《大宛列传》所说“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35]“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益州郡）”。[36] 西汉时虽将洱海区域纳入了郡县体系，设不韦、云南、嶲唐、比苏、邪龙、楪榆六县[37]，但从东汉初年在滇西的郡县设置来看，西汉时在滇西的郡县并未越过澜沧江以西。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曰：“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为所禽获。于是雷震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箄船沈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茤，鹿茤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余众惊怖引去。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在此战争前，哀牢“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战争后贤栗遂率种人诣越嶲太守，始请求内附。[38] 哀牢贤栗归附，汉朝因之合并益州郡洱海区域诸县，设为益州西部都尉，[39]治所在嶲唐县。嶲唐在西汉时已设县，是昆明人故地。汉朝之所以将洱海区域也隶属于西部都尉，将都尉治所设在嶲唐，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东汉初年贤栗率种人诣越嶲太守，哀牢人迁移至洱海区域，故将洱海区域诸县设为益州西部都尉。第二，汉朝在嶲唐已有较好的社会基础，故将治所设在嶲唐。第三，东汉时洱海区域的昆明人也不稳定，故在哀牢内附之机设益州西部都尉同时控制昆明、哀牢。 嶲唐是西汉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按照前人的考证，在澜沧江以西。以此推论，西汉时郡县已推进到澜沧江以西。然而，无论是《华阳国志》记载“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还是《后汉书》记载“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都表明渡澜沧江跟汉朝与哀牢的往来有关。然而，西汉并没有汉朝跟哀牢往来的记录，也就是说《华阳国志》所载西汉时越过澜沧江的记录应该是错的。那么，西汉在滇西的郡县应该都在澜沧江以东，即嶲唐、不韦均在澜沧江以东。王宏道先生即认为嶲唐在兰坪[40]，兰坪在澜沧江以东，符合嶲唐在西汉时设为县的历史。 不韦也是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41]按照西汉时郡县未越过澜沧江以西的论断，不韦也应在澜沧江以东。此外，《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与栋蚕的战争曰：“（建武）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明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此叙述强调汉军渡泸水进入益州郡。按照对仗的叙述方式，若汉军追至不韦有渡江河行为，应有所记录，但实际上没有，表明不韦应在澜沧江以东。又《后汉书·郡国志》载：“不韦出铁。”[42]直到清康熙《永昌府志》仍仅言澜沧江以东的永平县花桥山产铁，澜沧江以西没有产铁的记录。[43]因此，不韦应在澜沧江以东。 汉朝在澜沧江以西设县是东汉永平十二年（69）的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44]此表明：东汉永平十二年时，汉朝始在原昆明区域的基础上向西拓展了疆土，在哀牢故国的基础上增设博南、哀牢二县，其中博南县在澜沧江以东，哀牢县在澜沧江以西。 东汉在哀牢地区设县的同时，将原益州西部都尉所辖六县与新设的哀牢、博南二县合并，设为永昌郡。班固作《东都赋》歌颂此事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詟水慄，奔走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45]根据《滇志》的记载，哀牢县在澜沧江西今保山市隆阳区；据《华阳国志》博南县“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兰沧水”，[46]则博南县在澜沧江东今永平境内。民间流传的“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歌谣，反映了东汉设博南县，渡过澜沧江设哀牢县的历史过程。 东汉在哀牢设县以后，西汉武帝开通蜀—身毒道的愿望才算实现。此后哀牢以西南区域与汉朝开始有直接往来。“永元六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47]“（永建）六年，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辨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及掸国王雍田，亦赐金印紫绶。”[48] 四、讨论哀牢、昆明位于中国古代通往印度商道上的滇西段的贸易要道上，享受控制商道的经济利益。汉朝试图控制蜀—身毒道，就是要打破昆明、哀牢对商道的垄断。以往研究大都认为西汉时益州郡县已越过澜沧江，[49]但本文发现，直到东汉时哀牢地区的局势变化，哀牢转而附属汉朝，被设为郡县，主动将商道控制权让给汉朝，汉朝的郡县才推进到澜沧江以西的哀牢地区。 昆明、哀牢的社会结构不同。昆明被认为是无大君长的联盟社会，各部落平时既有矛盾也有合作，一旦受到外来威胁，各部落就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哀牢社会的等级特征明显，王族已形成世袭特权。东汉时将内附的哀牢迁到洱海区域，三国时进一步将哀牢往东迁移。哀牢人的迁移使哀牢的社会结构被复制到新居住地区，甚至将昆明人纳入哀牢的社会结构之下。在遇到中国王朝的势力减弱时，哀牢以其社会结构重新整合哀牢人所分布的区域，在洱海地区得以进一步发展。到隋唐时，哀牢后裔已成为影响洱海区域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 按，作者罗勇为四川威远人，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硕士生导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原文载《中国中古史集刊》第6辑。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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