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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与江先生是大学同学，两人在校园里是自由恋爱，感情基础比较好。双方恋爱同居多年，因年纪较小，原本没有结婚计划。2014年，因李女士意外怀孕，双方登记结婚，并于次年生下了女儿江小妹。 江先生家庭条件较好，早年在北京购买了同一小区两处房产，均登记在江先生父母名下，江先生一家居住在其中一套房子，江先生父母居住在另一套房子里。江小妹出生以后，李女士辞职在家照顾孩子，家里不开伙做饭，平时吃饭都在公婆处。 李女士表示，江先生婚后态度变得很不好，生完孩子以后又嫌弃自己身材走样，夫妻俩经常发生争吵，江先生表示自己追求新鲜和刺激，这辈子不会只和李女士一个人接触。据李女士所说，江先生曾经参与过群P这类性聚会，还劝说李女士一起参加。  2017年以后，江先生被派往国外工作。江先生陈述，李女士在此期间与某婚外男性有暧昧关系。2018年8月18日，两人因李女士出轨的事情再次起了争执，江先生将李女士赶出居所，李女士遂带着女儿江小妹离开。 随后，李女士将女儿送回山西老家，并正式委托我们提起离婚诉讼。  第一次来律所时，李女士表示想要离婚，但双方对孩子抚养权争执不下。咨询后第三天，李女士被丈夫赶出家门，李女士安顿好女儿后，就来到家理律所，委托我们立即提起离婚诉讼，并希望获得孩子抚养权。接受委托后第二天，我们就前往法院立案。在开庭前，我们曾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江先生同意离婚，但不愿意支付抚养费。  经过证据梳理，我们发现李女士争取子女抚养权并无优势，江小妹已经3周岁，虽然李女士照顾较多，但孩子爷爷奶奶有相当的协助，且男方在京有稳定居所，收入较高。为了获得更多优势，我们搜集了李女士曾经发生两次宫外孕、孩子目前随女方生活、女方收入稳定、男方被派驻国外无法亲自抚养孩子等证据，整理了孩子近期开销的票据，以举证孩子的实际支出，并对李女士进行了庭前辅导，最终为李女士争到了女儿的抚养权，并获得了较高的抚养费。 本案经判决结案，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江小妹由李女士抚养，江先生每月支付3500元抚养费。每年寒暑假，江先生可接走江小妹共同居住15日，除此之外每月第二周周六上午十点江先生可从李女士处接走江小妹，并于周日下午五点送回李女士处。双方各自名下存款及公积金归各自所有。 一审判决出来后，江先生提出上诉，要求李女士确保将江小妹接回北京抚养，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孩子的抚养问题。双方对孩子的抚养权、抚养费、探视权等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第一，孩子抚养权归属。从我们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孩子年龄对抚养权归属具有较大的影响。2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归女方抚养；10岁以上的孩子，法院按照孩子的意愿进行判决，北京高院有个文件指出6岁以上孩子就可依据孩子意愿判决，但审判实践中不会直接依此判决；2岁至10岁的孩子，从有利于子女成长的原则出发，法官对父母双方的抚养条件进行权衡后判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从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大部分离婚诉讼中孩子的年龄均在2岁至10岁之间，法官一般会看双方的居住条件、收入情况、目前与哪方形成了稳定的生活。虽然孩子目前随李女士生活，但是在开庭时还不到两个月，没有形成稳定的生活，同时李女士在北京没有住房，收入也没有男方高，李女士的胜算并不大。为此，我们向法院提交了大量李女士与女儿的亲密照片，李女士与女儿兴趣班老师的聊天记录等等，以这些具象的证据来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最终为李女士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第二，抚养费数额的确定。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抚养费一般可按支付方月总收入的20%－30%的比例给付，但是抚养费诉求较高的，法院也会看孩子每月实际开销，未必会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判决。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北京、上海法院涉及抚养费的判决中75%以上的抚养费数额都低于每月2000元，每月1500元左右最为常见。本案中，江先生每月收入1万余元，但是外派工作期间有补贴收入，每月收入可达到2万元。在庭审过程中，江先生只愿意支付1000元抚养费。为了争取较高的抚养费，为李女士减轻抚养女儿的压力，我们向法院举证了江小妹目前在山西读幼儿园的学费支出情况，以及在北京预订的幼儿园收费情况，最终法院判决江先生每月应支付3500元抚养费。  第三，探视权的问题。父母离婚了，但是孩子依然是两人共同的牵挂。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只能随父母一方生活，另一方享有探视孩子的权利。司法实践普遍对孩子探视权的安排不够重视，导致离异夫妻因此再生冲突。一般来说，夫妻任一方不同意法院介入探视权安排，法院即不会对此进行处理，而要求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在本案中，夫妻双方均同意法院处理探视权，法院判决江先生每月可探视江小妹一次，并明确了接送孩子的时间和地点，同时在寒暑假允许江先生接走孩子共同生活15日。我们认为，夫妻离婚时，孩子由一方抚养，双方应该就探视权达成详细协议，协议不仅应约定常规的探视时间和方式，还应明确各类节假日、孩子生日、父母生日的具体安排，以及抚养孩子一方不配合另一方行使探视权该如何处理等，避免双方今后的冲突。 本案值得关注的是，江先生以要求李女士将孩子接回北京抚养为由提起上诉，虽然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是也体现着这位父亲的心愿，即他认同孩子由母亲抚养更合适，但希望孩子和自己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在司法实践中，有抚养权一方能否带孩子移居另一个城市，显然是更为常见的棘手问题，这种现象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移居是离婚后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往往会导致孩子与未与子女居住的父母一方很难持续、周期性地联系，那么法院可以禁止有抚养权一方与孩子一同移居吗？ 显然，我国的家事法院并不会处理移居引发的纠纷，一般会告诉当事人另行协商处理。但是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内，移居已经是一个引起越来越多关注与诉讼的问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跨国性移居的增加。在这类纠纷里，孩子的最大利益是最大考虑因素，大部分移居都会获得准许，但是美国有些司法管辖区对移居会设置距离的限制，超过特定距离需要履行更严格的程序。 尽管法院对移居的支持，使得心理专家极为不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选择离婚的夫妻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不同的路，孩子只能跟随其中一方前行，注定与另一方渐行渐远。 // 家理律师事务所——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如果您有任何婚姻家事方面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私信联络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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