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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简帛古书的整理与出版

2021-02-25  黄埔N期

简帛古书的发表,通常要经过四个环节:发掘-保护-整理-出版,这四个环节,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很重要。发掘、保护是靠考古学家和保护专家把关,整理、出版是靠古文字学家和出版社把关。前期工作要靠后期工作来实现,出版是收功之役,好坏全在这最后一举。怎么才能把书出好,我想讲一点我的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简帛古书的概念

(一)简帛

中国早期的书是写在简帛上。简帛古书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

简帛,包括三种材料:

1.简:竹简、木简,大家很熟悉。

2.牍:竹牍、木牍,竹牍比较少。

3.帛:可能比简牍晚一点儿。《论语·卫灵公》提到“子张书绅”,不能说就是帛书的源头。今语“图书”,既包括图,也包括书,两者在古代关系很密切。帛书,到目前为止只有两批,子弹库帛书和马王堆帛书,两批都有图。古代的图,主要画在帛上。但竹简,偶尔也有图。竹简上的图都是插图(黑白线图),画法比较简单,好像帘子画,画面是裂成一条条,效果不太好。子弹库帛书有《十二月神图》和《月名图》,马王堆帛书也有很多图。帛图,汉代很发达。《汉书·艺文志》中的书,凡标卷,皆帛书、帛图;凡标篇,皆竹书,图的数量相当大。马王堆帛书,有图有书,有带图的书,也有带字的图。图是以图为主,如马王堆帛书中的《地形图》、《驻军图》和各种城邑、宫室、墓穴图都是以图为主,字,不是没有,就是很少。[1]书不一样,它是以字为主,图只是插图,如马王堆帛书中的《禹藏图》、《牝户图》就是属于插图。还有一种图,图和字是混在一起,很难分开,如马王堆帛画中的《丧服图》和《太一将行图》,字和图就很难分开。

(二)古书

1.什么是书?书史的讲法,往往不分字与书,写下来的一律叫书。出土文献的概念也很滥,同样不分字与书。钱存训,以一书名世,曰《书于竹帛》[2],他以《墨子》语题书,强调“书于竹帛”才算书。这个区分很重要。世界各国,书写材料都分硬材料和软材料。我国的书写材料也分软硬,金石是硬材料,用刀刻;简帛是软材料,用笔写,两者不容混淆。金石学是铭刻学(epigraphy),甲骨、铜器、碑版上的字是铭文(inscriptions),不是书。简帛才是书。西人把手写本的书叫manuscript。竹简、帛书都是manuscript。简是卷轴式,帛书分折叠式和卷轴式,后世的纸书也分这两种。纸书是帛书的后裔,帛书是竹简的后裔,一脉相传。纸书和帛书都模仿竹简。这才是真正的书。

2.写在简帛上的书也分两类:一类是文书,包括律令、账本、信件、占卜记录等等(私人的文件也属这一类);另一类是古书,则专指人文、技术类的各种著作。当然,我说的“技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当时的“技术”,总是和占卜混在一起。

3.如何区分文书和古书。文书是档案。档案是用来查,不是用来读。古书才是用来阅读。但现代出版物,因为学院化的学术规范,脚注越来越多,很多书也是用来查,根本没法读。古代的图书馆也是档案馆。文书和古书,两者有交叉。内阁大库档案中有古书。历代史志也偶收文件,如诏令议奏类。

(三)从出土发现看文书

1.边塞文书,过去主要出于西北,汉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即今甘肃、宁夏和内蒙西部。秦始皇五次巡游,北方的边郡,他几乎全都转到;南方不一样,顶多到长江一线。南郡是长江一线的中段,古人从洛阳南下,一定要去南郡。南郡再往南,只到洞庭,洞庭以南他没去。湖南,在古人眼里,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但里耶秦简的记载不可思议,当时的迁陵县,一个偏远山城,人口居然有55534户。我们要知道,《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40000户以上的大城,全国只有9个。文书简,过去的研究重点放在西北,现在湖南很突出。当年,汉武帝征南越,他是从云南、贵州和湖南、江西发兵,这些地点同样有边塞的性质。现在,湖南的发现越来越突出。简牍,楚简、秦简、汉简、三国简、晋简,哪段都有;数量,全国的发现加起来,也比不了湖南一省;帛书,上面说,过去只出过两次,也都在长沙。可见南方也很重要。

2.内地文书,发现反而少,黄河一线,咸阳不出,长安出过一点儿,洛阳、郑州也不出。真正属于中央政府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不是毁了,就是没发现。

(四)从出土发现看古书

1.楚简,有遣册简、卜筮简(不应叫祷祠简)、文书简三类。这三类都是文书,不是典籍。典籍的范围,可参考《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汉志》著录的古书,主要分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是人文,后三类是技术。这六类,楚简都有。

2.秦简,有律令简、质日简、道里书,还有发给文吏的守则,相当后世官箴的简册(即讲为吏之道的简册)。秦简,文书简很突出,但不是完全没有古书。当时的古书,范围比战国窄,没问题。当时的古书,以《汉志》六类衡之,顶多是禁前三类。即使前三类,也未必都禁。秦墓出哪些类,不出哪些类,我的基本估计是:第一,六艺类,大体禁,但秦法不禁医卜农桑,六艺类的易并不禁;第二,诸子类,也禁,秦墓的确没有出过子书;第三,诗赋类,汉代流行楚赋,但《诗赋略》有荀卿赋,荀赋是赵赋,目中还有《秦时杂赋》,秦代和汉代不一样,楚赋不流行,秦赋并不禁,北大秦简有诗赋,可见诗赋并不都禁;第四,兵书类,历代都属禁秘,即使民间有私藏,也不如日书、医方流行,秦墓未见(出土发现,只有银雀山汉墓集中出土了大批兵书)。第五,数术类,战国秦汉时期,日书最流行(楚墓已有两次发现);第六,方技类,战国秦汉时期,医方最流行。

3.汉简,种类最全,《汉志》六类,或多或少都有出土。当然,仔细比较,汉代和战国比起来,变化还是很大,比如经学凌驾诸子,还有儒、道为显,排在最前,阴阳近儒,法近道,排在其次,名、墨沦落,排在最后。现在,文书和古书已经分为两门,各是一门学问。

二、百年回顾:发现与出版

有人说,山川效灵,地不爱宝,盛世才出宝贝,那是说反了。

1900年前后,是灾难深重的世纪之交,国运不昌,乃有五大:殷墟甲骨、西北汉简、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五大发现,去少数民族古文字不数,是四大发现,去内阁大库档案不数,是三大发现。无论五大发现,还是四大发现或三大发现,其中都有简牍这一项。

五大发现,有个问题不容忽视,它们当中,有三大发现(西北汉简、敦煌遗书、少数民族古文字)是“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替我们发现。[3]我们的研究,是他们开的头。

2000年,应该给五大发现过生日,回顾一下20世纪的发现。20世纪是简帛发现的新纪元。骈宇骞、段书安先生的书,就是讲这个新纪元。[4]

截止2010年,近百年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到处都有简牍发现。北方,除东三省、山西,南方,除上海、浙江、福建、台湾,西南,除云南、贵州、西藏,都出过简牍。

事情回头想,真是想不到。我读研究生时,简帛还是绝对枯燥、无人问津的学问,现在怎么样?年轻学子,摩拳擦掌,居然成为时髦学术。

限于时间,这里只谈标志性的发现,而且是有正式出版物的发现,我选了13项。

(一)解放前的发现(1901-1949年)

中国的金石图录,1900年以前,几乎都是摹写刻版;1900年以后,用照相技术印刷的出版物才流行开来。这一时期,有三批发现最重要,我把有关出版物列在后面:

1.旧敦煌汉简(1907、1913-1915、1920、1944年出土)敦煌简,汇集历年所得,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但发表最早,当属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古所得,即1907年在疏勒河流域的发现,现藏大英博物馆。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今有中华书局1993年重印本)就是研究这批简。《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不仅是研究文书简的开端,也是研究古书简的开端。罗、王的研究对今天仍有影响,比如他们定的“历谱”一名,就为后来的学者所沿用。但他们的研究是根据沙畹的材料,沙畹的书反而是源头。[5]

2.旧居延汉简(1908、1930-1931年出土)

这批简是西北考察团在张掖郡居延塞所得,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出版物有二,一为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南溪:石印本),一为劳干《居延汉简——考证之部》(南溪:石印本);晚期出版物有二,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一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

3.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

子弹库帛书是现存最早的帛书,也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简帛古书。此书最初为长沙蔡季襄收藏,1946年流美,现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蔡氏的《晚周缯书考证》(蓝田:自印本,1945年)是第一部介绍这一发现的书,附有蔡氏长子蔡修涣的摹本。巴纳《楚帛书——翻译和考释》(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则是附有红外线照片的专著。[6]

这三批发现,两批是文书(含少量古书),一批是古书。这是我们最初的家底。

(二)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发现(1949-1966年)

主要有四批:

1.长沙楚简(1951-1954年出土)

这是湖南出土的楚简,包括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的发现,内容主要是遣册,见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遣册类的楚简,这是第一次发现。

2.信阳楚简(1957年出土)

这是河南出土的楚简,除去遣册,还发现了古书,即《申徒狄》的残简,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古书类的楚简,这是第一次发现。

3.武威汉简(1959年出土)这是西汉末年的简,内容是《仪礼》,前所未见,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整理者是陈梦家先生。

4.望山楚简(1965、1966年)

这是湖北出土的楚简,与前不同,除去遣册,还有占卜简,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这四批简,三批是楚简。楚简研究的基础,除去楚帛书,主要是这三批简。这是研究楚简的家底。当时,学者对楚简的认识,水平还很低,很多现在看来最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但这是后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武威汉简《仪礼》,不仅是篇幅很大的古书,而且是五经中最早发现的一部,意义也非同小可。

(三)文革中的发现(1966-1976年)

简帛大丰收,头一次是在“文革”期间。

有一种说法,港台很流行,中国有两次“文化断裂”,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一骂“五四”二骂“文革”,骂来骂去,无非是说革命为万恶之源,他们不搞革命,所以没断裂,传统文化独存台湾。我不同意这种评价。其实,“文革”期间,古籍整理、外文翻译,还有考古工作,虽受政治运动冲击,损失相当大,但薪火之传,从未断绝过。中国大陆的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下,依然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抽调全国最优秀的古文字学家来北京会战,在沙滩红楼成立了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还有稍后的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他们的工作堪比孔壁、汲冢,至今仍是简帛整理的典范。

1.银雀山汉简(1972年出土)

原计划出三册,当年只出过一册。此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先后印过三个本子:线装大字本、普及本和精装本。线装本、普及本,只能反映最初的工作,精装本,即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才是最后的定本。它的第二册,只是到今年才出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古书大发现,这是第一批。

2.马王堆帛书(1973年出土)

原计划出六册,当年只出过三册。这三册,和前者一样,文物出版社也先后印过三个本子。精装本,即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年),也是最后的定本。古书大发现,这是第二批。

3.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土)

秦简大发现,这是头一回。睡虎地秦简是以律令简和日书简为主,除去这两种,墓中还出土了《大事记》和《为吏之道》。对秦简研究来说,这是标志性的事件。日书简之所以叫日书简,就是根据《日书》乙种的自题。此书也有普及本,普及本不含《日书》,最后的定本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这三批发现,是简帛研究的一个高潮。文书、古书的研究,都是一次大突破。

(四)“文革”后的发现(1976-2010年)

“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商品经济大发展,到处破土动工,到处盗掘盗卖,简帛发现,再次掀起新高潮。面对这一高潮,我的心情很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材料太丰富,空前绝后;忧的是,盗掘盗卖,也是空前绝后。考古,主动发掘,国家不批,盗掘倒是很主动,局面完全失控,有如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真正的文化浩劫,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比不了。

这一时期,发现太多,但标志性的发现主要是三批:

1.包山楚简(1986-1987年出土)

这批楚简,包括遣册简和占卜简,都是楚墓常出,但材料比以前丰富,简册的保存状况也比以前好,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2.郭店楚简(1993年出土)

这批楚简是古书简,包括《老子》、《太一生水》等16种,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楚墓出古书,数量这么大,还是头一批。

3.上博楚简(1994年从香港买回)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简6

这批楚简也是古书简,内容比前者更丰富,包括古书约百种,现在还没出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三)(四) (五)(六)(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2、2003、2004、2005、2007、2008年)。

上述发现标志着什么?大家有目共睹。第一,包山楚简后,才有伪造竹简的高潮,很多假简,都是模仿包山楚简,让国内外很多著名学者上了当。第二,郭店楚简后,才有盗掘竹简的高潮,上博楚简的盗掘,据信就是受了郭店楚简的刺激。第三,上博楚简后,才有回购竹简的高潮。不仅上博楚简不是发掘品,最近发现的清华简、岳麓简、北大简、浙大简,也是盗掘后的抢救文物。

和1900年一样,2000年以来,我们又碰上了盗墓造假的新纪元。以后的出版物,即使不是全部,恐怕也有相当数量,都是劫后余存。

三、整理和编辑工作中的八个问题

如何整理简帛类的报告或图录,我想提八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分类

这个问题最大。目前的整理,通常有三种编排。在我看来,这三种编排都有缺陷:

1.突出重点,重要的放在前面,不重要的放在后面。如银雀山汉简,兵书最突出,兵书中,两种《孙子兵法》最突出,就把兵书放在第一册,把两种《孙子兵法》放在这一册的最前面;马王堆帛书,批林批孔时期,尊法批儒,突出黄老是重点,就把《老子》和与黄帝有关的古佚书放在第一册,《周易》经传反而排在它的后面。这种分类法可以反映那个时期的时代特点,但主观意图太强烈。

2.不分类,整一部分,出一部分。这对整理者来说倒是很方便,但于读者不便。如上博楚简就是如此,它已出版的七册,毫无次序可言,有些篇或章,本来写在同一卷上,被人为拆开,分属不同的册,甚至有些简,正背都抄,正面在这一册,背面在另一册。读者只能颠而倒之,倒而颠之,自己重新归类。

3.按内容分,按目录学的分类法分。如《流沙坠简》中的古书残简,罗、王的分类就是参照《汉书·艺文志》的六略分类法。这种分类很传统。过去,敦煌遗书的整理,也是按内容分,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就是按《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来分。这样分,好像很有条理,但不能反映简册的原貌,既不能体现整理的过程,也无法进行核对,看看整理是不是有错。

这三种编排都有缺陷,特别是前两种。第三种方法也不可取。古人抄书,不会按六分法或四分法的顺序抄。这种分类也很主观。

我理想的编排顺序,是要反映原貌,或至少接近原貌。这样的图录,认真讲,到目前为止,还一部都没有。我们要想反映原貌,只能像考古报告那样编。这种分类法是物质分类法或考古学的分类法,即根据简长、简形、契口、编绳和字体分类,尽量按原始的分卷和编联来分类。

内容分类,不是不考虑,而是编完了再考虑,最后可以做个总结,列个附表。但这个表只是参考,绝对不能代替前者。

(二)题篇

出土简册是私人藏书,私人藏书多无大题(书名),只能一篇一篇分别题名。

1.古书标题,有些是类名,有些是专名,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尊重自名,尽量名从其主。比如日书、算术书就都是类名[7],很多秦墓都出,要想区别,只能以冠在前面的出土地点来区别。质日简,罗、王曾叫“历谱”,马克(Marc Kalinowski)拟改“历日”,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认为,现在既然有自名发现,当然应名从其主。还有叶书简,是年表类的东西,过去叫“大事记”或“年表”,现在知道,出土发现,自名是“叶书”,当然也要改叫叶书[8]。质日简,其实是官员填写的值班日志[9]。严格讲,当属文书,如果非和古书比,也是跟历谱类更接近,而不是与五行类更接近。五行类是选择类,日书属于这一类。日书当然也配合历日,质日简,上面也有日书用语,但质日简不是日书,当时的分类,质日简与日书简还是分属两大类。《汉志》的历谱类是谱牒类,它是以历法、历表(世表、年表、月表)为主,称表称谱是一回事。质日简,从大的类别讲,还是属于谱牒类,具体讲,则近于其中的日表。叶书也属于谱牒类。

2.古书标题,书写位置不一样,有正题、背题、首题、尾题之别。背题写在简背,容易被忽略。有时,还有目录,篇题写在目录里,和简文不尽一致。原书有标题,我们要用原来的标题,没有,才拟补。拟补的标题,最好用六角号括起,有如简文中的补字。补题,学问很大,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拈篇首语,二是撮篇中义,三是参考史志和古书的用法,大忌是现代词汇。过去,有些补题就不太合适,但一旦印在书里,被大家反复引用,就改不过来了。如银雀山汉简有两种《孙子兵法》,本来是一家之学,古人都叫《孙子兵法》,《汉志》要区别二者,只好以“吴”、“齐”二字别之,一个叫《吴孙子兵法》,一个叫《齐孙子(兵法)》(蒙上省“兵法”二字)。现在,一个叫《孙子兵法》,一个叫《孙膑兵法》,两者不对称。古人以某子题篇多,以人名题篇少,要以人名题篇,也应该叫《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还有,里耶秦简、北大秦简都有讲交通邮驿的一类简,这种简,最好不要叫交通里程书,如果参考古人的叫法,还是叫道里书才对[10]。古代,双音节的词比较少,补题最好简洁一点。

(三)简序

简序的排列,原则是能排的排,不能排的不要硬排。现在,年轻人搞竞赛,他们追求的是“天衣无缝”,不拼全了不罢休,很多都是硬排。

1.过去排简,主要参考是契口、编绳、字体和上下文。现在看来,还有两个重要参考是叶码和背部划痕。竹简有叶码,过去是在武威汉简《仪礼》上已有发现。后来整理上博楚简,我也发现过这类现象。最近的发现,清华简、北大简,叶码的发现更突出。叶码是每根竹简的编号,或在简首,或在简尾,或在简背。我们现在说的页(原作叶)就是从竹简发展而来,只不过,它是以印刷面为计,不再以书写的栏格(前身就是单简)为计。还有,最近有一位年轻学者发现,出土竹简,背面往往有人为刻划用以标识简序的划痕,这对判断简序也是重要参考[11]。

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简背划痕

2.研究郭店楚简,我使用过“拼联组”一词。所谓“拼联组”,就是经过缀连,文义大体完整,确实可以排在一起的简文。现在的出版物,体例不统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是用连写释文,上博简是用分简释文。后者,一简是一简,不能反映简与简的拼联,至少从视觉效果上不能反映。过去,银雀山汉简,有些简残得比较厉害,残简是排在后面,用※号隔开。这样做,似乎比较稳妥。受此启发,我的建议是,拼联组和拼联组,中间有缺文,一定要空开,只要拼不起来,或拼接理由不充分,都要分开排,既不是全连,也不是全分,而是能连则连,不能连则分。

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

(四)图版

竹简照片,最好用原始照片,刚刚清洗处理过就抓紧时间拍,好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水蜜桃,尽量保持其鲜活状态。竹简脱水,或多或少,都有损失,简形、墨色都会有损失。上博楚简发表,是用脱水后的照片,令人遗憾。脱水前,他们拍过彩色幻灯片和黑白照片。彩色幻灯片是用于出版,很宝贵,不幸毁于事故。我做剪贴,是用黑白照片。这套照片也很宝贵,某些方面可补正式出版物的不足,可惜没有利用。

正式出版的照片,有几个问题要考虑:

1.过去,彩版成本高,很少用,用也是用几幅,示意而已,其他全是黑白版。现在可以全用彩版。如果简文不够清晰,最好附红外线照片。当然,红外线照片,对红色无奈,也非万能。清华简和北大简,都有很多红色的文字和符号,红外线照片也不能完全代替彩色照片。

2.是否随简附释文。如果附,最好是严格隶定,不标点,不破读。

3.是否附摹本。过去,照片效果差,往往附摹本,如武威汉简《仪礼》,还有银雀山汉简,就都附摹本。摹写要懂古文字,这样的人,现在很难找,即使找得到,只要摹写,肯定就有失真之处。我的看法是,照片效果好,可以不用。

1977年线装本睡虎地秦简《治狱程式》(后称《封诊式·迁子》)“以县次传诣成都”

4.我建议,简文图版,最好用侧置的小三角标注契口位置。简文整理,契口、编绳的位置很重要。上博楚简,图版部分,先印缩印的简文,后印放大的简文。前者太小,看不清契口和编绳;后者太大,版面又放不下,只能折叠,采剪裱式,无法看整体效果。我说的小三角,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五)释文

1.隶定。整理者对古体、异体、残字的隶定,宽严尺度如何掌握,是个大问题。我主张,如果是大家都认识的古体、异体,尺度可以适当宽一点,该合并的也可以适当合并,并用凡例说明之。如果是新见的写法,如何释读,缺乏共识,则不妨严一点儿。残字,可以写半边,另外一半用半个方围。

2.破读。括注标准如何掌握,情况与前者类似,如果把握不大,可以不括注,放在考释中讲。

3.重文、合文。要不要保留重文号、合文号,保留再括注,还是简化处理,也可以斟酌。

4.错字。是用大小字(前者用(),后者用〔〕),还是〈〉号,也可以斟酌。

5.缺文。是用方围加斜线,还是用省略号,我主张用后者。方围加斜线,一个字也是它,十个字也是它,混在文内,不宜与旁边的字区别,视觉效果不太好。

(六)考释

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至今仍是范例。我认为,一篇好的考释应该要而不烦,重材料引证,而不是过度推论。

1.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但不必写成繁琐的集释,行文要尽量简洁。

2.更不必夹叙夹议,左批右驳,给学术界当裁判。

3.不要过度发挥,心得太多,可以另外写文章。

4.重要的是提供参考资料,提供研究线索。

我一直说,作者是替别人读书。你是你的第一读者。这就像有些医药发明家,发明的药效果怎么样,你自己先试一试。过于繁琐,你自己也受不了。我们要替读者着想。

(七)文字编

1.影印还是摹写。过去多用摹本,现在多用处理过的电子照片。这个问题和图版的问题一样,也是足够清楚就不用摹本。

2.是否按《说文》540部排序,我看还是这种顺序好。好处是可以跟不同时期的文字编进行对比,因为写在流行的各种文字编,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顺序。

3.重要的是,每个字要下附辞例。

4.除笔划检字,还要有拼音检字。当然,有些古文字,其读法无法确定,只能试拟。

(八)开本和形式

1.原大,还是剪裱式。这要视简长和开本大小而定。剪裱式是不得已。太长的简可以单独处理。

2.线装、平装、精装。过去,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都是三种形式,我看很好。

3.普及本。普及本也很重要。过去,睡虎地秦简还附语译,我看也是很好的尝试。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1978年普及本

简帛类的出版物,到目前为止,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遗憾,特别是在编写体例上。我梦想的出版物,真正符合考古标准的出版物,还一本没有。

希望寄托在整理者身上,也同样寄托在你们身上。

2010年11月1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2010年11月18日上午在南京国瑞大酒店会议室演讲

[7] 学者称为“算数书”者,其实并无自名,岳麓秦简叫“数”,张家山汉简叫“算数书”,才是自名。陈松长先生把这种书叫“数书”,也许更合理。参看氏著《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3期,75-88页。案:《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历谱类有《许商算术》、《杜忠算术》,都是算学书。这类书,《隋书·经籍志》的书名有三种:“算经”、“算术”、“算法”。宋代的《算经十书》也是以“算经”、“算术”为名(如《周髀算经》叫“算经”,《九章算术》叫“算术”)。算学书,除这三种,还有一种叫数书,如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就叫“数书”。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把经书分为礼乐、字学、韵书、书、数书、小学六门,其中的“数书”也是指算学书。古代蒙学,课童之书,曰书与数。“书”是教认字的书,“数”是教算术的书。教算术的书在汉代属于蒙学书,称为“数书”很合理。

[8] 质日,汉代也叫视日。质日、视日是用以记录、考核官吏业绩的一种历表。质字和视字都有视察、核对和验证之义。参看: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与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73-80页。

[9] 叶书简是年谱的前身,质日简是日记的前身。陈松长先生把质日简叫“日志”,从功能上讲是对的。参看氏著《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

[10] “道里”,“道”是道路,“里”是里程。这个词,古书多见,不胜枚举,如《史记》“此(指洛邑)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11] 孙沛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的复原与卦序研究》,《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北京: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总46期(2010年9月),23-36页。

 ——本文节选自李零先生于“第九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上的讲话,原载《书品》,2011年第2辑。 

文章来源:《书品》2011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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