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无悔之饥荒岁月

我出生于1954年底，传说中的五九六零年的饥荒我已经五六岁了，还有些许模糊的记忆。

我不知道饥荒如何产生，也不知道饥荒造成过多大的灾难，因为我一直生长在蜜罐子里，按当时任居民小组长的外婆的话说，我一直生活在辛福之中。

也许人类记忆有个鲜明特点：选择性记忆。有些人只对肾上腺勃发作了记录，记忆力满是悲伤和恐惧；有些人只对多巴胺的激发产生记忆，记忆里幸福快乐满满。当然更多的人只是短暂性记忆，喜怒哀乐都有，时间慢慢地消磨让以前的记忆殆尽，想来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因为大脑容量有限，旧的记忆不去新的记忆进不来，就像现在电脑的硬盘清理一样。

我属于介入第一种和第二种选择性记忆之间，喜怒哀乐都有些长期的记忆，1981年10月10日，我在深圳机场工程转移机械摔成了脑震荡||级，摔的是左脑，伤的是右脑，当时的右脑里成了一滩浆糊，可以感觉头部的轻微动作就听见脑浆晃荡的响声。幸好笔头勤快，一直保持有练字的习惯，之前有空的时候把儿时有些残缺记忆和爷爷奶奶父母外公外婆他们讲给我的故事都写了下来，重新一看笔记觉得记忆又回来了。

一直到1960年底以前，我都比全国大多数孩子幸福。

儿时我父母工资高，1954年父亲行政级别20级，1960年行政18级，比红安县教育局长的工资还高。父母两个人的月工资当时可以买一块“天津牌”手表。外公高级厨师每月工资有22元，外婆是居民小组长，每月有1~3元补贴。

我在黄冈地区第一幼儿园上学，在幼儿园吃饭，伙食品种、花样多，比家里好很多，还能吃饱，课间还有小点心吃。所以每天急切盼望上幼儿园。

我家经济上不缺钱，但是缺票——物资供应票。那年头除了山上的柴火，井里的水之外，一切都要供应票，没有票什么也买不到。居民们如果买卖不是自己生产的东西就是违法：一是“违反统购统销”，二是“投机倒把罪”。钱在大街上除了拿票到供销社去买，只有街头零星的“小卖部”可以买到限量版的糖果、小点心、针头线脑、蒲扇、雨伞等。

1958年黄冈县黄州城里居委会也学农村吃大锅饭，把各家各户的铁锅菜刀都收了，人人兴高采烈，共产主义一天就实现了，生活最美好的前景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里看电影，马路赤脚踏（干净）”。

（领饭吃的孩子们，图片来自网络）

我记忆中公共食堂那一口大铁锅，刚刚加上大锅我好奇也调皮，站上灶台说：这口大锅一次可以煮十个大人。结果被炊事员暴揍一顿，以后就不敢去食堂了。

一开始吃大锅饭是不用票，直接每户家长去领，说一声我家今天来客人了 就可以多领，也有外来人去领饭也给。“吃饭不要钱”，吃的人高兴，做饭的人也高兴，经常换着花样做，南方的北方的饮食品种都有。最大的馒头四两一个，像个小枕头。

吃了饭，居民带上锄头、扁担、箩筐和铁锹去龙王山挖七一水库。那份冲天的干劲是现在没有办法形容的。

好景不长，到了1960年开春，本是春黄不接的时候，先是没有什么菜吃了。城里人房改之后，居住面积非常小，家家户户没地方种菜，只有很少家庭有家园子，食堂里有吃又有喝，他们的菜地也荒废了。去食堂领饭先发菜票，一户一份。

食堂有一天发餐票了，一个人一餐一张票，再后来更紧张，减少了供应，大食堂被“吃垮了”，又回到各家各户自己开火的境况，但是拿什么开火呢，很多家庭没有铁锅了。

我们家其实还好，很快恢复正常，有了渺渺炊烟。

感觉市面上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要供应票，又没有办法囤积，不要粮票的食物卖得特别贵，外婆悄悄买了一包“黄石港饼”，十个一包，十块钱一包。

那时候一块钱对于一般人家说可以生活一周时间，所以我知道了，我家有钱。

于是我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

我偷拿了外婆的十块钱，喊上小邻居街坊的小孩，一起去哦，买糖吃！小店里老板认识我，觉得一个孩子拿这么多钱买糖是就不正常，他不肯卖，我软膜硬泡，他才卖了一块钱的糖，我们把糖分吃了之后，为了表示我的大方，我给了每个孩子一块钱。还剩下两块钱，我悄悄地塞回抽屉里。

外婆已经发现丢钱了，我又不在家，所以我一到家，就被外婆逮着了，逼问：钱花哪儿去了？我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外公外婆暴怒：你给别的小孩发钱？凭什么给人家钱？外婆带着我一家一家的找，闹到半夜，把钱都要回来了。回家后，外公外婆把我吊在梯子上，竹篙打破了，我身上没有什么伤，心理上却有伤了，知道钱不能乱动。

我家面临的真正的饥饿是人为的。

六零年农历冬月，父母的钱和粮票没有寄回来。妹妹当时户口在红安，父母寄粮食票回来，这个月少了二十块钱和十几斤粮票，每一餐都要节省。结果，腊月的钱和粮票也没有寄回来，父母回信说每个月按时寄钱寄粮票，一个月也没有挪下。外婆便去邮局查找，发现钱和粮票被冒领。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邮递员刻私章冒领了，钱和粮票都已经用了，追不回来。邮递员不止冒领我家的，还冒领了好几家的钱票，以“贪污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钱和票没有追赃回来，外婆说算了，我们自己克服困难吧。于是，六一年农历新年是我家最困难的时候。

外公第一次“劳动改造”是1958年，下放到黄州城南郊区长江公社，不知道世事难料，外婆怎么知道了外公落户的那一周家婆婆就是外公前妻，平时很平和温柔的外婆崴着小脚走了八里路，找到周家，把外公和周家婆婆大骂一顿，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也提前结束了外公的“劳动改造”。第二次，1960年，饮食公司又有了“劳动改造”指标，领导又让外公去，这一次是黄州城上游的白衣公社，外公一走，也带走了粮食指标，家里粮食更困难了。

我已经上幼儿园了，我的粮食指标给了幼儿园大部分，我在幼儿园里吃的伙食很好，每天都有肉食，那是黄冈地区第一幼儿园，老师总说我“人前吃到人后”还吃得多。回到家里，我就吃不饱了，一碗饭与妹妹平份，所以我总在叫饿。到了腊月小年，外婆已经手无存粮，只有钱是没有用的，钱买不到粮食，只能买树皮粑、野菜饼之类非常规食物，这些食物纤维粗糙，特别难吃，咬一口口腔难受，舔一舔舌头难受，吞一口喉咙难受，少了吃不饱，吃多了胃痛，吃进去了还不消化，拉出来肛门难受。

小年那天，一人一个野菜饼（野菜和米粉混合制成），吃完后，外婆拿出来她的存货——黄石港饼。

我和妹妹一个人吃半个，真香，真甜，半个港饼却把馋虫勾出来了（我至今还在寻找当年黄石港饼的老味道），肚子更饿了。我们吃完后继续缠着外婆要，外婆说，离过年还有这么多天，你们忍一忍，我明天继续出去找找看。就这么一天一天捱到腊月三十，外婆下午回来很高兴，手里拿着一个大纸包：年饭有了。

我和妹妹却嗅到一股臭味，捂着鼻子问是什么？豆渣。

臭豆渣？那不是喂猪的东西吗？

闻起来臭，炒了之后香。

一碗炒豆渣，一碗腌菜，每个人半碗饭，这就是那一年腊月三十的年饭。

外婆留着泪说：外婆没用，让你们吃豆渣年饭，我保证明年过年一定让你们吃上红烧肉。

好哇！外婆万岁！

外婆厉声吼道：莫乱说！

其实，外面的世界更加艰难。

同屋住的王婆一个侄子饿得吃观音土，吃多了，腹胀如鼓，一帮亲戚把青年人抬进城来，可是医院不收，说是来晚了，观音土已经在腹腔里硬化，导致胃肠坏死，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是死人了。亲戚们不服气，找上王婆，说要自己医治。他们把青年人放在堂屋中间，用竹篾掏他的肛门，竹篾断了一根又一根，青年人一声不吭，最后大家都失望了，他肛门里血都不流了，只好在一片嚎啕哭声中抬走了。

他们走后，王婆喊了两个儿子，连夜把堂屋的土铲去一层，更换了新土。

我们一家看都不敢看，三个人战战兢兢地挤在床上，我和妹妹偎在外婆怀里，感觉外婆也在发抖。

我家门口对面有个外地孤老头，是一个老皮匠，在围墙边自己搭建的低矮的小棚子居住，他似乎没有任何供应，平常吃喝都是巷子里的居民接济，居委会也经常送口粮给他。有一天居民喊我外婆去看看，说老皮匠不行了，我也跟着跑去看，发现老皮匠“胖了”，全身皮肤油光水亮，鼓起来像个大胖子。

这是水肿！老人这是饿的，又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因大家一时疏忽，不知道他有多久没有进食了，问他已经不能说话，端来米汤，也撬不开他的牙齿，居委会领导来了之后一看，说老皮匠过不了今天了，安排人去棺材铺找“匣子”（简易棺材）。

药王庙巷子里，多是部队家属，只有少数平民居住，军分区在这里有一个军马场，巷子里弥漫着一股马粪味，久居其中，闻多了就感觉不到了。

市民的孩子总喜欢进军马场玩，我也跟着他们进去几次，发现里面有蹊跷，军马喂的精粮是黑豆，黑豆的质量非常好颗颗饱满滚圆，军马吃食时喜欢甩脑袋，就把黑豆甩的到处都是，孩子们便在地上捡黑豆，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捡半荷包。饲养员一般不说不吼，让孩子们捡，一把黑豆也许就是一条命呢。

六一年元宵节过后，外公从“白衣公社”回来了，带回来了一点萝卜、干豆丝、梅干菜、一条腊肉，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补了一个年饭。

一九六二年，母亲暑假回家来，偶尔得知外公的成分“小商贩”不一应该搞“公私合营”也不应该“劳动改造”，于是跑了商业局咨询。按政策的确是轮不到外公这样旧社会的穷人，于是商业局改正错误，退还外公的房子，我们一家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子；外公的“劳动改造”已经完成，没有办法退回。

也许，记忆是虚幻的，参杂了一些来自头脑加工的癔想和来自其他人的传说，重要的是保留下来了自己的当时那一刻的深刻体会。

邮递员贪致粮荒，一碗豆渣当年饭，

药王庙里药王泣，深巷如今换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