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晓市街“低头斋”“一杆挑”指的是什么？

趣谈北京城

晓市大街是位于天坛公园北侧、红桥向西的一条街道，说是大街，其实是一条不宽的街道。

这一带向北是南桥湾胡同，南桥湾东侧分别是金鱼胡同、安国寺胡同，后改安国胡同、西半壁街胡同；东侧有鞭子巷头条胡同、鞭子巷四条胡同，后改为锦绣巷头条和四条，马家井胡同，现在分为西晓市街和东晓市街两部分。

这条胡同里啊，古迹不少，金台书院、药王庙都很著名，但这条街出名，并非因为这些古迹，而是当年繁荣的晓市。虽然这种市场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们看到当年的艺术家、历史民俗研究者为我们留下鲜活的文字时，还是能感受到当年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气息。

毛泽东主席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曾提道：“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可见当年晓市大街的名声和繁荣程度，如今，这条街巷昔日繁荣的景象，只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旧时的晓市大街是当时北京城最繁华最热闹的一条街道，街道两侧商铺、作坊林立，有布铺、鞋铺、帽铺、绒线铺、棉花铺、煤铺，有酒馆、茶馆、油盐店、豆腐坊……

      这条街上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从早到晚走街串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早上主要是卖油条豆腐脑等小吃早点，白天有卖菜的、卖烤白薯的、卖蛤蟆骨朵儿小金鱼的，修理雨伞旱伞的、焊洋铁壶的、锔盆锔碗的、摇煤球的；晚上有卖炸豆腐开锅的、卖馄饨的、卖半空儿的……

      这些生意人都是挑着扁担挑子走街串巷的，做买卖的也不全都靠吆喝，也有用乐器或物件发出声响替代吆喝的，比如卖“薄荷凉糖”的吹号，卖“小磨香油”、“硬面饽饽”的打梆子，“收旧衣服”的打鼓，卖“针头线脑”的摇拨浪鼓，“捏泥人、吹糖人”的打小锣，“卖艺耍猴”的打大锣，还有像磨剪子磨刀的一种是用几块铁板连接起来发出“呱啦呱啦”声响，另一种是吹号发出“笃―嘟”的声音，听到“笃―嘟”声就知道磨剪子磨刀过来了，当年晓市大街直到深夜还能听到这些叫卖声。

现在的东晓市起源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了，最起码在清代就有了。在清代的古籍中记载，东晓市在半壁街的南边，药王庙以西，占地达十余亩。

在古代，东晓市这边的胡同两旁都是地摊，每个地摊占地不过三五尺见长，摊与摊相连，每天开市后顾客云集，争购物品，非常的热闹。由于东晓市的年代久远，连带着它附近的很多街巷，都逐渐成为跟晓市经营有关的各种行业聚集地，比如天桥，就是解放前城南居民购物场所，那里聚集着卖绸缎片的，及其他旧货的摊贩。

另外，在东晓市这一带，还有一种卖旧鞋、旧靴子的摊位，这种摊位人送雅号“低头斋”，又叫“一杆挑”。因为顾客要买鞋就得蹲下身子低头试穿，远处的够不着，卖主就用竹竿给挑过来，所以才有这两个绰号。“低头斋”是从东晓市上收买旧鞋，有时是论斤称，花钱不多。买回来刷洗修理，整旧如新，摆摊出售。

     上世纪四十年代，如果要逛晓市，天不亮起床来到这里的时候肯定已是熙熙攘攘，当时人们只靠路灯照明，那时候，路灯隔几十米，才有一个二十五度的灯泡，灯光微弱，买东西的人，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拿着手电筒，他们说话都声音不大，嘁嘁喳喳。晓市上有很多早点铺，吃过早点，已经天光大亮，这时再看那些摊点，已经无影无踪，难怪人们都说这里是“鬼市”。

说到东晓市，有记载在乾隆年间就形成了市场，在北京相当有名气，就连大名鼎鼎的纪晓岚也与这里发生过关系。据传，纪晓岚的大烟袋锅子让人偷了，家里人都很焦急，但纪晓岚却不以为然，吩咐道：“明儿清早上东晓市瞧瞧去。”果然，第二天后半夜，家人就把那著名的大烟袋锅子从东晓市重新买回来了。

东晓市街里还有一所闻名全国的金台书院，它的前身是降清明将洪承畴的私宅，取名洪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在这里办起义学，收家境贫寒的学生读书。后来创办者想在空地新建房舍，当时洪庄主人洪承畴之孙奕沔内心不快，却假意上疏皇帝。愿意献地办义学，康熙皇帝看了奏折，对奕沔大为嘉奖，批了个准办，并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特赐御书“广育群才”匾额，弄得奕沔无耐，只得将园子献出。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正式改名为《金台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书院改为顺直学堂，几经易名后，现为东城区金台书院小学。1984年被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这所小学已有发展，当时的地下党员有翟林、张福臻等人。因为是单线联系，她们彼此均不知对方的政治身分，但她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各自开展群众工作则是不谋而合的。这样，党的作用愈益显著，工作进展很快。

翟林和张福臻同住一间女宿舍。晚上，她俩给学生改完作业，就各自躺在床上看书，互不干扰。有一次，翟林发现张福臻的床铺下压着一本书，翻开一看，正是自己不久前看过的那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翟林想，这本书是党组织传给自己看的，看完已交回组织，怎么又落到张福臻之手？从此，翟林对张福臻更增加了同志的感情。后来，为了合力做好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她俩发起成立了一个青年教员的读书会。

       以读书会为基础，1947年11月，由张福臻经手，又办了一个阅览室。阅览室是公开的，经费由校长批准从办公费开支。当时在北平西长安街有一家卖进步书刊的书店，张福臻就从那里买回许多进步书刊，陈列在阅览室里，号召同事们去看。阅览室开放那天，张福臻特意用大红纸剪了条字标“学习学习再学习”，挂在门口。校长看到了这条字标，连声夸赞：“好哇，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人却说：“还好呢，好什么呀！你进屋看看摆的都是什么书，都快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校长才如梦方醒，但是他有口难言，因为办阅览室是他亲自批准的呀。

     翟林曾被选为教员代表，多次参加全市小学教员联合向教育局索取欠薪和“总请假”（罢教）的活动。校长发现翟林的社会交往较多，就对她暗中监视，甚至跟踪盯梢。校长住得离翟林家很近，下班后经常到翟林家去，名为拜访，实来探听情况。有时翟林还没回家，他就跟翟林的母亲闲谈；为了拖延时间，他竟带来大包大包瓜子，吃起来没完没了。翟林的母亲很奇怪，问过翟林：“你们学校校长，一个男人，总往女教员家里跑是什么意思？”翟林告诉母亲这是来监视自己的行动。后来，翟林的母亲提高了警惕，每逢校长来找翟林，她就拿上小板凳坐在门口，为找翟林的其他同志打掩护。

     尽管学校被反动势力控制得很严，但许多进步的教员仍然不顾安危，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启蒙教育。这种教育多以文艺活动的形式进行，如利用唱游课教学生唱《白毛女》选曲，唱《王二小放牛》，跳东北解放区的大秧歌舞，把解放区的歌舞引进校园。又利用朝会和说话课，给学生讲“科学的态度，民主的活动”，启迪学生反独裁、争民主的思想。党员教师并浅显地给学生讲党的政策。以地下党员为骨干汇聚起来的进步力量，还发动学生开展抵制做童子军服和反对校长从中贪污受贿的活动。这些活动，在学生幼小的心灵里，培育了革命思想的胚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