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隋唐五代时期”（公元五八一年至九六0年），中国历史进入全面繁荣的新阶段。首先看到在两侧墙上嵌着六匹骏马，原来这是昭陵六骏石刻（陈科复制）。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墓，位于陕西礼泉县东北。唐太宗为纪念自己的开国武功，将先后骑乘破敌的六匹战马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勤膘、青骓、什伐赤叫工艺家阎立德和著名画家阎立本用浮雕刻石为像立于陵上。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米。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其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1914年被打碎装箱盗运到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罗振玉在其著作《石交录》中记载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令文物商人将昭陵六骏运往洹上村，文物商因石体重大不方便，将“飒露紫”“拳毛騧”二石剖而运之。袁克文“怒估人之剖石也，斥不受”。之后被驻京美国文物商购得运往美国。 看看这件，是极有名气的唐三彩“骆驼载乐俑”，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鲜于廉墓。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纹长毯，上有3名胡人和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西市和东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长安人很喜欢看这种节目。 这件陶瓷作品造型新颖浪漫，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陶瓷业在唐朝时期有重大发展，主要是陶瓷技术突飞猛进，除了“南青北白”瓷业之外，三彩陶器在唐代烧造达到巅峰时期，创造了浓艳瑰丽的唐代艺术风格。三彩陶器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具，制造时入窑两次，先烧釉，釉以铅为熔剂，高温下呈玻璃状可流淌。唐三彩正是利用这一特点，使不同色釉于高温下交混，制造出绮丽的艺术效果。 展出的唐三彩还有三彩釉陶胡人骑卧驼俑、三彩釉陶马、三彩黑釉陶马等。走上前仔细欣赏一下这件三彩釉陶马，它是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只见马头微微倾左，全身为白色，鬃上剪三花，马鞍上披着深绿色绒毯状鞍袱，马头、胸前、鞍后均络绿色革带。将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一种饰马方式，这种做法应是受到突厥马饰的影响。目前唐墓出土的马俑有一花、二花、三花马，三花不仅是装饰，而且是良马的最高标志。 唐朝的马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高昂的姿态著称。唐朝的三彩马虽然千姿百态，但都具有头小、臀圆、体态匀称、膘肥体壮的特点，应该是当时西域马体形的写照。这件三彩黑釉陶马除面、鬃、尾、蹄涂白釉外，其余各处全为黑釉，这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而且造型雄健，釉色匀称，姿态自然，为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再欣赏一下这些陶瓷制品，白瓷长颈瓶、花釉四耳瓷罐、越窑青瓷罂、秘色葵口瓷盘、白瓷茶具等，可以进一步了解唐朝陶瓷业的发展情况。 唐朝时金银器制造开始流行，并普遍使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及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这件是“葵口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在唐代发现的银盘很多，其中带足者有10件之多，大多是三足，少数为四足。中国本地不产狮子，主要产于非洲和西亚。唐朝以前虽也有狮子从西域进贡，但由于中途遥远，又加上这种凶猛的动物不易豢养，一般很难见到。隋唐时由于丝绸之路的安宁，西域商人往来不绝，西域国家向唐朝皇帝进贡狮子的也多了。唐朝工匠们融会贯通，汲取外来文化的长处，将外域纹样与传统纹样融为一体，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器物。 再看这件是“鎏金银香囊”，它由两个半球组成，有子母口可以扣合。下半球装有两个同心圆机环和一个盛放香料的香盂。大的机环与外层球壁相接，小的机环分别与大机环和香盂连接。使用时，由于香盂本身的重力作用和两个同心圆机环的机械平衡，无论香囊如何滚动，里面的香盂都可以保持水平状态，香料不会倾撤。香囊外壳通体透雕花鸟纹饰，不仅美观，香味也能透过镂空散发出来。香囊上有链条，上部有弯钩，既方便佩戴在身上，也可以悬挂于室内帐中。 铜镜也是富有时代色彩的重要手工业成果。这件“螺钿花鸟人物纹青铜镜”出现于盛唐时期。螺钿原是髹漆工艺的装饰手段，唐代工匠把这种装饰手法运用到铜镜上来，开创了铜镜制作的一代先风。其做法是先在铸成的铜镜背面髹漆，然后嵌入事先按图形裁切好的螺钿片，待漆干燥后再磨平，露出钿片，最后在钿片上刻划细部，构成图案。螺钿镜工艺极其精致，流传下来的实物很少。这一件是“金银平脱羽人花鸟纹青铜镜”，看上去色泽鲜明，银光闪烁，光彩熠熠。中国的金银平脱技术产生较早，但用于铜镜则始于唐朝。金银平脱镜是将金银饰片用胶漆贴于镜背，其上再髹漆数重，晾干后细加研磨，使金银片组成的各种纹饰与漆面平齐，又各自显露出来。金银平脱镜纹饰以花鸟居多。 隋唐时期，文学、艺术、科技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唐诗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奇葩。书画雕塑也是名家辈出，成就卓著。音乐舞蹈融汇外来艺术精华，形成特有的时代风格。建筑、天文、历法、地理、史学、医药等取得重大进步，雕版印刷更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创造。这是“南禅寺大殿”模型，原建筑在山西五台县西南，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后经多次修葺，是中国保留下来的最早的一座木结构建筑；这是“佛光寺大殿”模型，原建筑在山西五台县豆村，是中国仅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以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屋顶平缓为其特点。这是安济桥石栏板，是在修复安济桥时从桥下淤泥中发现的。安济桥就是我们在课本上学到过的《中国石拱桥》里讲到的“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修建于隋朝，现在仍然横跨在洨河上，是建成后一直使用到现在的最早的石拱桥。栏板为长方形，两面雕龙，正面双龙全身鳞甲，身体相向似钻穿栏板，头相背，前爪互推；背面两龙相对而驰，身体绞缠，后肢撑地。茅以升在文中说：赵州桥高度的技术水平和不朽的艺术价值，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韩熙载夜宴图》（摹本）《步辇图》（摹本）《吹排箫伎壁画》《红衣舞女壁画》等是绘画方面的代表。 再到“辽宋夏金元时期”（公元九一六年至一三六八年）看看。从10世纪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新的格局。汉族建立的宋统治着从黄河中下游流域直到南海的地区，后又退缩到江淮以南，但始终在经济文化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北方契丹、党项和女真各族先后建立了辽、夏和金政权，西南有吐蕃和大理。13世纪蒙古族兴起后，结束了多民族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大统一。 这座“佛宫寺释迦塔”（模型）是根据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复制而成。辽清宁二年（1056）始建的佛宫寺塔就是俗称的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木塔。塔为楼阁式，纯木结构，无钉无铆，高约67米，塔顶为八角攒尖式，上立铁刹，每层檐下装有风铃。此塔结构复杂，轮廓优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技术的高超技艺，令人赞叹。全塔采用的斗拱式样有60多种，在塔的暗层内，在内外槽柱间，使用了斜撑、梁和短柱，由此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以提高其抗弯剪的力度，增加了整个塔身的稳定性。另外，在塔中塑像内还发现了辽代刻经、写经和木板套色绢质佛像画等珍贵文物，是体现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技术的珍贵实物。 这一时期，名窑名瓷驰名中外，生产技术和产量都超过前代。宋代的五大名窑和元代的青花釉里红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发展水平。先欣赏欣赏五大名窑的瓷器吧。官窑是由中央政府开设的窑厂，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受仿古、复古风气的影响，不少官窑瓷器是仿周、秦、汉古铜器、玉器的样式制作的仿古陈设品。这是官窑的“青釉贯耳瓶”。此件贯耳瓶仿自古代青铜器投壶，端庄古朴，釉色粉青，釉质晶莹，温润如玉，布满冰裂纹，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这是汝窑的“洗”，这是钧窑的“玫瑰紫釉鼓钉洗”，这是定窑的“白釉划花莲瓣纹碗”，没有看到哥窑的瓷器。据说，哥窑的窑址至今不明，学界对其烧造年代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并非是宋代，而是元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其它许多瓷窑，如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榆次窑等也都有很大影响。这是龙泉窑的“粉青釉凸花葫芦瓶”，葫芦瓶是南宋后期龙泉窑创新品种之一，造型新颖。此件凸花葫芦瓶通体施粉青釉，瓶身上下部分都堆贴缠枝花卉，纹路凸起处因流釉而显出胎质的白痕，俗称“出筋”。这是榆次窑的玉壶春瓶，这是磁州窑的三色荷花瓷枕。另外还陈列着一些带有游牧文化色彩的北方地区陶瓷器，如辽的绿釉凤首瓶、黄釉长颈瓶、三彩釉鸡冠壶、三彩釉印花游鱼海棠式长盘，西夏的褐釉剔刻牡丹纹经瓶等。 元代的制瓷技术和装饰艺术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用釉下彩技术烧制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青花瓷起源于唐代，釉里红瓷起源于元代，两者组合为一个新的艺术精品是元代景德镇陶瓷艺人的一项创造性成就。根据已发现的文物资料，江西省“至元戊寅”款青花釉里红器(公元1338年)既是釉里红器有明确纪年的瓷器，又是青花釉里红器起源的物证。青花是指用青花料描绘图案花纹，然后施透明釉，再以1300度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釉里红是指用铜的氧化物(铜花)为着色剂配制的彩料，在坯体上(或先施以青白釉的坯胎土)描绘纹样，再盖一层青白釉，然后放入窑中，经1250~1280度的强还原气氛使高价铜还原成低价铜，呈现出娇妍而沉着的红色花纹。青花釉里红瓷不仅在工艺上体现它的名贵与成就，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青花釉里红瓷是素雅与艳丽的和谐统一，它犹如牡丹，叶青花红，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它的色调比重具有广泛的可变性，或浓汝淡抹，或写实写意，都意境深远，巧夺天工，这正是中国儒、释、道以及伊斯兰等各大文化融合的自然体现。 这件是“枢府窑瓷盘”。枢府窑是元代景德镇专为官府枢密院烧制的“枢府”款卵白釉瓷器的窑口，现已发现窑址在景德镇湖田。元代后期，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出现了新品种，其特征是胎体较为厚重，器底心出脐，使用模压印花图案进行装饰，纹饰有云龙、飞凤、云雁、缠枝莲等，釉色如同鹅卵发白且略带青色，不透明，较考究的成品往往带有相对的“枢、府”二字，“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这种瓷器通常被称作枢府瓷，或者卵白釉瓷。根据质量和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贡品，最为精致，专门供给宫廷，作为皇家祭器或者日常使用；二是公用瓷，由官府定制，有“枢府”字样的就属于此类，根据定制者不同，也有印其它字的，如“太禧”“福禄”等；三是商品瓷，模仿有“枢”“府”字样的器物，质量较为粗糙，但是价钱便宜，大量行销海内外。 宋代已有比较完备的医药管理组织，医学成就比较突出。这是北宋钱乙著的《小儿药证真诀》，是根据他自己多年行医心得写成的，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这是南宋宋慈著的《洗冤集录》，是我国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早300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原为北宋唐慎微著，后经医学家不断补充和核订，于政和六年（1116）出版，并改为此名。书中记录的药物有1746钟，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药物学著作。这是针灸铜人，由北宋天圣年间医官王惟一铸成，并写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三卷。凡太医院针灸科学生考试，就在铜人表面涂上黄蜡，体内注水，进行实际操作。此铜人是明英宗正统八年重新铸造的。这块就是《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书成后，刻版印行颁布全国的同时，又将图经刻于石上。原石置于开封大相国寺仁济殿内，供学习者观摩。元朝初年，石碑被运往北京。因年代久远，碑上文字模糊不清，在明代被当作一般石块砌入城墙。1971年在拆除北京明城墙时被重新发现，碑已裂为五块，其中一块残存文字三栏，中栏刻“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上”。 这件“铜壶滴漏”是我国古代利用水的恒定流量来计算时间的仪器，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套铜壶滴漏。整件滴漏由四个铜壶组成，分别是日壶、月壶、星壶、受水壶。壶壁分别铸太阳图、月形图、北斗七星图、八卦图。四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在日、月、星壶的底部各有一个出水的龙头。受水壶壶盖正中立一铜表尺，上有时辰刻度，铜尺前放木制浮箭，木箭下端是一块木板，称作浮舟。使用时，日壶的水以恒定的流量滴入下层的月壶，月壶水滴入星壶，星壶上部有一个小洞，如果月壶滴下的水多了，就会从这里流出，使星壶的水量保持恒定，以便均匀地滴水给受水壶。受水壶中的水逐渐增加，浮舟托起木箭缓缓上升，将木箭的顶端与铜表尺上的刻度对照，便知时间。 进入“明清时期”（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九一一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些行业内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若干变化。 这几件瓷器属青花五彩瓷器。明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工艺成就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是以釉下青花作为一种色彩而与釉上多种彩相结合的瓷器装饰技法，曾盛极一时。这件是“五彩鱼藻纹盖罐”，这是“五彩穿花龙纹蒜头瓶”，这是“五彩瑞兽纹葵瓣觚”，看上去浓艳热烈，非常精美。“五彩鱼藻纹盖罐”圈足内有青花“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盖一圈绘鱼藻纹，盖面饰璎珞八宝纹，上置火焰纹宝珠钮。腹部主题纹饰池塘鱼藻纹，画中红鱼鲜活，游动跳跃于浮萍和水草之间，悠然自在，形态各异，水草妖娆浮动。整幅画面朴拙华美，看似池塘小景，实则意蕴无穷，是继元青花鱼藻纹大罐之后的又一陶瓷杰作。据资料显示，曾有四件带盖的嘉靖五彩鱼藻纹罐现身拍卖场，2018年4月香港佳士得推出的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以1.2亿港元起拍，经过多方激烈竞价，最终以2.1385亿港元天价(含佣金)成交。中国的博物馆至少有四件带盖五彩鱼藻罐，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这种大罐制作工艺很复杂，前后需经三次烧制才能完成，所以更显珍贵。 这件是明代的“景泰款铜胎掐丝珐琅葫芦瓶”，造型优美，色彩绚丽。关于景泰蓝的起源，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但到明景泰年间工艺水平到达顶峰却是不争的事实，又由于产品大多以孔雀蓝为主，所以“景泰蓝”一词从此诞生，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景泰蓝见于实物，以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为最多。这个时期，工艺的风格特点已经形成，技艺精湛，接近成熟时期。制作胎型的材料有金、铜两种，纹样多为蕉叶、饕餮，狮戏球、西番莲和大明莲，釉色多为天蓝(淡蓝)、宝石蓝(青金石色)、浅绿(草绿)、深绿(菜玉绿)、红色(鸡血石色)、白色(车渠色)和黄色。 这件是什么？满是珠光宝气的，这么漂亮！哦，原来是凤冠。凤冠是皇后的礼帽，是皇后在接受册命、拜谒宗庙祭祀祖先、参加朝会时所佩戴的。此凤冠高48.5厘米，外口径23.7厘米，重2.32千克，是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通体饰翠鸟羽毛点翠的如意云片，18朵以珍珠、宝石所制的梅花环绕其间。前部上层饰有九条金龙，中层有八只点翠金凤，下层绕以三排珠串饰，其间点缀着翠兰花叶，后部立一金凤，共九龙九凤，龙凤皆口衔珠宝结，每结系珍珠2粒，红、蓝宝石各1粒。冠顶以宝石和串珠组成一组花卉，下缘一周嵌红蓝宝石，每块宝石周围饰以串珠。冠后部饰六扇博鬓，长23厘米、宽5厘米，每扇饰金龙二条，嵌宝石三颗，边垂珠串。冠口沿镶嵌红宝石组成的花朵一周。此冠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颗，造型庄重，制作精美，金翠交辉，富丽堂皇。采用的工艺有花丝、点翠、镶嵌、穿系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万历皇帝的元配，生前当了42年皇后。因其生前无子，故引发了一场是立长子朱常洛（恭妃所生）还是三子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为太子的“国本”之争，影响明末政局很深，使万历朝成为明朝由治转乱的转折点。这件凤冠是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区定陵，定陵考古共发掘出文物2648件，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瓷器、琉璃器、玉器、石器、漆器、木器、首饰、宝石、珍珠、丝织品、钱币、武器等，单是凤冠就有四件，全面直观地反映了明中后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水平。 明朝有一件航海史上的壮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就是郑和七下西洋。陈列的这本书是明代罗懋登撰写、万历年间的刻本，叫《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此套书共二十卷一百回。本书虽然取材于史事，却不是历史演义小说，属于《封神演义》一类的神魔小说。据作者的序言，他将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史实描绘成神魔小说，动机是欲借郑和下西洋之事，寄意时俗，希望能借此激励明代君臣勇于抗击倭寇、重振国威。 这件铜钟是宣德六年（1431）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为祈求航行平安而铸。郑和每次下西洋前，他率领的庞大船队一般都要在福建长乐五虎门一带集结，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等候东北季风来临再扬帆远航。在等候期间，郑和在副手福建人王景弘的陪同下到各地的寺庙行香布施。永乐十年第四次下西洋前，曾奏准在长乐南山建天妃宫，并修葺宫旁的南山塔寺。宣德六年最后一次下西洋前，郑和重修了天妃宫和南山塔寺，并在天妃宫立《天妃应灵之记》碑。据碑文可知，郑和在建三清宝殿时，曾铸钟设鼓于殿内，以保佑航行平安。此钟通高83厘米、口径49厘米、厚2厘米、重77千克。钟体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钟钮为双龙柄。钟肩表面浮印十二组祥云如意纹，腹中部是云水波浪纹，腹上部环绕一周八卦纹，共五组，其间还铸有“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铭文，下部铭文5组共54字行楷，每字1.8厘米，是“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原文无标点）。此钟形体古朴，饰纹优美，铸工精良。这件是“三宝公铁矛”，是印度尼西亚华侨谢政邻赠送的。铁矛两面分别凸铸“三宝公”和“三宝大人”铭文，是印度尼西亚民间纪念三宝太监郑和的祭典之器。 这尊白釉释迦牟尼坐像是一件有确切纪年和工匠署名的明代漳窑精品。漳密是指漳州的一处明、清瓷窑，曾以烧制白色釉瓷器而著名，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因漳州月港曾是名闻海内外的商港，漳窑出产的瓷器曾一度从那里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清朝初年，由于清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该港迅速衰落。开禁后未能恢复，其商贸地位逐渐被临近的厦门所取代，月港连同漳窑古窑址遂湮没无闻。在文博工作者的努力下，探明漳窑米色瓷的产地在华安县的上、下东溪一带，正好与这件瓷像的款识“海州府东溪乡”相吻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漳窑烧造历史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尊佛像高62.6厘米，底座长25.2厘米，宽21厘米。释迦牟尼佛祖头顶螺髻，左臂披衽，右臂袒露，胸饰“卍”字纹，双目微闭，双手叠加腹前，掌中有一宝珠，跏趺坐于莲座之上。莲座下配以底座，底刻“开元寺”“大明万历乙卯年漳州府东溪乡”“冶子陈福成叩谢”，可知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漳州府东溪乡漳窑瓷塑艺人陈福成（生卒年不详）制作并供奉在泉州开元寺的。坐像造型端庄，仪态逼真，刻画细腻，表情生动，衣纹线条流畅灵动。 到了清朝后期，新事物开始不断出现。这是中国最早发行的邮票，叫“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共有三枚，面值分别是1分银、3分银和5分银，图案正中绘一条五爪蟠龙，衬以云彩水浪，“大龙”两目圆睁，腾云驾雾，呼之欲出。清代邮票多用“龙”做图案，是因为龙体现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按一般情况，邮票应该由邮政部门发行，但是中国的这第一套邮票却是由海关发行的。1866年，清政府将递送各国使馆信件的工作交由海关负责。从1878年起，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牛庄(营口)、上海、登州、九江和镇江的海关设立书信局，兼收民信，开始发行邮票，是为中国近代邮政之始。1896年，清政府正式成立大清邮政局。别看只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可价值不菲。当初大龙邮票发行量是100万枚，由于已过去了一百多年，绝大部分大龙邮票已经销毁，目前保存着的不足十分之一。各期的大龙邮票中，阔边5分银票印数最少，纸张很薄且极易破损，品相完好的旧票已颇难得，新票属于珍品。在这些存世的新票中，留存于世的全张邮票，仅有一件孤品。这件孤品原为美国华邮集邮家吉姆司·施塔所藏，曾被中国著名集邮家周今觉誉为“西半球最罕贵之华邮孤品”。1991年9月，这件孤品在英国苏富比公司拍卖，被香港集邮家林文琰以37.4万英镑买得，使这件流落在外的中国第一珍邮终于荣归故里。展品除了大龙邮票，还有小龙邮票。这是中国最早的电话机，这是钦差出使德国的护照。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涌现出了一大批集大成的科学家，他们撰写了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名著。这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古代中国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从最早的云南元谋人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为止，跨越广阔的时空，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整个展厅从北边开始，向东一直到南边，相当阔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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