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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做最好的 20世纪20年代末的柏林，正处于一段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岁月，歌舞升平，一切都显得那么璀璨而美好。可是谁又能料到，没过几年，一场风暴不期而至，自此岁月变得动荡起来。1928年，一位名叫赫尔穆特·斯特恩的男婴出生在柏林的犹太家庭，自幼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怎奈纳粹上台后排犹情绪日趋高涨，很多犹太家庭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斯特恩一家的目的地则是遥远的中国。于他而言，内心充满了不安和兴奋的矛盾感，未来将何去何从？ 幸运的是，当他们一家落脚哈尔滨后，生活虽比较艰苦，却十分安定，一家人边打工边学着融入当地社区，学习普通话，而小斯特恩的音乐之路也没落下，他追随弗拉基米尔·大卫朵维奇·特拉赫滕贝格学习，后者被视为当时哈尔滨音乐圈的重要人物，为哈尔滨交响乐团首席及“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奠基人之一。不久后，斯特恩也被吸纳为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成员，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得了双丰收，也养成了他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心态，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 1948年，以色列国宣布成立，斯特恩离开中国，随之加入以色列爱乐乐团，这位年轻音乐家有了更多历练的机会。先期打下的扎实基础结下了硕果，使斯特恩在艺术的海洋中如鱼得水，也收到了越来越多名团抛来的橄榄枝，最终，他决定“回到”柏林，加盟柏林爱乐乐团成为首席，尽管这时的柏林已与他儿时记忆中的景象相去甚远，活力感大不如前，柏林墙的建成更是割裂了艺术界的正常流动。不过，回家总是令人兴奋的，而对于另一个故乡——中国，斯特恩同样念念不忘。 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六年后中国改革开放，1979年10月，柏林爱乐乐团开启了首次访华之旅，当走出机场接待大厅时，一些曾在哈尔滨和他共同学习过的小伙伴认出了他，30多年过去了，青年时代结下的跨国友谊却并未褪色。 上世纪6，70年代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开放程度尚不充分的中国音乐爱好者，显然对“古典音乐”这一舶来品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小遗憾当然也有，专业音乐厅并未落成，想要觅得一处声学条件上佳的场所难上加难；另一方面，职业乐团本就稀少，也缺乏对经典作品的系统性训练，遥记得在1971年亨利·基辛格访华时，他所聆听到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在种种方面都有亟待提高的空间。 尽管困境重重，但柏林爱乐在北京的音乐会却堪称“破冰”，意义非凡，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时任乐团首席指挥的赫伯特·冯·卡拉扬在三场音乐会中拿出一套诚意满满的节目单，涵盖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穆索尔斯基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这些也都是乐团自身的核心曲目。 同时，斯特恩在这次演出后回到德国，对“第二故乡”中国有了更深的情感，从中也看到了古典音乐未来的希望。他主动联系一些机构，策划中国音乐家赴德学习的相关事宜，并为他们提供乐谱、乐器乃至奖学金等，一切开始向正面发展。正如他所在的柏林爱乐乐团及曾供职过的以色列爱乐乐团，两者的创团历程非常相似，起初都如同“合作社”般，并由演奏家自行管理，一切都需要自力更生，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历都让音乐家们更相信掌握自身命运的重要性。 事实上，从柏林爱乐的官网上我们也看到这么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乐团雄心勃勃，想去到每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一点已深深扎根于它的DNA中。柏林爱乐乐团在1882年成立后，便积极与观众互动，在蒸汽机时代，旅途的艰辛毋庸置疑。不过也通过一系列音乐会，音乐家的精湛技艺得以展示。 诚然，这就是柏林爱乐被誉为“天团”而又不隐于市的原因，每每首访某个国度，那里的观众似乎都“一见钟情”，又“相见恨晚”。是的，他们留下了美妙的乐音，总令人流连忘返。新世纪过后，随着网络化进程的快马加鞭，人们能便捷地买到心心念许久的唱片，但现场音乐会依然是资深乐迷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2，西蒙·拉特接任克劳迪奥·阿巴多成为柏林爱乐新任首席指挥，并于2005年携团重返中国，曲目为柏辽兹的《海盗》序曲、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及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等，古典浪漫乐派并重又不失法式风情。与前一次相比，这次的演出场所均为现代化音乐厅，有些甚至是刚建成不久(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于2005年7月1日正式运营)，与乐团所呈现的完美音色相得益彰，而乐迷也更多试着将被好音乐所带来的视听享受“深藏心底而不轻易表白”。拉特在受访时也不吝溢美之辞：“观众的教养让人赞叹，但依然不难看出他们对古典乐所表现出的热情，‘这样专注而安静的听众，在任何地方都难找’”。 六年后的2011年，拉特再度率团访华，先前已感受过“柏林之声”现场的听众这次早早将演出票落袋为安，乐团自身优异的口碑则吸引不少圈外人士也愿意一探究竟，票房因此很快售罄。给笔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是，当时上海大剧院方面与乐团磋商后，利用户外大屏幕向更多人实时转播了音乐会的现场，堪称创举，也让好声音跳脱出剧场座位的限制，被更多人所聆听到。 乐评人王纪宴在国家大剧院聆听完后，也对乐团表现赞不绝口，直言第一首拉威尔《丑角的晨歌》开头的拨弦一响起，那魅力四射的音色就给人以十足的震惊，同时“乐团没有因技巧的高度熟稔而透出有些优秀乐团常难以避免的匠气”。那次演出的另两首大部头作品，马勒和布鲁克纳各自的《第九交响曲》，晚期浪漫主义巅峰之作，音乐深邃且绵长，谱面上的信息透着作曲家的深思熟虑，对观众，尤其是刚入门的爱乐者更是一种挑战。 慨叹于柏林爱乐献出“满满干货”的同时，也不得不提拉特的“大胆”，他在音乐会中还选了当代作曲家细川俊夫的圆号协奏曲《那时花开》。一个古典音乐的新兴国度是否对现代音乐有足够的鉴赏力和包容度呢？或许对拉特而言，一切都值得尝试，这是一种责任心，为新作品提供舞台，也为观众提供打开眼界的机会，多一份选择。 或许拉特是对的，柏林爱乐每次来华巡演，都会同时推出大师班、开放演前彩排等，促进交流的同时，也让更多人走近音乐背后的来龙去脉，哪怕仅仅是一个小节是如何被好好打磨的、一部当代作品背后的作曲家心声等。2017年，他任内的最后一次访华巡演中，现代作品依然赫然在列，为旅居柏林的韩裔女作曲家陈银淑的《弓弦之舞》。这些年随着社交平台的发展，大家有时也会从各种渠道有意无意地了解到一些现代作品的背景知识，听众对其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甚至意识到“现代主义也是古典音乐的一部分”。 更喜闻乐见的是，音乐厅观众席内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身影，每次演出结束，他们都会在朋友圈里及时分享自己的感受，或带着心仪的唱片与音乐家们敞开心扉地交流，甚至打造了自己的公众号，饶有兴致地写着导赏。确实，音乐并不该有千篇一律，每个人都可以一抒己见。 尽管2017年11月的演出，是拉特最后一次以柏林爱乐首席指挥身份率团，但却又解锁了一些“第一次”，第一次邀请中国音乐家在中国巡演中担当独奏(钢琴家王羽佳担当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独奏)，第一次造访中国大陆两个新的音乐厅——武汉琴台音乐厅和广州大剧院，那里同样有着极为庞大的古典音乐人口。不得不提的是，无论是柏林爱乐，还是王羽佳、郎朗等闪耀于国际乐坛的中国青年一代音乐家，他们的登场都堪称现象级事件，这种蓬勃的态势十分喜人，但或许还只是初露锋芒？正如拉特所说，这对古典音乐的发展益处良多，每一次影响都能让艺术保持活力，这就是“开拓”精神的奥义。 在西蒙·拉特与新任首席指挥基里尔·别特连科的交接空档期，柏林爱乐依然和中国乐迷见面。2018年，正逢改革开放40年，80后指挥家杜达梅尔作为客座指挥率团，将“年轻力量”彰显得淋漓尽致。此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似曾相识之处，同样造访“新”的城市——西安和深圳；同样选取中国演奏家——郎朗(演绎莫扎特钢协)；同样在户外转播以飨更多乐迷，在这个特别的时点显得意义不凡。 是的，大家已经开始期待现场目睹基里尔·别特连科的艺术风采了。柏林爱乐每任的首席指挥的出炉都是乐界大事，民主化决策的背后却总是伴随着一次次的“难产”。 其中，2022年6月的演出也将是庆祝中德建交5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在首席指挥基里尔·别特连科的带领下，乐团将在首次驻场活动中举办四场音乐会，作为“柏林爱乐音乐节”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乐团还计划开展室内乐音乐会、大师班、音乐会导赏等其它拓展交流项目。在此次较长的驻留期间，柏林爱乐乐团还将加强与上海在音乐及社交活动方面的交流，与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与碰撞。 从2022年起，柏林爱乐乐团将与吴氏策划在大中华地区（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展开长期排他性独家合作。 柏林爱乐与中国乐迷的“蜜月期”就将开启，这样的美好憧憬值得期待，不是吗？ 撰文：陈玉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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