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12日，北京天空飘起细雨。
天刚蒙蒙亮，聂荣臻就叫醒警卫员和司机，他要赶往中南海，面见毛主席，汇报一个紧急情况。
当时朝战正酣，聂荣臻负责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送往前线的一批氯霉素，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成百上千名志愿军战士死亡。
氯霉素是一种当时常见的抑菌性广谱抗生素，它对肺炎和伤寒有较好的疗效。朝鲜冬天气温零下几十度，很多志愿军战士得了伤寒和肺炎。在此情况下，医生很自然会给战士用这种药。
可是如果药的质量出了问题，病情就得不到控制，延误治疗时机，患者就会被病魔夺去生命。
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正是吃了这种无效的抗生素，有成百上千名患者死亡。
听了汇报，毛主席非常震惊，沉默许久，他看过那些劣质药品，将其抓在手中，神情凝重。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浴血奋战，保家卫国，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却被假药害了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说着说着，主席一挥手把假药掼到地上，怒不可遏。
当他听到这些假药来自上海的时候，他大声对罗瑞卿说：
“罗长子，通知陈毅，彻查到底，严惩不贷！”
因为这些药品来自上海，彻查的重任就落在了上海市委书记陈毅的肩上。
在经过缜密调查之后，此事很快水落石出，假药的供应商叫王康年。
药商都是内行人，他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为什么如此大胆，铤而走险？不法商人为什么成为志愿军的供货商？
这要从王康年发迹史和人品说起。
王康年是浙江杭州人，生于1924年，从小就胸怀“大志”，曾发出誓言，要赚大钱、做人上人。
17岁那年（1941年）他早早离开家乡，到上海闯荡，并且在1941年考进了上海大亚电台当播音员。
对大多数人来说，从事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并没有多大前途，混不出什么大名堂。
可是王康年有经商天赋，精明过人，硬是从中看到了商机，走上了经商之路。
原来大亚电台是一个商业性质的电台，每日的报告内容不是商品行情，就是产品广告，注定要跟市面上的商人打交道。
长此以往，王康年耳濡目染，掌握了不少行当做生意的诀窍、商场规则和市场需求。
不久后，能说会道的王康年交了个女朋友，女孩的父亲是上海一个公共租界的巡捕。这样一来，他就攀上高枝，离实现出人头地的理想近了一步。
不要小看巡捕的能量，上海滩的风云人物黄金荣就是靠当巡捕发迹的。
背靠巡捕这棵大树之后，王康年辞去了播音员的工作，一心一意去商海遨游闯荡。
很快他就在西藏路生吉里顺利租下一个铺面，做起了百货生意。
凭着自己的精明，王康年生意红火，赚到了第一桶金，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但王康年这样心比天高的人，根本就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觉得来钱太慢了。
一个饭局上，看到一个做药品生意的朋友挥金如土，他灵机一动，萌生了转行的想法。
当时抗战如火如荼，交通不便，流通渠道不畅，进口西药供应量锐减，国产西药迎来了发展契机。
于是，王康年毫不犹豫改行，做起药品生意，他在汉口路456号308室，开了一家药店，取名“大康”。
药店开张之后，生意果然出奇地好，订单不断。可是接下来却遇到问题，随着订单增加，进货资金捉襟见肘。因为药品生意好，药厂都是款到付货，王康年拿不出那么多钱周转。
于是王康年就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维持着业务。
不管怎么说，王康年在抗战时期真还赚了不少钱，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可是好景不长，内战爆发后，政局动荡，药品价格波动厉害。往往是接下客户订单之后，药厂却大肆涨价没商量。
这种情况下，别说赚钱，不赔钱就烧高香了。
可是王康年脑瓜聪明，他想了谁都想不到的高招，那就是造假，他用玉米淀粉制假，就像80年代我国某地出现的犯罪模式那样。
假药虽然不能治病，起码吃不出人命。
也就是说，在造假这方面，王康年有前科，后来给志愿军的药品造假，一点都不奇怪。
可是在解放前，王康年走歪门邪道并没有尝到甜头，反而弄得灰头土脸。因为他长期卖假药，被不少客户投诉、举报，围门堵户，将他搞得声名狼藉。这样一来，王康年生意举步维艰，订单越来越少，不得不宣布破产，还欠下了巨额债务，被不少债主告上法庭。
在上海地方法院档案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起诉状，诉状编号为诉字1061号，原告严广骏，职业新药，年龄36岁，籍贯江苏吴县，住东台路278号。
被告王康年，住址汉口路456号308室大康西药房。诉讼标的：法币2亿元。
像这样的诉状，并非一张，还有很多。
也就是说，王康年最后混的很惨，看上去根本就没有沉渣泛起的机会。
那么，王康年是如何东山再起的？
上海《解放日报》说王康年的药行“已于解放前投机失败倒闭，解放后负债复业，完全靠国家机关支持。”
上海解放后百废待兴，陈毅市长提出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扶持工商业发展，重振经济，恢复市场活力。
解放后的上海法庭，看到王康年负债累累，身上的诉状那么多。为了稳定人心、发展经济，就提出一个折中方案：
政府部门担保，银行为药店提供起步资金，王康年负债经营、偿还欠款。
得到政府扶持，王康年的药店起死回生，他很感动，决心要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大干一场，“回报”上级对他的信任。
经过不懈努力，王康年生意有了起色，也得到了政府的表彰。
区工商联吸收他为成员，人民代表还推举他为大康西药行所在街道的肃反委员会副主任。
王康年对此感激涕零，工作更加积极，生意也越做越大。
但是王康年并没有彻底改造，他的积极只是一种姿态和表象，骨子里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毛病一点都没有改。
说白了，王康年毕竟是旧社会的商人，积极是一种手段，更像是一种表演，赚钱才是真正目的。
为了接到订单，他不择手段，比如造假，比如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他对跟自己有业务往来的企事业单位的主管干部，非常殷勤，经常请他们吃饭，跟他们送礼。
为了增加业务，他甚至用美女做糖衣炮弹，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根据事发后法院的起诉，他先后腐蚀、拉拢了80多名国家工作人员，他甚至得意洋洋地说，自己的药行是“共产党员思想改造部”，能让他们“红的进来，灰的出去”。
羊毛出在羊身上，王康年当然不是慈善家，他把行贿的巨款看作是投资。
既然是投资就要有高额回报，回报的方法除了高定价，订多付少、虚开发票；就是造假、以次充好，用不合格药品和医疗器械赚黑心钱。
一些干部被高回扣诱惑，甘心情愿充当王康年马前卒。
就这样，大康药房的生意风生水起，业绩蒸蒸日上。王康年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还清欠款，还略有盈余。
到了1952年，大康的销售额就达到了450亿人民币（旧币），价值人民币450万，怎不令人惊叹。
不过无论在什么年代，权钱交易之路都充满风险，是在悬崖之间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坠落万丈深渊，王康年也不例外。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况愈演愈烈，药品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
由于当时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度遭到西方集体封锁，药品非常短缺，不得不自力更生解决。
王康年在政府部门的人脉不错，在1951年11月揽到了大量订单。订单数目太大，王康年东奔西走多日，还是没有找到足够货源。
这下子，王康年头大了，眼看交货日期越来越近，他一咬牙想到了歪门邪道，打算故伎重演、以次充好，用假药交差。
在此之前，他是做过激烈思想斗争的，军队用药可不是市民买药，弄不好会出大事的。
所以他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
最后他先到大街上算卦，然后又让媳妇掷硬币，在确定“好结果”之后，这才下定决心。
于是，一批批假药和不合格医疗器械就通过了有关部门的“验收”，堂而皇之装上了北上的列车，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前线。
这些医用物资不仅有玉米淀粉制作的药片，还有未经消毒的霉变棉花、旧纱布制作的急救包等。
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不少志愿军得了伤寒和肺炎等疾病之后，吃了假药，病情根本不能控制，反而继续恶化，被夺去性命的战士成百上千。
根据志愿军野战医院不完全统计，在朝鲜战场上，我军因为缺医少药而死亡的军人有2万多人，完全可以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志愿军战士是牺牲于王康年的“毒手”。
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没有死在美军枪炮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人命关天，此事惊动中央后，王康年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全都立时失效了。
毛主席下令，陈毅高度重视。
上海市委组成的调查组夜以继日工作，他们顺藤摸瓜查到了王康年。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从王康年的供货合同、供货渠道和银行流水，调查组查到王康年向前线提供的药品，几乎全部来自手工作坊，根本不是正规药企。
而且从王康年的账目中，他们看到了大康向政府工作人员行贿的一笔笔数字。
证据确凿，即使王康年巧舌如簧也无法抵赖，不得不乖乖低头认罪。
他能做的，就是积极坦白、揭发受贿干部，愿意退回赃款，想“将功折罪”，让政府从轻发落。
可是他太天真了，卖假药本来就丧尽天良，他卖给的还是军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怎么可能放过他？
上海市人民法庭于1953年2月28日，判处其死刑。
随即，王康年就被公安干警押上警车，当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提篮桥监狱刑场内，一声枪响，王康年应声倒下，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王康年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只有29岁，他罪恶的人生，可谓来去匆匆。
他来到这世界上，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三句话：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人在做、天在看。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