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50年，苏浙一带发生旱情，富庶之乡一夜饿殍遍地，当时的杭州市长是范仲淹，面对灾情，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名人士，却在大兴土木，大搞基建，一份“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的奏折毫不意外地出现在宋仁宗的办公桌上。然而基建效果封住众人之口，北宋科学家沈括评价道：“两浙唯杭州宴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 现代“基建”可以“一业带百业”，解决的不仅是“民不流徙”，“皆有所养”民生问题，更是助力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带动创业就业的一项利当前惠长远的战略行为。1910年，拉斯维加斯还是一座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1936年，因为大萧条而产生的大基建胡佛水坝建成之后，充足的电力供应加持博彩业，最终让偏远小镇成为“梦幻之都”。 划重点 面对疫情与经济下行双重压力，新基建提上日程，5月22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一个新名词——“两新一重”，明确指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和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加强交通等重大工程建设。  相比于新基建，“两新一重”内涵更为丰富，它是从国家战略层面重塑中国未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抢占未来，确保中国在全球的科技、经济领先地位，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为了实现人的城镇化，不仅是提升民生质量，更是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举措。而重大工程的建设，则为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强大的基础支撑。 如果从数据的角度来审视“两新一重”，它是基于数据共享之上“新基建”，无论是5G技术为核心对信息速度与效率的提升，还是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人力资源汇集与创新，亦或重点工程对劳动力流动、能源分配的基础性支撑，战略目标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稳定社会就业，更是直指数据聚集、共享与普惠，基于数据碰撞出来的创新火花与丰富应用成果，这是大国崛起的核心基石。 人力资源总是和科技产业形影不离，从1830年前后纺织工人遍布的曼彻斯特，到1990年左右汇集IT精英的硅谷，人力资源伴随着科技产业革命而呈现出集群化与高效化特征，这一特征也反作用于科技与产业，迸发科技创新火花，推动产业腾飞，成就了昔日的纺织业制度，也构建了如今的IT重镇。  “两新一重”所推动的数字化浪潮，不仅推动人力资源数字化发展，更重要是在整个产业数据化、数字化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创新价值、人才价值、资源价值得以实现与持续释放。因此，“两新一重”的过程中，人力资源绝不是一个受惠者的形象，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例如，当数字化+人力资源紧密结合之后，一个明显效果就是攻破人力资源产业壁垒与信息鸿沟，高效、精准、专业人力资源服务从大企业走向小微企业，从核心城市扩展至偏远乡镇，成为普惠性产品，为企业按需生产、柔性生产、定制服务都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1954年，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写道：“和其他所有资源相比较而言，（人力资源）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人”，当围绕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使用率已达到很高水平的时，相形见绌的人力资源也即将走向高效利用的赛场，这条红色跑道就是数字化，就是新基建，就是“两新一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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