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全性，籍贯安徽省泾县，著名电化学家，1925年4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原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科学院院士，2019年8月1日因病离世，有“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之称。 
提到高考，每个人都不陌生。这项制度诞生于1952年，后在“文革”中不幸被废止，十年动乱结束后，经邓小平决策高考重新被恢复。1977年的高考，是至今为止最特殊的一届高考，因为它创造了许多“高考之最”：2、它是至今报考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大约2000万人参加初考（2020年参加高考人数约1071万）；3、它是考生准备考试时间最短的一次高考，从通知恢复高考到初考时间仅为1个月，而且没有参考书和复习资料；正是因为它如此特殊，如今看来才显得尤其难忘、珍贵。在当时内乱依旧严重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一次开天辟地的教育改革，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一记重拳。
▲1977年8月4～8日，邓小平(前排右八)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三排左八为查全性。1977年7月，在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主动请缨挑起了科技和教育的重担，和以往领导人注重政治不同，邓小平迫切希望发展科技，而想要发展科技就必须依赖教育，依赖高素质人才，所以教育行业改革势在必行。“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 邓小平执掌科教工作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1977年8月的科教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临时组织召开的会议，参加人员事先毫不知情，他们不知道要跟谁开会、开多长时间、开什么内容，更不知道为什么是自己去参会，有些人甚至因为临时弄不到介绍信而买不到飞机票，最后不得不请求市政府才如愿成行。当时参加会议的一共有33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科技和教育界的顶尖专家和学者，分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严东生、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汪猷、王大珩，共计16人；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金善宝，计1人；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共计2人；清华大学的何东昌、潘际銮，共计2人；复旦大学的苏步青，计1人；吉林大学的唐敖庆，计1人；武汉大学的查全性，计1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驷，计1人；上海交大的吴健中，计1人；南开大学的杨石先，计1人；天津大学的史绍熙，计1人；南京大学的苗永宽，计1人；西安交大的程遒晋，计1人；华北农大的沈其益，计1人；中山医学院的宗永生，计1人；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计1人。 在这份名单中，查全性是代表武汉大学来参加的，同样他事先也是毫不知情，就只是被告知要到北京开个会。
▲1970年代中期，查全性在实验室和学生讨论间接氨-空燃料电池实验。1977年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之后，同其他参会人员被安排住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酒店——北京饭店。查全性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当他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等著名科学家及科教负责人时，才初步感受到了这次会议的高规格和不平凡。不过因为在此之前，文革给这些知识分子留下的“阴影”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们被四人帮抨击为“臭老九”，被批评说脑力劳动不算是劳动者，所以，即使在四人帮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心有余悸，个个少言寡语，显得十分拘谨。当然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为了破除大家心中的恐惧，他后来亲自上阵给大家吃“定心丸”。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中)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1977年8月4日一大早，凉风习习，时年61岁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进人民大会堂，一落座，他就操着一口特有的四川普通话，笑呵呵对大家说道：“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 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看到邓小平如此和蔼可亲，没有领导讲话常见的“官腔”、“套话”，说的都是十分“接地气”的心里话，大家开始慢慢放下内心的恐惧，逐渐畅所欲言了起来。在会议前两天，他们痛心地揭露、批判了“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有多严重，那一个个真实的、血淋淋的案例，令在场所有人不禁动容、泪洒现场。在这过程中邓小平很少插话，他只是安静地坐在沙发上，认真聆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时不时会在笔记本上记录些什么。因为左耳听力不好，所以他经常需要女儿邓楠在他耳边重复一边才能听清，不过从他脸上，大家看不出有任何的不耐烦，始终保持着淡定、从容，可能这就是伟人才具有的气魄。会议一共进行了5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也就是8月6日，会议主题逐渐从批判“四人帮”，转变到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改革上。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调查，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把这些层次不同的学员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接受大学教育，给教育组织带来了极大困难。对此，代表清华大学参会的负责人无奈发言，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确实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忧心忡忡的一席话，令在场所有人无奈地唉声叹气，邓小平心里也十分气愤，他严厉接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这就像是揭开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大家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气愤，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对邓小平说出那些心里话。直到此时，受会议气氛的影响，一直默默不言的查全性心里也像有了一杆秤，他明白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了，于是他猛地站起身来，慷慨激昂地面对邓小平说道：“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一句话总结就是，大学招考制度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对查全性的话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说道：“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事实上，查全性对现行大学招考制度的猛烈抨击，是所有人心里一直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他们明白，查全性这一席话说出来，就像是开弓没有了回头箭，一件大家期盼已久的大事情即将要发生了。查全性越说越激动，他先是痛陈现行制度的几个弊端，然后向邓小平建议到，今年的大学招生不要下放到基层，要由省、市、自治区自行组织考试选拔。这也就是要恢复十年之前的高考制度。之后，他还向邓小平建议到，不仅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报考，那些没上过高中但实际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同样可以报考......大家虽然意识到招生制度要改革，但从没有人设想过要从当年就开始改革，要知道当时已经是8月了，时间根本来不及。查全性果然是敢想又敢说。“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邓小平听完环视四座询问道，部分人点头以示赞同。随后，他又扭头问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然后查全性赶紧插话道，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更大了。对此，教育部长刘西尧也回应邓小平说道，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听罢，邓小平缓慢动了动身子，默默抽起了香烟，一言不发，会议现场也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紧张地望向邓小平，像是等待一场宣判。几分钟之后，邓小平抬头挺胸，现场拍板说道：“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虽然事先有所心理准备，不过当亲耳听到邓小平说出这句话时，所有人依旧激动地热泪盈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既是一种感动，又是一种对未来的期盼。
▲1977年10月3日，邓小平在刘西尧请示报告上批示。不到两天，全北京城都听说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曾有新华社记者找到查全性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对此查全性后来回应说，“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显得很平常。两个月后的10月12日，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终于回来了！
1977年冬天，超过2000万人参加了初考，大约570万人参加了最后的统考，其中既有16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又有30岁的大龄青年，甚至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走进考场。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题。
▲1977 年的高考报名点，时常能看到大龄考生拖儿带女来报名面对这突然涌现的大量考生，补充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当时饱受计划经济折磨的中国竟然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制试卷，无奈之下党中央决策紧急借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终于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1977年恢复高考，经此一役，无数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改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