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没有人生来就是某种性别，我们是学着去“做”一个男性/女性

造就Talk 20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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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无处不在，它从根本上构建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一切。

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性别分工为了满足早期农业社会的需求而逐渐成形的，建立在生理性别基础之上：平均而言男性上肢力量更强壮，处于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某种程度上无法在田间劳作。

这样的性别分工将女性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约束女性性行为的习俗也自然而然地诞生。因为孩子的母亲可以被清晰无误地确认，而父亲却不行。

农业社会及其对待性别的态度，一直延续至工业革命出现。纺织业的高速发展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她们愿意接受低于男性的薪水，开始和男人一起工作，乃至与男性在社会上竞争工作机会。

但这种两性模式的发展并非代表了科学进步或先进的医学理念，而是与产业革命所引发的、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息息相关。

这些性别角色的波动说明性别角色的基础不只是生物学所决定的一成不变的特性，也就是说，性别其实是由社会建构的。如今，我们对性别社会化的研究日益深入，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性别概念。

传统二元男女性别角色如今还有效吗？

我们的性别表达是怎样被建构的？

我们需要性别吗？

在《性别是流动的吗？》一书中，社会学和性别研究者萨莉·海因斯从多种角度审视性别，发掘性别的不同定义，探讨性别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流动的。

以下内容节选自《性别是流动的吗？》，略有删改，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

欢迎在本篇文章下留言，被zan最多的3位评论者，将获得造就送出的《性别是流动的吗？》一本。

生物学对于性别化的体验和行为的影响究竟有多深，研究者们见解不一。

一种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提出，性别角色——被指定为某一性别之“正常的”或“理想的”行为范式——并不完全由人类生物学和演化决定，而是某种程度上由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来创造和延续。

超出这类指定行为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就会被认为是“异常的”。

某公司的减肥产品广告，通过暗示只有纤瘦的女性才有资格穿上比基尼来强化女性在体形方面的焦虑

该如何评价这种见解呢？我们可以检视性别角色在历史上是怎样被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理解的，在当今世界又是如何被看待的。

历史学家如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1941—）、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1943—）和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1949—）批驳了上述生物学视角，声称以历史的透镜观察性别，会有更为复杂的发现，有关性别的认知和期待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改变的。

农业社会中的性别分工

最早期的人类社会是由游牧型的狩猎——采集者组成的一个个群体，但在某些地区，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人们定居下来，种植食物自给自足，农业社会范式随之兴起。

由于高效的农田能养活比运营农场所需人数更多的人口，这些社会发展出食物盈余，令某些人可以从事与果腹无直接关联的活动，例如军事征伐、发展高级技术，乃至从事贸易活动。

在这样的社会中，土地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就是财富和地位的重要来源。后来，这种态度被扩展至普遍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财产，而非劳力，是社会地位的根源之一，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家庭群体中地位最高的男性来拥有或管控。

早期农业社会以一个家庭或共有单位为基础，其中每个成员在食物生产中都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此类社会中常见的劳动分工是男人在田间作业，女人承担起家务管理，筹备食物，织羊毛或做衣服，以及照看儿童和家属的职责。

这样的分工可能建立在某些因素的基础上，例如男性的上肢力量平均而言更强壮，或是女性的生育角色意味着如果不控制生育，有生育力的妇女可能时常会怀孕或处于哺育期，因此某种程度上无法在田间劳作。个体很难甚至不可能脱离家庭或共有单位而存活。

由此而言，财产归属于家庭单位而非个体是有其道理的，因为男人几乎总是领导着家庭单位，他最经常积聚、管理和保护这些所有物。

随着农业社会逐渐进步——发展成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各大文明——早期农业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在宗教和文化准则中被保护下来，即便创造这些文明的条件已然改变后，也依旧如此。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壁画残片，描绘了男人在播种和收获

上文提及的三大文明中，女性影响力被普遍认为仅限于家庭内部，男性影响力则扩展到公共生活层面。一家之主就是地位最高的男性。

在某些农业社会，例如古希腊，男性拥有或管控家庭单位资产的倾向发展至极端——女性根本不被允许拥有财产，或购买任何比一蒲式耳大麦更为昂贵的东西。

尽管古希腊是众所周知的民主发源地，可希腊女性并不享有投票权，很多妇女被要求任何时候都要受男性监护人（kyrios/male guardian）的管控和保护。

此类情形将女性置于从属的地位，迫使她们为了食物、保护和生计而依靠男性资产所有者。这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如亚里士多德宣称的：“两性之间，男性天生就是高级的，女性是低级的；男性天生就是统治者，女性是臣服者。”

农业社会的财产一般世代继承，因此个人的地位取决于其宗亲。约束女性的性行为源头在此：孩子的母亲可以被清晰无误地确认，而父亲却不行。女性的贞洁（婚前）和忠诚（婚内）相当重要——以确保孩子双亲的身份都可以被确认，进而巩固其社会地位和继承权。

不同社会尽管在分派女人驻守家庭、男人致力于公共领域方面基本相似，但也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比如在古埃及，从律法的角度而言，女人和男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女人可以拥有和继承财产，提出离婚，订立契约，立遗嘱，乃至借款。

在许多发达的农业社会，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女人不参与劳作是地位的象征。

这意味着她的丈夫或父亲有实力扶养她，提高了他们乃至家庭的地位。然而事实上，即便是地位最高的女性，也被要求掌管家中的仆人或奴隶，这些人为维持家计和照看孩童承担了必要的体力劳动。

出身不够好或是没有男性监护人来扶养的女性，就得通过劳作来维持生计，如同奴隶。卖色也是一条出路。

其他途径包括：和家人一起耕作小块农田；纺织、编织或制衣；照看其他女人的孩子；当接生婆；做家务或搞清洁；或者担当女祭司——大多是在崇拜女性人格神的教派中。

公元前500至480年雅典的人物花瓶彩绘上描绘的女性生活

不同社会中的支配性行业不尽相同，但并非所有女人都有男性家庭成员来扶养。因此，一些妇女不得不外出务工，有可能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并贴补家用，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们已经成为奴隶。

女性的“走出家门”与“回归家庭”

农业社会及其对待性别的态度，一直延续至工业革命出现，其在欧洲始于18世纪末，并贯穿整个19世纪。

此前，欧洲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小型的乡村社群中。妇女通常会参与维持生计所必需的作坊手工业，例如纺织。

农收时节，女人、男人和孩童一起为收庄稼而辛勤忙碌。城镇地区，妇女与男人并肩从事贸易和手工业，制作织物乃至皮革和金属制品。

18世纪时许多妇女都在家庭作坊里从事纺纱之类的工作

在17和18世纪，两性模式的发展并非代表了科学进步或先进的医学理念，而是更关乎经济和政治转变，特别是关乎女性与男性一起工作或与之竞争的能力。

到了现代，整个世界对于性别差异的看法的持续演变，确实与每个地区由自身的产业革命所引发的、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息息相关。

举例而言，日本的工业革命晚于西方，大约始于明治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为日本女性带来了类似西方女性所经历的角色转变。

西方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妇女和孩童在方兴未艾的产业中与男人一起工作（然而反对童工的斗争致使孩童和妇女的工时不断减少，最终再次消失）。

尽管工人阶层的妇女一直以来都不得不外出觅工，然而工业革命期间，工作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纺织、制陶、量产食物和服装制造等各产业中的新技术，取代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技工。妇女和孩童——愿意拿更低的薪水，而且可能一开始就更乐于接受新技术——开始取代男人，或是填补他们的空缺。

代表男性成员利益的工会反对妇女承担起传统上养家糊口的男性化角色。

1851年曼彻斯特的迪安制造厂，女工正在棉纱并线间劳作。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妇女通常受雇于纺织厂

作为劳动大军中临时的、次要的成员，妇女从来都不是威胁，但如今——至少在某些产业中——她们正在跟男人抢饭碗。

包括主流的基督教在内的一些宗教的领袖们，也在担忧女性化的性别角色显现出波动的状态，这违背了许多宗教典籍中的教诲。

如果由来已久的有关理想女性气质的社会建构（女人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可以被维系下去，这些忧虑就会得到缓解。

宗教领袖和工会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职业妇女（即工人阶层的妇女）在主流的性别话语中被展现成失败的女人。

男人负责养家糊口，女人负责照顾家庭，这一中产阶级的理想本可能会被工业革命彻底取代，然而却坚挺地度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

1875年的女性杂志插图，描绘了当时最时尚的紧身拖地长裙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家如克莉丝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1941—）提出，这一范式是与资本主义相匹配的：女人提供无偿的家务劳动，充当廉价商业劳动的“后备军”（reserve army），并生产和社会化下一代工人。

这得到了当时科学的“双性”模式的支持，因其反映了“典范”的自然秩序而被正当化。尽管对于那些需要女人的工资来贴补家计的人而言，它经不起推敲，但是这种“典范”一直以来都极难消解。

这种理想的显著例外，就存在于新西兰和美国西部这些“边陲”文化中。在当地，开拓殖民地的妇女在父亲、丈夫或兄弟离开或伤残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传统上被界定为男性化的角色——例如射击、驾驭马队，以及保护和供养家庭成员。

美国花式射击手及知名女狙击手安妮·奥克利

相应地，新西兰和美国西部的某些州就成了最先给予女性投票权的地方（虽然美国整体上直到1920年才给予全境女性投票权），在某些情况下，女性也有权继承财产。

与此同时，在英国，理想女性气质的观念与女工数量日益增长之间的冲突，成了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关注点之一。家庭服务业和护理工作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作为良好的婚前培训被加以推广。

为工人阶级的女性提供教育，就是通过培养其承担家庭职责令她们接受教化，这是灌输中产阶级家庭准则的手段之一，正如1904年的政府报告所阐明的：

“在13岁时，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都已开始在工厂做工，以解决她们自身的收入问题。伴随着工厂生活的热烈昂扬和说长道短，她们与一大群人共处在一起。如此，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全然忽视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切……盼望女孩们放弃工厂生活是白费功夫，除非她们被教导在家务劳动中发现乐趣。”

日本丝织厂里妇女们剥蚕茧抽丝的工作场景

与此相似的反对女性转变角色的强烈反应，体现在日本颁布于1898年的《明治民法》（Meiji Civil Code）中。日本在开启工业革命近三十年后，要求妻子在如下方面应征得丈夫的准许：

“接受或使用资金；签订借款合同或提供担保；就获得或放弃其在不动产或贵重动产中的权利相关的任何行为；在诉讼程序中采取任何行为；将赠予、和解或契约提请仲裁；接受或拒绝继承；接受或拒绝赠予或遗产；签订任何牵涉她自身作为法人的处分权的合同。”

在《阶级与性别的形成：成为体面人》一书中，性别研究学者贝弗利·斯凯格斯（Beverley Skeggs）提出，正如在19世纪一样，现在关于“体面”（respectability）的观念对于性别建构而言仍是至关重要的。

做个“好女人”（good woman）通常是与做个体面的女人画等号的，要展现约束、自制和“不过分”，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反映出良好品位的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

学习如何成为男性/女性

有关性别社会化的研究显示，性别化的行为是习得的，而非与生俱来的。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周围人们的态度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

关于性别社会化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确实是在赞赏女孩和男孩的某些特定行为，鼓励性别化的玩具和活动，期待差异化的身体表现。相关研究同样强调，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是建构性别差异的关键。

历史和宗教的重负，以及那些被展现成“自然而然”的东西，迫使作为社会也作为个体的我们倾向于维持传统性别角色。

针对性别和教育的研究揭示了系统化的预期，即女孩或男孩在某些科目上会表现得更好或更差，会导致他们在学校里基于自身的性别选择——甚至是被鼓励去选择——不同的学科。

性别与传媒研究已经着手处理性别差异如何被深深植入文化表征：针对男孩和有关男孩的媒体产品，倾向于突出行动和勇气，与此同时，面向和有关女孩的产品则偏重善良和美丽。

在意大利，婴儿出生后，如果是个女孩，按传统要在家门上悬挂一条粉红玫瑰的丝带；如果是男孩，就悬挂蓝色丝带，以此来宣告婴儿的性别

女性主义哲学家艾里斯·玛丽昂·扬（Iris Marion Young，1949—2006）在其文“像女孩一样投掷：女性身体举止的运动性和空间性的现象学”（“Throwing Like a Girl: A Phenomenology of Feminine Body Comportment Motility and Spatiality”，1980）中提出，女孩会将她们身体柔弱的观点内化。

她们不会认为自己可以胜任体力活，导致她们不会在体育活动中锻炼自己。不去进行诸如投掷之类的锻炼，力量和身体上的自信就不会增强。

扬指出，女孩们不会被鼓励如男孩一般自如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而这种影响贯穿她们的生活。根据扬的观点，女孩们是“身体上拘谨的、受约束的、被安置的，以及被客体化的”。

20世纪80年代性别社会化理论的重要扩展之一，就是朱迪斯·巴特勒的断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建构起来的。她提出，重要的不是身体上的种种差异，而是这些差异在社会中被看待的方式。

对于巴特勒来说，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都是通过话语来建构的。从这个视角出发，性别并不存在于话语之外。

巴特勒认为，没有人生来就是某种性别的；与之相反，我们是学着去“做”性别的：“我们以巩固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之印象的种种方式来活动、行走、表达和交谈。”

巴特勒发展了“述行性”（performativity）这个概念，来思考性别的法则如何强制和重复地被付诸行动——以一种暗示它们为与生俱来的方式。